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編輯遇上了一個文學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報》第四版廣告欄中，有這樣一則廣告：
尋人
蘇德佑，男，36歲，身高1．60米左右，遼寧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襖，勞動布工作褲，腳穿黑膠靴，挎黃帆布包，精神不正常，於11月14日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至今無音訊。如有見到者請通知鞍山大孤山礦選礦廠蘇德華。
當天《北京日報》的讀者中，大約很少有注意到這則廣告的，讀到而產生出一種惶恐感的，更絕無僅有——那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們已經相當熟悉的那個鐘鼓樓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們介紹這個四合院時，提到在前院的西邊，有個用帶月洞門的短牆另隔出來的小院。那小院裡住著一對中年夫婦，男的叫韓一潭，是個有著30年經驗的詩歌編輯，女的叫葛萍，是個有著27年教齡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獨生女兒韓向紅已經30歲出頭，早已結婚另過，外孫子都快滿五週歲了。
由於韓一潭夫婦那住房的位置，位於這個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牆將他們的居住區與其餘部分隔開，加上他們生性不喜交際，所以儘管他們一結婚就住進了這個小院，卻始終未與院裡其他住戶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裡院北屋的張奇林晚飯後翻閱《光明日報》時，看到一篇揄揚優秀編輯的文章。那篇文章裡介紹到「辛勤的淘金者韓一潭」，說韓一潭每天要審閱近千首自發投詩，大都味同嚼蠟，毫無新意，但他堅持一首首認真地讀下去，偶爾發現一首閃光的好詩，他便高興得情不自禁，立即報送主編，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剛讀完一首隻有十二行的好詩，便被叫走開會去了，開完會回來，他發現辦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為窗外的風把他滿桌散亂的紙張刮到了地下，人家便為他拾起垛齊；他從那垛齊的稿堆中再尋那首好詩，怎麼也找不著了，非常懊喪，有人勸他不要找了，因為來稿者不過是無名小卒，其詩文只有十二行，按編輯部規定是可以不予迴音、不予退稿的；他卻不能忘懷，他費時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屜中所有的紙片，去尋覓那首小詩，竟毫無蹤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決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尋櫃櫥下面，終於從櫃櫥下蛛網密佈的角落裡，找到了那首小詩。最後那首小詩被髮表了出來，給作者極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勵下，那作者的創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又陸續發出了許多短詩、組詩，目前竟儼然成為所在省份的一顆文學新星。當記者問到韓一潭從這樁事中總結出什麼經驗時，韓一潭風趣地說：「我的經驗教訓是——必須去買一方鎮紙，壓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紙，不讓它們被風颳跑。」他那辦公桌上，後來果真出現了一方銅製鎮紙……張奇林讀完有關韓一潭的報道，不禁感嘆地說：「各行各業都需要韓一潭這種伯樂啊，我們局裡要多幾個韓一潭，事情就好辦多了嘛！」當時他的女兒張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嗎？韓一潭就住在咱們院裡！」張奇林吃了一驚：「鄰居？」張秀藻笑得更兇了：「爸，您的官僚主義真夠可以的！韓一潭就住咱們前邊西小院裡，您到現在才知道！」
那篇報道的功效，首先是編輯部每天的詩稿暴增，而且來稿要麼在信封上就寫明是寄「韓一潭同志親收」，要麼就在裡面附上給韓一潭的信；其實報道見報前，韓一潭已經不看自發來稿了，編輯部新分來了兩個「工農兵學員」，自發來稿後來由他們處理——他們卻聰敏地把所有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詩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韓一潭的案頭，用那鎮紙鎮住；而當韓一潭把徑寄他而實在無暇過目的詩稿轉給他們時，他們又總是任其積壓，因為編輯部早就對作者宣告瞭嘛——「來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誤。」這話換個角度說，就是「凡寄私人，延誤勿赦」。這種情況，自然是成百上千純樸的自發投稿者們想像不到的。
那篇報道的功效還不止於此。報道發表後的半個月，一天傍晚，韓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飯，忽然澹臺智珠的公公把一個年輕人帶到他們那裡，對他們說：「韓編輯，葛老師，你們的親戚打東北來啦！」
他倆朝那年輕人望去，大吃一驚——他們並無那樣一位親戚。後來他們弄清楚了，那年輕人並未自稱是他們的親戚，只是說他要找「韓伯伯」，澹臺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輕人帶著行李，說話帶東北口音，遂誤以為他是他們家從東北來的親戚。
韓一潭忙撂下飯碗，迎上去問那年輕人：「你找我嗎？」
年輕人反問：「您是韓一潭韓伯伯嗎？」
韓一潭點頭：「對，我就是。」
年輕人把手裡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兩隻手來，抓住韓一潭的右手，緊緊握住，眼裡竟湧出了淚花：「韓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韓一潭有所憬悟，他忙問：「你從哪兒來？你找我有什麼事？」
