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與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中，第613頁，由荷蘭烏得勒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杜維?福克馬執筆的《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出現》一節裡，他這樣說：「在新作家裡，劉心武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後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綜合後果。」在第800頁，由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塞瑞爾?伯奇執筆的《毛以後的時代》一節裡，則說：「‘傷痕文學’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實際上的宣言，應推劉心武1977年11月發表的《班主任》。書中的那位中學教師，是個劉在後來的幾篇小說中也寫到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受人喜愛的人物。那位老師所講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戲劇性，但僅寥寥數筆就勾勒出幾個互成對照的青年形象。一個是‘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失足者，那位老師不顧同事們的懷疑，為他恢復名譽。但這個失足者倒不成問題，問題出在那個團支書思想受到矇蔽，甚至比那個小搗蛋都不開竅，但她熱情很高，而且動不動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沒看過的文學作品斥為淫穢讀物。相比之下第三個學生就是個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個動亂期間，她的家庭環境保護了她的心靈健全，因為她家書櫥裡還繼續放著托爾斯泰、歌德、茅盾和羅廣斌的作品。」然後又說：「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接著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會上的一段發言，又說：「在運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劉心武進展很快。1979年6月他發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故事成功地將隱喻、戲劇性的事件和複雜的時間結構，全部融合進長留讀者心中的人物描寫裡，描寫了一個才華橫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書桌中的一張女人的照片……劉心武將藏匿的照片這一象徵物，觸目驚心地暗喻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中，這真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譯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這些「洋鬼子」的話，確實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為了簡便地說明以下幾個問題：(1)《班主任》這篇作品，產生於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積存已久的腹誹，其中集中體現為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強烈不滿。
(2)這篇作品是「傷痕文學」中公開發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們對這篇作品，以及整個「傷痕文學」的閱讀興趣，主要還不是出於文學性關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說是社會性關注使然。
(4)這樣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轟動，主要是因為帶頭講出了「人人心中有」，卻一時說不出或說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說，它是一篇承載民間變革性訴求的文章。
(5)這樣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等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要是研究中國政治、社會、歷史――的注意，用來作為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社會發展變化的一種資料，這當然與純文學方面的評價基本上是兩回事兒。
(6)就文學論文學，《班主任》的文本，特別是小說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寫《我愛每一片綠葉》時，技巧上開始有進步，到1981年寫作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時，才開始有較自覺的文本意識。
