抱養女嬰

應華美協進社邀請，到紐約去講《紅樓夢》。他們提供的是美國大陸航空公司的往返機票。2006年4月12日登機那天，到登機口一看，幾乎全是洋人。坐下來環顧，發現不少洋人全帶著孩子。再細看，呀，那些孩子怎麼差不多全一般大，而且，竟全是中國娃娃。更仔細地看，那些嬰孩應該全是女娃兒。攜帶她們的洋人，有的看上去是兩口子，更多的則是單身的婦女或先生。從他們的肢體語言上，就能看出他們對自己攜帶的女娃非常疼愛，有的緊摟懷中，有的給坐在摺疊小椅上的孩子喂水，有的則彎腰扶著小胳臂讓其試步……

原來，跟我同機的，有一個不小的美國領養中國被遺棄女嬰的團體，他們已經在中國辦理完所有相關手續，正帶著自己選中的愛嬰，返回美國。

美國人從中國領養女嬰，始於1992年。首批被領回去的，現在已經上中學了。目前這種從中國福利院領養去的棄嬰，據說在美國已經累計達到六萬多名。被領養的棄嬰幾乎全是女娃，有“中國妹妹”?之稱。?

飛往紐約的航程裡，我一直在琢磨，怎麼那麼巧我揭秘《紅樓夢》，是從書裡的秦可卿入手，而書中第八回末尾，就交代說，秦可卿本是一個小官吏從養生堂裡抱養出來的女嬰。當年的養生堂，相當於現在的福利院，當然，舊時代的養生堂(又叫育嬰堂)黑幕重重，現在的福利院應該是一個健全的民政機構。但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這類機構所收養的棄嬰，總不能長期留存在那裡面，根據法律法規，辦理相關手續，讓社會上具備一定經濟條件和道德水平的人士從中領養，是中外古今這類機構慣常的行為方式。

看過英國19世紀作家狄更斯的長篇小說《霧都孤兒》，我們就可以知道，在舊時代，西方的孤兒院(也就是育嬰堂、養生堂)裡的棄童過著怎樣非人的悲慘生活。而他們被領養出去後，多半又會被當作童工驅使盤剝，只有希冀偶然的運氣，才能終於脫離樊籠，迴歸到正常(實際上也就是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那個時代，中國的養生堂也是暗無天日的地方，從那裡抱養出去的孩子，男的往往是被當作學徒，女的往往成為丫頭，命運稍微好些的，也不過是成為小戶人家的養子養女。對於他們的來歷，父母諱莫如深，他們長大後有所疑惑、察覺，都會非常地痛苦。就因為他們“來歷不純”，所以會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特別是婚姻、就業等方面，遭遇障礙，形成坎坷。

美國19世紀小說家霍桑的《紅字》，雖然講的不是養生堂的故事，但是書裡的那個女孩珠兒，就因為她“不知其父”，“來歷不明”，也就跟她那至死不說出她父親是誰的母親一樣，每天身上必須掛出屈辱性的紅a字，被示眾、被歧視。這說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血統問題仍是一個能制人於死命的嚴重問題。所以《紅樓夢》第八回末尾的那段交代，說秦可卿是宦囊羞澀的小官吏從養生堂抱出的女嬰，卻僅僅因為跟賈府有些瓜葛，就嫁入到人人一雙富貴眼睛的賈氏家族，成為寧國府三世單傳的貴族公子賈蓉的正妻，確實是有悖那個時代常理的，不僅有悖那時中國的常理，也有悖霍桑、狄更斯筆下描繪過的，以往西方社會的常理。那確實是個值得探究的“癥結”。

飛機上鄰座的一位美籍華人女士，跟我談起美國領養團，她說這些白種美國人會為所領養的“中國妹妹”安排很好的前程，送她們入名校，最後將她們輸入美國主流社會。她估計再過十年，這些女孩中長大成人的，會組成“中國姊妹會”，她們會意識到她們在美國社會里是一個特殊的族群，她們會返回中國尋根(實際上現在已經有1992年抱養去的回來尋求“我究竟是誰”的答案)，會在美中各方面交流中起到某種特殊的作用。

飛機開始降落，舷窗外，已呈現出紐瓦克國際機場的鮮明輪廓……?