就是一般的親戚，見著韓一潭也不會那般親熱，年輕人彎腰拉開旅行包的拉鎖，取出了一個大塑膠包來，透過包裝，可以看出裡頭全是又大又整的幹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幹蘑菇擱到飯桌上，就畢恭畢敬地招呼葛萍說：「您是師母吧？師母您受累啦！」
葛萍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發愣。
韓一潭心裡說不出來是高興還是惱怒，他對這事態還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他不由得再一連串地問：「你是文學青年吧？你是怎麼找到我這來的？你從哪兒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請我給你看稿子？……」
不一會兒也便全都弄清。他是東北一個縣裡的文學青年。他酷愛詩歌。他自然早就嘗試著給報刊投稿，從《詩刊》和《人民日報》的副刊，到他們地區的刊物和報紙副刊，全都投過，但一首也未被刊登，並且幾乎一律石沉大海……關於韓一潭的那篇報道自然給予了他極大的鼓舞，他說他讀時流出了熱淚——看來絕不是說謊，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國」中看到了「一線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韓一潭來了。下了火車，他先找到編輯部，傳達室告訴他編輯部的人這天都外出聽報告去了——這也是事實；他便要求傳達室的人告訴他韓一潭的家庭地址，傳達室的人猶豫了好久，經不住他一再懇求，最後告訴了他，所以他現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來……
葛萍出於一種女性的同情心，問他：「你還沒吃晚飯吧？」
他坦率地說：「找不著韓伯伯，我什麼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請他吃飯，菜不夠了，便下廚房為他去現炒了一大碟雞蛋。
韓一潭請他坐到茶几邊的沙發上，問他：「你帶了些作品來吧？」
那年輕人便拖過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來，「哧溜」一聲拉開整個拉鎖，從裡面取出了一疊又一疊的詩稿來，一邊往茶几上放，一邊介紹他的創作說：「這是我的《抒情詩一百首》，這是我的組詩《泥土的愛》，這是我的抒情長詩《天空頌》，這是我的敘事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的第一部，這是我的詩劇《愛琴海的波濤》……」
全部取出以後，他那詩稿足有一尺來高。
韓一潭望著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彷彿自己被宣判了重刑，驚惶得說不出話來。
「韓伯伯，您一定要給我審閱，給我發表！您一定要指導我，扶植我！」年輕人懇摯地呼籲著。
葛萍端來了炒好的雞蛋，請年輕人坐到飯桌那裡去吃晚飯。年輕人並不推辭，坐過去吃了，他顯然非常之餓，吃得狼吞虎嚥。
葛萍對那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時倒沒大注意，她對年輕人說：「你慢慢吃。不夠還可以來點泡麵。」又趁便問：「你北京都有什麼親戚呀？」
年輕人邊吃邊答：「除了韓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沒親戚啊。」
韓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還沒大明白，她又問：「那你這回是幹什麼來呀？出差辦事嗎？你住哪個招待所呢？」
年輕人反倒露出吃驚的神色，他宣佈說：「我就是找韓伯伯來的呀。我打算先在這兒住一個月，然後……」
葛萍這才感到事態嚴重，她慌忙再問：「你有工作嗎？你哪個單位的？」
年輕人若無其事地說：「有哇。我是縣農機局修建隊的。我們那單位的領導全是些個‘土老帽兒’，懂個啥呀？他們不支援我搞文學創作，還打擊我——」
韓一潭忍不住跟上去問：「你來北京，跟單位裡請假了嗎？」
年輕人把嘴一撇：「請假？我根本不‘勒’（理）他們！」
葛萍著起急來：「你這怎麼行呢？你這不成了‘盲流’了嗎？」
年輕人吃完最後一口飯，用手背抹抹嘴唇說：「我不發表出作品來，絕不回去！」
韓一潭心裡長毛，一時不知該怎麼把這位闖入者打發出去。
葛萍又問：「你家裡知道你來北京的事嗎？」
年輕人說：「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來的。」
葛萍責備他說：「你怎麼能這樣？你爸你媽現在該多著急啊！」
年輕人笑了：「我爸我媽？我爸我媽早就沒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裡什麼人吵？」
年輕人忽然激動起來：「跟誰？跟我老婆！她是個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對詩歌簡直一竅不通！詩盲！典型的詩盲！我跟她現在完完全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共同語言！我早就提出來跟她離婚，她死不答應，簡直是我的一副鐐銬！韓伯伯，您想想，帶著鐐銬跳舞，該有多難？我寫出這些詩來，容易嗎？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紅瑪瑙般的血、白銥金般的汗啊！現在我算痛快了，讓她在那發散著酸白菜氣息的小窩裡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葛萍連連搖頭：「嘖嘖嘖……你怎麼能這樣！你們有了孩子啦吧？」
年輕人昂起下巴：「孩子？誰是我的孩子？」說著朝茶几上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指：「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給我生了一個女兒，那是肉，我要的是靈——是詩！我後悔當年不該結婚，不該要所謂的孩子。從文學史上看，多少詩人因為結婚形成悲劇，普希金，陸游……我一定要砸爛那世俗的鐐銬，做一個插翅飛翔的自由自在的繆斯！……」
韓一潭、葛萍面面相覷。這一對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知識分子，在家中還沒遇上過如此棘手的局面。
