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麼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裡，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老三屆」裡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去插隊或去兵團時頂多16歲。是的，我也曾在心底裡檢討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但現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鍊，也堪稱教訓與經驗並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子女，特別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歷程又往往可以從大體上來歸類。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裡，很多青年人參加革命，或是因為家裡窮得沒飯吃，或者是家裡小康或大富，自己卻覺得窒悶，因而主動投入革命，離家奮飛。而「文革」中最大多數的知識青年，他們的離家上山下鄉，是處於一種不管你積極還是消極還是混沌的狀態，總之要隨風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對來說不僅小康而且親情濃烈的家庭裡，在相對來說屬於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父母就很容易因為嬌慣與溺愛子女，而忽略了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於到了該將他們「放飛」的時候，還不能毅然地將他們撒出家去，讓他們張開翅膀，開始相對獨立的人生途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小家庭都面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際卻並不那麼簡單的問題，結果是出現了很多心性發育滯後的青少年，引發於社會，則呈現出越來越具負面影響的若干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社會生態平衡問題與民族素質衍化等一系列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環境中，我才突然覺得，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加深對我母親的某些方面的理解，會不僅對我自己，對我的兒子，能有新的啟迪，並且將其寫出，也許會對今天的母親們，亦不無參考價值。

母親將我們放飛

其實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寫到過母親，只是沒有像張潔那樣，專門寫成一本書。我回憶過母親的慈藹，她的寬於待人，她那讓我回憶起來覺得簡直是過了分的誠實，以及她因體胖行動起來總是那樣地遲慢，還有她對《紅樓夢》中人物與細節的如數家珍，她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記日記。她曾在一篇日記裡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全家的頤和園之遊：「歸來時，已萬家燈火矣!」這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極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時11歲)來說，卻經歷了一次情感與詩意的洗禮……

可是在我對母親的回憶裡，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嘆，不是因為家貧難養，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衝破牢籠」(我的情緒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固然那時階級鬥爭的弦已越繃越緊，卻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起碼是「適當地靠父母」，比如說希望父母離京時為我「留房」)，而是因為父母一致認為，特別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後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活到自己築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瞭解放軍，二哥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裡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總之，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

在後來的歲月裡，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後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盪、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父母對放飛後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後，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地安置到偏遠的家鄉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裡往北京我這裡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匯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跡，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孫子」，對我，卻並沒有濃釅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裡，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復。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癒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裡並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將哥哥留在身邊之想。哥哥後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爭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裡，始終廝守不棄。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面面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鐘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著手收拾家當，隨父親到了塞外，在那裡經歷了「文革」的洗禮。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幹校，就有某些隨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並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只好安排。

這樣後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裡，生活條件較為改善。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鐘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隨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幹校……對於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將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這是封建的「嫁夫隨夫」思想嗎?這是「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彷彿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確實很不簡單。或者，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裡，反倒不是那麼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於我頗有駕輕

就熟之感。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旋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裡讀書，寫一點小文章投寄報紙副刊，掙一點小稿費，還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園等處遊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裡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止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捲進一場浩劫的發端。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麼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後暴怒的「紅衛兵」質問我為什麼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製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於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於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裡面是一床她為我縫製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內心裡的感情衝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裡，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麼成了「學雷鋒，做好事」，彷彿是「義務勞動」呢?!

當然，在那樣的歲月裡，這是很細微很卑瑣的一件事情，何況很快就進入了「文革」時期，這對母親的不悅，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塵封起來了。

在「文革」過去以後，因為偶然的原因，母親在關於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說過的話，又曾浮到了記憶的上層，於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為受當時社會「語境」的薰陶而順筆寫出?是因為畢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為一床被套「斤斤計較」?還是她對我，說到頭來並沒有最徹底的母愛?

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面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於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也曾設想，是母親當年一時的幽默，母親誠然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從不拿政治詞語來幽默的人。

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在這種事情上，她與我已是「兩家人」，當然她樂於幫助我，但那確實是「發揚雷鋒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儘量自己獨立解決」。回想起來，

自那以後，結婚以前，我確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換完全由我自己完成，買不到現成的，我便先買布，再送到街道縫紉社去合成。

母親將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於197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父親逝世後，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裡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並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誌，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裡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氣，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乾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適，從二哥家進了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院看過她後，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護士給她紮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隨父親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後，毅然將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後，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們的累贅，在她即將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面時，她採取了不發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號。

靜夜裡，憶念母親，無端地聯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錢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營造的，是—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只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