大娃娃心態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美國白人組成領養團，到中國福利院裡抱養被遺棄的女嬰到了紐約以後，我還經常跟那邊的人士討論。總的來說，每一位領養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很私密的原因。但是，大體而言，他們有其共同點，就是出於樸素的人道考慮，覺得自己既然有能力，就應該做這種珍惜生命的事情。這跟一般美國人都信奉基督教新教派，持有宗教情懷也有很大關係。20世紀50年代，曾有很多美國人自願領養韓國孤兒，六七十年代，積極抱養越南孤兒又形成一種風氣。現在，儘管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中國生產的衣服和鞋子充斥在美國的各大商場，中國的家用電器也令美國人覺得物美價廉，但是，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嚴重，拋棄女嬰仍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某些福利院收容的女嬰數量已經相當可觀。而中國本土人士抱養這些女嬰又並不踴躍，於是，一些知道了此種情況的美國人士，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自願組合成了一批批的領養團，來中國抱養被遺棄的女嬰。

我在赴美途中遭遇美國領養團，其中諸多鏡頭令我久久難忘。比如一位獨身男士還為自己和女嬰購買了頭等艙的座位，進入機艙後立即佈置成一個小小的遊樂區，全身心地逗那女嬰咯咯歡笑，他自己也高興得像一個大娃娃。

大娃娃的作派、心理和情趣，是我接觸許多美國人以後形成的一個總體印象。比如這次赴美“弘紅”――就是弘揚中國的《紅樓夢》――本來就是到華美協進社二樓的演講廳裡去講一番我的《揭秘》，後來卻通知我他們要與哥倫比亞大學合辦，而且要把演講的那一天命名為“劉心武日”。查德知他們這個決定我真嚇了一跳，畢竟我是中國人，從傳統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我意識裡的積澱都很深，論資排輩也好，論功行賞也好，在哥大舉辦某某某日，怎麼說也不應該輪到我頭上，而且，我若接受下來，豈止是不謙虛，簡直就是狂妄!但到頭來4月15日還是搞成了“劉心武日”。上午我講《秦可卿與賈元春之謎》，下午講《賈寶玉和情榜之謎》，兩講前分別播放中央電視臺錄製的《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劉心武撫摸北京》上下集，設臺面展示出售我的若干著作，散發關於我的創作簡歷和有關我《揭秘紅樓夢》引發大爭論的材料，張貼了一些跟我有關的中英文報道及照片。我發現，美國人的想法很單純，就是我們既然請來了劉心武，手中又有若干資源，而事前報名訂票的人士又逾百人，何不大家高興一番呢他們並不把“劉心武日”的叫法看得那麼鄭重，融注進那麼多的內涵，就是一群大娃娃，聚在一起度過一個跟劉心武有關的週末，在嘉年華式的活潑氣氛裡，順便地瞭解到一點關於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和關於一箇中國當代作家的相關資訊。

美國式大娃娃的心態，感染了我。出發前，一位友人叮囑我：“你可是負有重大使命啊!”到了美國，我會見了華美協進社的社長、副社?長――?兩位白人女士――以及其分支機構人文學會的雙主席，來自內地的何勇和來自臺灣的汪班二位先生。輕鬆交談中，我就明白了，在紐約這個大都會，每個週末都會有無數的文化活動，且不說大都會博物館和林肯中心裡面，也且不說百老匯長街上的無數劇場和分佈在各區的圖書館裡，就是許多小型的文化場所，也有極其豐富多彩的安排。某處可能有關於柬埔寨吳哥窟的研討，另一處可能有某部東歐作品英譯本的首發式。華美協進社本身，也開展著多種介紹中國文化的活動，一樓的展廳裡就正舉辦中國青花瓷精品展。來一個劉心武，講兩場《揭秘紅樓夢》，而且只是用中文講，不過是一滴雨水，落進浩瀚的大海里罷了。認真對待是應該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講座看得那麼重要，動輒視為“使命”呢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傳播於週末消閒，“劉心武日”無非是個小小的週末遊戲。進入這樣的心態後，我那天的演講，意態輕鬆，揮灑自如，反而獲得了異常熱烈的反響。