《班主任》的構思成熟與開筆大約在1977年夏天。那時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編輯。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師，從1974年起被「借調」離職寫作，1976年正式調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當文藝編輯。《班主任》的素材當然來源於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體驗，但寫作它時我已不在中學。出版社為我提供了比中學開闊得多得多的政治與社會視野，而且能更「近水樓臺」地摸清當時文學復甦的可能性與徵兆，也就是說，可以更及時、有利地抓住命運給個體生命提供的機遇。
寫《班主任》時，作為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分工抓長篇小說，當時手裡比較成熟的稿子有兩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薩》，另一部是兩位農民作者合作的，寫農村修路的《大路歌》。他們的稿子生活氣息濃烈，文字也活潑流暢。雖說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幫」，但1977年2月7日，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通過「兩報一刊」的社論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決定了還得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當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們編輯部對稿子的取捨，也就不能不以此為準繩，這可難為了我這個責編和兩位作者――我們必須使稿子裡有階級敵人搞破壞，還得歌頌「文化大革命」。可他們那裡修路，實在並沒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我出差到他們所在的農村，跟他們翻來覆去地編造階級敵人破壞的故事，可是怎麼也編不圓。結果，這部書稿到頭來沒能出版。與《雅克薩》作者謝鯤的接觸，使我感到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抓緊做事(1977年我35歲，已不能算是很年輕了)；編《大路歌》的失敗，使我產生出棄瞎編、寫真實的求變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開始在家裡那十平方米的小屋裡，偷偷鋪開稿紙寫《班主任》，寫得很順利，但寫完後，夜深人靜時自己一讀，心裡直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這樣的稿子能公開拿出去嗎在發表慾的支配下，我終於鼓起勇氣。有一天下了班，我到離編輯部最近的東單郵電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給《人民文學》雜誌。櫃檯裡的女工作人員檢查了我大信封裡的東西，嚴肅地跟我指出，稿子裡不能夾寄信函，否則一律按信函收費。我心理上本來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險的事，她這樣「公事公辦」，毫不通融，令我氣悶，於是我就跟她說不寄了。從東單郵局騎車到了中山公園，在比較僻靜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後決定：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還是乾脆拉倒後來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細讀，竟被自己所寫的文字感動，我決定，還是投出去吧，大不了發表不出來，還能把我怎麼樣呢過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郵電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說稿在《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的具體處理過程，我自己並不十分清楚。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善公關交際，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去其實從我當時居住的地方騎車過去只需十多分鐘，可是出於羞澀，我還是寧願花錢費時通過郵局寄去。小說發表出來時已是12月(刊物脫期了)。我從報紙上看見目錄，自己騎車到編輯部，沒好意思見編輯，直接到總務人員所在的大屋，拿現金買了十本，那屋裡的人當時也不知道我是誰。出了編輯部，我趕緊騎車回家，展讀那油墨噴香的刊物，心裡很高興。不過，那並不是我頭一回聞見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談〈第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發表過約七十篇小小說、散文、評論什麼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為調離中學，我為當時恢復出版業務的機構提供合乎當時要求的文稿，發表過若干短篇小說、一部兒童文學中篇作品、一部電影文學作品。這雖然都是些現在提起令我臉紅的東西，但它們也可能使當時《人民文學》的編輯們多少對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時審閱我的稿子。我對《班主任》敝帚自珍，因為那畢竟是我第一篇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寫出自己真實認知的作品，我並因此成名，為世人所知。