韓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對方、招來不測的風險，嚴肅到緊張地步地說：「年輕人，你這種不跟單位請假就擅離職守的行為，我們不能支援。你應當趕快回去。我們屋子很小，而且我們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還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們附近有個鑫園浴池，晚上接待過夜的旅客，你如果錢不夠，我們可以負擔。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車回去——」
那年輕人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處境，他瞪圓了眼睛，氣沖沖地問韓一潭：「你是韓一潭？！」
韓一潭愣了一愣：「怎麼了？」
「你原來是這麼個人！」年輕人氣憤地說，「報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來你這麼糞1！什麼伯樂！什麼‘沙裡淘金不憚煩’！騙人！偽君子！」他確實感到上當受騙了，這個世界，怎麼充滿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動地拍著桌子說：「這是怎麼搞的？如果你們根本不想發現千里馬，那幹什麼登那狗屁文章騙人？！」
葛萍嚇壞了。她覺得家裡來了個精神病患者。她家從來是安謐、寧靜的。她家從無逸出常軌的事。今天怎麼竟出現了這種局面！
韓一潭很狼狽，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跟眼前這位年輕人從abc說起。他一時竟口吃起來：「你你你怎麼這樣不冷靜！你冷冷冷靜一點！你應該懂得，文學創作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無論如何，你不應擅離職守，拋棄家室，這麼樣地跑到北京來……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達到發表水平，也不可能馬上給你刊登出來。你知道嗎，一般的文學刊物，週期都是很長的，拿月刊來說，現在是3月，這一期1月裡就把稿子發到工廠去了；這一期印出來的時候，4月那一期已經看校樣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經發去排字了，6月的大體上已經編好了，7月的已經開始著手編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錄用，編進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還要等三四個月，你難道真的就在北京那麼等著嗎？如果要印成詩集，出單本的長詩，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見書……這還說的是馬上錄用，如果你達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沒用……你還是回去吧！」
年輕人萬萬沒想到他所面臨的世界是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絲毫不減自信，他宣誓般地說：「我選擇的這條道路，我走完了！三四個月怕什麼？一年兩年怕什麼？我就是不發出作品不罷休！我向詩壇宣戰！不登上詩壇，我死不瞑目！」
韓一潭目瞪口呆，不由問：「那你怎麼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兒呢？錢花完了你拿什麼吃飯呢？何況北京市也不允許‘盲流’的人在這裡待著不走……」
「怎麼生活？」年輕人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笑聲，「我來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為他關心的是金子，鬧半天他滿腦子庸俗的垃圾——‘怎麼生活？’對於詩人來說，除了作詩，還有什麼生活可言呢？我寧願流浪街頭，揀香菸盒子當紙，揀火柴棍當筆，也要寫詩。我是絕不再回那個讓我想起來就作嘔的單位，再不進那個充滿酸白菜氣味的小窩了！啊啊啊——你別再問我，我告訴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說的那個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掙錢嗎？在你們看來，掙錢，吃飯就是生活；那麼，好，我告訴你，我會理髮，我可以買一套理髮的工具——那點錢我還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場去，給那些擺攤的農民理髮，我不但能掙出吃飯的錢來，我還能掙出買稿紙的錢來的。韓編輯！你別那麼看著我，我不會向你借錢的！告訴你吧，沒有你，我照樣能發表作品，能出名，咱們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裡。韓一潭畢竟心軟，他望望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嘆口氣說：「你既然找到我這裡來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水平，而且，文學這個東西，又尤其是詩，究竟怎麼算好，怎麼算壞，其實是很難說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諒解我，你拿來這麼多詩，我實在是無法一一拜讀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編輯部裡做不完的事，常常還要帶回家裡，用業餘時間做……」
年輕人看韓一潭拿起了他的詩稿，打算看，氣平了一點，便說：「行行行，您忙，我諒解。您挑著看看吧！」
韓一潭摘下眼鏡，湊攏年輕人的稿子，仔細一看，心裡不禁一動。那疊稿子裝訂得極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術字標題就一定耗費了不少精力，裡面的詩一行行全用印刷體書寫，一點塗改也沒有。的的確確，那詩稿凝聚著年輕人「紅瑪瑙般的血」和「白銥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讀到的那個詩劇《愛琴海的波濤》，「序詩」的一開頭四行就讓他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