那天中午，接待方引我去一處學生宿舍休息，路經大學綠地，看見一些從新澤西州開車來聽我演講的人士，在草坪上鋪開布巾，席地野餐，以待下午我的第二講，很是感動，也更有返老還童的欣悅。

夏志清捧場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弘紅”次日，幾乎美國所有的華文報紙都立即予以報道。《星島日報》的標題用了初號字《劉心武哥大妙語講紅樓》，提要中說：“劉心武在哥大的‘紅樓揭秘’，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他的風趣幽默，妙語連珠，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來捧場，更一邊聽一邊連連點頭，講堂內座無虛席，聽眾們都隨著劉心武的‘紅樓夢’在榮國府、寧國府中流連忘返。”

我第一次見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數所著名大學演講(講題是中國文學現狀及個人創作歷程)，首站正是哥倫比亞大學。那回夏先生沒去聽我演講，也沒參加紐約眾多文化界人士歡迎我的聚會，但是他通過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館單獨晤面，體現出他那特立獨行的性格。那次我贈他一件民俗工藝品，是江浙一帶小鎮居民掛在大門旁的避邪鏡，用錫製作，雕有很細膩精巧的花紋圖樣，他一見就說：“我最討厭這些個迷信的東西。”我有點窘，他就又說：“你既然拿來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紐約也是不少的文化界舊友新雨舉辦餐會，歡迎我和妻子曉歌。記得那回來的人甚多，以至餐館包間的玻璃拉門都關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斗級人物有唐德剛先生，夏先生卻仍不來“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顯得十分硬朗，談笑時聲如洪鐘。但這回再赴紐約，要把周汝昌先生囑交的《我與胡適先生》面呈唐先生時，接待方告訴我，唐先生竟已中風，行動語言不便，我只好惆悵地把周先生大作和兩冊拙著給華美協進社的何勇先生，煩他轉遞致慰。

夏志清先生只比唐德剛先生小一歲，這回赴美在哥大演講的前一天，紐約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園綠色酒苑小聚，為我洗塵。夏先生攜夫人一起來了，他腰直身健，雙眼放光，完全不像是個85歲的耄耋老翁。他不僅在中國文化方面造詣很高，英文寫作在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眼中也屬一流，我感覺他已經具有熟練的英語思維，也具有了“美國大娃娃”的特點。席上他稱老妻為“媽媽”，兩個人各點了一樣西餐主菜，菜到後互換一半，孩童般滿足，其樂融融。

我演講那天上午，夏先生來聽，坐在頭排，正對著講臺。講完後我趨前感謝他的支援，他說下午還要來聽，我勸他不必來了，因為所有來聽講的人士，都可以只選一場來聽，一般聽眾是要購票入場的，一場20美元，有的就只選上一場，或只選下一場，兩場全聽，其實還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還是來了，還坐頭排，一直是全神貫注。

報道說“夏志清捧場”(用二號字在大標題上方作為導語)，我以為並非誇張，這是實際情況。他不但專注地聽我這樣一個沒有教授、研究員、專家、學者身份頭銜的行外晚輩演講，還幾次大聲地發表感想。一次是我講到“雙懸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兩派政治力量的對峙，以及“乘槎待帝孫”所表達出的著書人的政治傾向時，他發出“啊，是這樣!”的感嘆。一次是我講到太虛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隱含著賈寶玉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別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時，針對我的層層推理，他高聲讚揚：“精彩!”我最後強調，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懷，沒有把《紅樓夢》寫成一部政治小說，而是通過賈寶玉形象的塑造和對“情榜”的設計，把《紅樓夢》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懷的高度，這時夏老更高聲地撥出了兩個字：“偉大!”我覺得他是認可了我的論點，在讚揚曹雪芹從政治層面昇華到人類終極關懷層面的寫作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