《班主任》發表後，讀者反響強烈，看到這篇作品的人紛紛給我來信，尤其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後，影響就更大了。北京一些來往密切的業餘作者，也都紛紛給予鼓勵，我所任職的出版社的同人們也都為我高興。大家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創辦了《十月》(開頭還不叫刊物，叫叢書，實際就是大型文學刊物)。我趁熱打鐵，在《十月》創刊號上發表了《愛情的位置》，電臺也馬上就廣播了。我又在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醒來吧，弟弟》，電臺又予廣播。這些作品雖然「思想大於形象」，但也有讀者向我表示，他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如有個工廠的工人，打聽到我家地址，找上門來，他手裡拿著一本發表《班主任》的雜誌，遞給我看。他在那小說的很多文句下劃了線、加了圈，他說那些地方讓他感到很生動，比如小說裡寫到工人下班後，夜晚聚到電線杆底下打撲克，他就覺得那細節「像條活魚，看著過癮」。當時文學界一些影響很大的人物，像張光年不消說了，正是他拍板發出了《班主任》這篇作品，此外像馮牧、陳荒煤、嚴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來支援。但反對的意見也頗強烈，有人寫匿名信，不是寫給我和編輯部，而是寫給「有關部門」，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這在當時不是個好諡號，因為蘇聯作家愛侖堡曾發表過一部叫《解凍》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配合赫魯曉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始作俑之作。「傷痕文學」既然屬於「解凍文學」，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了，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針對我的《班主任》，不過在那種情況下，「傷痕文學」絕對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我也聞之驚心)。更有文章公開發表，批判這些作品「缺德」，我還接到具名的來信，針對我嗣後發表的《這裡有黃金》(那篇小說對「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遠」(來信者稱他曾犯過「右派錯誤」，而那之後對他的批判鬥爭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穫很大，不容我輕易抹殺)。而同時，港、臺及海外對《班主任》又大力介紹，有些言辭相當誇張，如說我是「傷痕文學之父」等等。
?那時候，這樣的「海外反響」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對當事人側目。因此我在頗長一段時間裡，心裡都不是非常踏實。1981年，我應日本《文藝春秋》社邀請訪日期間，主辦方帶我們參觀一座日本古代監獄模型時，翻譯林美由子小姐「觸景生情」地對我說：「你是不是差一點被關起來」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呆過的人，根據切身體驗，在初讀《班主任》時(那時已回日本)，確實為我捏了一把汗――這種心理狀態，29年過去，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就是我這個當事人，回想起來，也恍若一夢!但以下的事情卻絕不是夢，而是切切實實經歷過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發表之後，1978年3月，報紙上還刊登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強調「兩個凡是」，強調要「繼續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戰果」(只是說「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而以後必要時還要搞)，還說「四人幫」是「極右」，以此阻撓黨內外批極左的強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之《人民日報》轉載，這讓我心情為之一振，我意識到這些事情都與我生死相關。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同時「四?五」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我歡欣鼓舞。1989年，復甦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班主任》獲第一名。當時茅盾在世，我從他手中接過了獎狀，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為是一場浩劫。緊跟著，改革、開放的勢頭風起雲湧，呈難以逆轉之勢。說實話，這時候我才覺得懸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劍被徹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為特殊歷史時期裡，以小說這種形式，承載民間訴求的功能，也便完結。它被送入了「博物館」(各種當代文學史，或《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一類的資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學愛好者在閱讀中產生出審美愉悅了，甚至於，反而會引出「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一時轟動」的深深疑問。進入20世紀80年代，想再靠這樣的創作路數和文本一鳴驚人，獲得榮譽，是越來越難了。自《班主任》以後，我筆耕不輟，一方面堅守社會責任感，越來越自覺地保持民間站位，不放棄以作品抒發浸潤於我胸臆的民間訴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學上的修養，努力使自己的小說更是小說，並大大展拓了以筆馳騁的空間。
《班主任》發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願重提這粒「陳芝麻」，但最近我從年輕一代那裡聽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說，《班主任》的寫法，以及一度的轟動，是畸形的文學景觀；另一種說，像那樣的作品，在適當的社會發展階段，還一定會捲土重來，是文學史上慣常的一元、時不時會一閃的正常景觀。我不能確定他們誰說得更有道理，也許，唯有未來文學發展的軌跡本身，才能確認或否定種種不同的預測。?
關於《紅樓夢》的問答
［按］這是中央電視臺錄製的一個訪談節目，已於2006年7月10日分別在中央電視臺1頻道和10頻道播出四次。現將節目中我對主持人及現場觀眾提問的回答摘錄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讀《紅樓夢》是在多大歲數？
劉心武：我想應該是在上小學的時候，因為發現父親睡覺的床的枕頭特別高，我就掀開枕頭，發現裡面就有這個，還不是線裝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書裡面還有繡像，那我就覺得挺有意思，他怎麼看這個，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覺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發現我從枕頭底下薅出來看吧，他們也沒有譴責我。所以我最早看應該就是在上小學，大概那個時候應該是12歲這個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紅樓夢》的時候，您愛挑著什麼看？
劉心武：愛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頑童鬧學堂。因為我在學校裡面是一個比較內向的，就是肢體語言比較少的人，我讀這個的時候就覺得書裡面的人替我發洩了。還有那個醉金剛倪二那段我喜歡看，這些都是配角，別人會覺得很奇怪，但是因為我當時住在隆福寺附近，什麼東廊下、西廊下，《紅樓夢》裡面有這個地名，有這個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興趣。
主持人：後來到多大的時候，您覺得開始能懂一點《紅樓夢》這本書的味道了？
劉心武：我覺得那還是在青年時期了，應該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那個時候看《紅樓夢》就很安全了，因為毛主席對《紅樓夢》發表了他的一些意見，後來評紅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紅樓夢》又重印了，所以那個時候讀《紅樓夢》。讀《紅樓夢》我有自己的心得，就是人生的那種滄桑感。過去讀，比如說裡面有一個角色叫林紅玉，小紅，她說「千里搭長棚，天下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原來哪能被這種話打動啊？其實那個時候自己還很年輕，不是很老，可是覺得好像經歷了很多事情以後，人與人之間，人情，就開始琢磨這些東西，我覺得那個時候就開始讀出味兒了。
主持人：那您到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是懂得《紅樓夢》了？可以出來說說《紅樓夢》了？
劉心武：坦率地說，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說我就已經讀通《紅樓夢》了，敢出來說了。我再強調一下，是《百家講壇》一而再、再而三地非把我拉到這兒來講，我一再跟他們說我不講，因為我沒有自信。錄的時候我很認真，我這個人是這樣，要不我就不答應，答應以後我就挺認真。比如說今天這個節目，我既然答應了，我就在這兒老老實實，你問我什麼我能說我就都說。效果怎麼樣，我既沒有預期，也沒有預料到，完全是無心插柳柳成行。有人說你想出名，其實說句難聽的話，我早就出過名了，我不需要再出名了。（掌聲）所以應該說是這麼一個狀態，到現在我覺得自己仍然保持著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說把《紅樓夢》就讀懂讀通了。我覺得越這樣倒越好，因為我如果都覺得自己完全都讀懂讀通了，完全正確了，在這兒講《紅樓夢》，我就是告訴大傢什麼是正確的了，那就不是現在這個狀態了。我就不會再去讀了，因為我就會覺得還讀它幹嗎？我還要讀，還是仍然充滿了新鮮感，我覺得自己可能還會有新的收穫。
主持人：《紅樓夢》這本小說中，您最喜歡的人物是誰呀？
劉心武：這個在我錄的節目裡面我已經說了，我說我最喜歡妙玉，這使很多人大吃一驚。王蒙，我的一個同行，也是我的一個朋友，跟我通電話，他就曾經說，你怎麼會選妙玉啊，妙玉最討人嫌了，他最不喜歡的就是妙玉。
主持人：清高、孤僻。
劉心武：是啊，很多人就這麼理解，特別是被後四十回高鶚的續書給糟蹋了，連起來形成那樣一個形象，其實我就覺得妙玉她是很不容易的。每個人喜歡什麼都有自己的個人原因，因為我的性格就是比較孤僻，不合群，我為自己的個性問題在人生當中遭受到好多挫折。其實說到底的話，外包裝可能是覺得政治性或者是社會性的，其實就是性格悲劇!其實我覺得自己沒有惡意，也挺好的，但是人家就覺得你，德行，是吧？所以現在我就覺得從妙玉這面鏡子裡能看到自己。我喜歡她並不等於說我就覺得她是一個正面形象或者是一個應該去學習的楷模，不是那個意思，我就是覺得曹雪芹對這個生命的解釋，讓我覺得最能接受。她的全部的優點、缺點、弱點，就像那個邢岫煙批評她，「男不男，女不女，僧不僧，尼不尼」，這是很尖刻的批評。但是妙玉身上有很多閃光的東西，因此我對自己也有一份自尊，一份自信，一份自愛。
主持人：我想問的就是，妙玉身上的什麼東西讓您如此喜歡和敬重？
劉心武：因為從書裡描寫她具體的出身、後來的生存狀態來說的話，她保持一種個人尊嚴是很困難的，可是她保持下來了。比如說她已經到京城了，師父圓寂了，師父又不讓她回南方，賈府要請她，她要求你下帖子，你可以說她拿架子，你不下帖子，你這個權貴之門以勢壓人，我不去。再比如說她接待賈母，賈母第一句就說「我不吃六安茶」，她是老祖宗嘛，她說話就可以愛怎麼說怎麼說，最慈祥的話和最專制的話，她想說她就說，妙玉就敢軟頂她。而且妙玉早就防著她這點，這是妙玉聰明之處，我覺得很厲害。另外像林黛玉，誰敢說林黛玉俗呢？你說林黛玉小心眼、體弱多病，你敢說林黛玉俗？她還俗？但妙玉就不客氣，點一句，「你是個大俗人」，不是一般的俗。這就是直來直去的語言，在社會交往中敢使用這樣的一種語言直抒心臆很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妙玉的為人處事，她有一個前提，她在維護自尊和自愛的前提下，她並不去妨礙別人。她對別人沒有進攻性，沒有侵略性，甚至於根據我的探佚，她後來還能夠去救助別人，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生命存在應該容納。我呼籲我們社會要容納怪人，要容納社會邊緣人，要容納性格孤僻的人，要容納內向的人，要容納說話難聽的人。
主持人：我先代表您的反對者問您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您進行的這種原型研究，在歷史中去找尋人物來跟小說中的人物做對比，這樣就使得您整個的研究帶有了一種偵探小說的色彩，所以有些人質疑您，說您是不是在編故事？您是不是把您當作家的、寫小說的才能給用在了學術研究上？對此您怎麼看？
劉心武：我覺得他產生這樣的想法，作出這樣的評論是他的事，我不一定非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再去尋找一個答案，因為我這個事已經做成了，我就是這麼做的。我覺得現在實際上所有《紅樓夢》研究者都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真實可靠的歷史記載的欠缺。這是我們大家面對的一個共同問題，包括曹雪芹究竟是不是《紅樓夢》的作者，起碼最近出了兩本書，其中一本書的作者他就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可能是曹雪芹的父親，但是曹?是不是曹雪芹的父親，也仍然沒有過硬的史料能夠鑑定這一點。還有一個人士，他主動把書寄給了我，他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洪〖fjf〗澳〖fjj〗，就是寫《長生殿》的那個作者，都能夠舉出不少的旁證。所以我覺得都應該尊重，雖然我是站在《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樣一個立場上，從這點出發來研究的，但是我很尊重人家的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覺得有人認為就是說我這個跟他不一樣，我屬於編故事，怎麼怎麼樣，那我覺得他可以有這種看法，就好像我覺得，那個人說是洪〖fjf〗澳〖fjj〗，他也找些根據，我覺得他可以有他的看法。在一個社會上，對一個事物有多種多樣的看法，供大家去選擇，這個社會不才是一個和諧社會嗎？
主持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您會把《紅樓夢》中的秦可卿這個人物，當成一個解讀《紅樓夢》的鑰匙？
劉心武：這有兩個原因，有一個是非常私密的原因。我呢，你看我坐在這兒，基本上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個北京人，因為我八歲到北京的，然後我就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短期出去訪問不算，我就定居在這兒了。但是我的誕生地是四川成都，四川成都什麼街呢？育嬰堂街，什麼叫育嬰堂？育嬰堂就是養生堂。我不是養生堂的棄嬰啊，我不是。（笑聲）但是在抗戰時期，我們當時的經濟條件比較差，那條街房子租起來比較便宜，我母親當時很艱苦地在那兒，都不是到醫院把我生下來的，是在家裡面，請一個人把我接生出來的，所以我生在育嬰堂街。因此我閱讀《紅樓夢》文本的時候，發現秦可卿是養生堂抱來的，我就跟別的讀者不太一樣，我就比較敏感，這當然是一個太私密的原因了。所以，從小我讀到這兒就有一個心理反應，哎喲，養生堂，因為我母親多次跟我說，育嬰堂就是養生堂，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我覺得她引起我的疑問最多。其他的角色當然都會有疑問，因為我是認為前八十回基本上是曹雪芹寫的，後四十回高鶚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拿十二釵來說，除了秦可卿以外，那些人的結局怎麼樣也都是一些疑問，但是那些疑問不那麼尖銳，秦可卿是一個在前八十回裡面就已經死掉的一個人，而且在十三回就死了，可是她卻留下那麼多的疑問，所以引起我探秘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