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麗穎爽朗地大笑著：「那有什麼！快別說這個！小躍子是我眼瞧著長大的，他跟你辦事，我當姨的有什麼捨不得？我要早想到這個，還能從從容容地給你挑個更好看的哩……」
小轎車裡的氣氛，頓時達到一個喜幸、融洽的高峰。
但是詹麗穎這人既能在一個舉動裡讓人對她敬愛有加，也能在一句話上使人對她生煩生厭。
小轎車加速向鐘鼓樓而去。詹麗穎想到剛才的即興採買，發議論說：「算我這回運氣好，進門走攏櫃檯就買上了……可真是千載難逢——以前我去商店買東西，不是遇上售貨員在櫃檯裡頭光顧互相說話，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兒來回來去數一疊鈔票、單據，硬不抬頭……真討厭死了！」
潘秀婭低下了頭。不是害臊，而是不快——這詹姨是怎麼回事兒？她難道忘了，我潘秀婭也是站櫃檯的嘛！
潘秀婭在照相館裡屬於營業組。她並不會照相，也不懂暗房技術，她們營業組就是在櫃檯裡頭接待顧客，或給要照相的顧客開票，或收驗底片、開出沖洗加印的票據，或根據顧客遞上的票據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時也兼賣一點照相器材和膠捲、相簿什麼的，也兼辦出租相機的手續。比起一般商店，他們每天接待的顧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緊張，可潘秀婭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營業員，恰好有詹麗穎所指出的兩個習慣——潘秀婭就常常是顧客站攏櫃檯外面，已經開始向她發話，她也明明瞧見了，卻偏要扭過頭去，跟同事用一種在家裡聊天式的語氣，接著剛才的一個什麼話碴兒，當著顧客的面絮絮地說上那麼一會兒，比如議論他們館裡剛散發完的電影票：「……你瞧多缺德！他們暗房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給咱們的全是後排的邊座兒！我這張更倒霉了，我就知道這座兒緊挨著廁所，味兒著呢！我要跟大老王換，你猜怎麼著，他衝我學貓叫——噁心勁兒的，那麼大歲數了，也不怕寒磣……」顧客這時候必然不耐煩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門叫喚，有的更乾脆指責起來：「嘿，你們這叫什麼服務態度？怎麼不理人哪？」她這才轉過臉來，懶懶地問：「你要什麼呀？」……點款、點單據，說起來確也有相當的必要性，特別是百貨商場一類地方，每個營業組一天要定時向銀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婭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點款、點單據大大地怠慢一番顧客——她點款點單據時就專愛站在櫃檯邊上、最接近顧客的地方，顧客來了必然要同她搭話，希望她停下來予以接待。她呢，則越發點得起勁，故意連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顧客不免就要嚷嚷起來，追究她的服務態度，先是她，後來又必然有其他同事湊攏來，向那顧客理直氣壯地申明：「這是我們的業務，你懂嗎？不清點行嗎？清點的時候就沒必要理你！」有的顧客或者還要質問：「你們既然清點的時候不接待顧客，那幹嗎不到後頭清點去？」她和同事們照例是反擊曰：「我們愛在哪兒清點就在哪兒清點，你管得著嗎？」……
起碼在北京，櫃檯服務人員的這兩種表現構成了服務態度當中的常見病、多發病和頑症，不知有沒有人從這類表現入手，探察過潘秀婭他們之所以出現這類表現的特殊心態？（這兩種表現又主要集中體現在青年櫃檯服務人員身上。）
倘若有人盯著潘秀婭問：「你怎麼會有這兩種表現呢？」她怕只能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再問：「那你們哪兒學來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說：「沒有人專門教給我，是我看來的——在我沒工作之前，我還在櫃檯外邊當顧客的時候，人家就那麼對待我的。」倘再緊盯著問下去：「那時你不會覺得好受吧？為什麼一旦你站到櫃檯裡頭去了，你就跟著學起這套做派來了呢？」她一定答不出來了，真的答不出來。因為她沒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習慣。換句話說，像她這樣的青年，不太具備進行哲理性思維的能力，對於所面臨的這個世界和流逝著的人生，她只有一種高於本能而低於哲理的「淺思維」。
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養，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經歷，還有對她施以有形、無形影響的具體社會環境。
她同薛紀躍一樣，也是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這曾經是一個經濟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親早年是在廟會中做小買賣的攤販，他所經營的那些商品現在已經絕跡。如他曾吹制發賣過「噔」——這是一種劣質玻璃做的兒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蘆形，兒童把類似瓶口的一頭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氣，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隨氣流的衝擊「」作聲；當然，這種玩具很容易吹破，對兒童的呼吸道有弊無利，弄不好還會割破兒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製發賣過「香面子」——就是採集各種有香味的植物，焙乾後研磨成細末兒，裝入碎綢縫的荷包，賣給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賣的時候照例吹噓說拌入了麝香，其實除了掛在攤頭以充樣品的荷包中確有一點麝香外，其餘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這東西后來也被時代所淘汰。他也還賣過其他一些類似的小東西，直到解放後廟會活動結束。後來他才到洗染店當了店員，去年退了休。潘秀婭的母親說起來還是下嫁給她父親的。母親家雖說也是在廟會上擺攤賣貨的，但那攤、那貨，都要氣派得多。潘秀婭的姥爺是經營假髮的，每年冬天廟會蕭條期，他就肩上扛個褡褳，到關外去——一直走到圖們江邊，收購婦女髮辮。據說當年以「鮮族」（即朝鮮族）婦女的頭髮最好，因為他們當時的風俗是婦女不到結婚不剪髮——所以潘秀婭姥爺要跑那兒收購去。開春後，姥爺回來了，便加工收購來的頭髮，製成各種辮兒、髻兒、纂兒……然後拿到廟會上發賣。據說那頭髮要以黑中透黃的才算上品，烏黑的反賣不出價兒，因為頭髮越黑則越脆，不堅牢。這樣一種經營當然是賣「噔」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擬的，因此，潘秀婭母親嫁過來以後，很長時間都有一種優越感。直到潘秀婭姥爺去世以後，母親除了季節性地賣一陣冰棒，基本上只是個無職業的家庭婦女，家裡主要指靠潘秀婭父親掙工資過日子，這才漸漸消了銳氣。
這樣的一種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經濟上又長期不寬裕，家裡人的言談話語中，自然不會有什麼哲理的意味；而且，這樣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雖然動盪、艱辛，對舊社會一般卻又並無深仇大恨。到了新社會，他們生活安定、溫飽有靠，所以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是感激的、滿意的；不過相對來說，他們又居於城市居民中物質、精神兩方面都較匱乏的層次，所以他們一般也絕無昂奮、敏銳的政治情緒。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中，他們最關心的，主要還是糧店的糧食會不會漲價、購貨本上所規定的一兩芝麻醬的供應能不能兌現？只要這類生活中最基本的實際利益不被動搖，那麼，無論報紙上在批判誰，或在給誰平反，他們都無所謂。由此可見，「淺思維」是他們這一群體的基本素質，併成之有因。
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數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或沉澱在北京城龐大的服務性行業之中，或成為工交系統中體力勞動成分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擔者。當然，其中也有受惠於我們社會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於自身的發奮努力、而成為幹部和知識分子的，但那實在只是少數。一些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子女，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農、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還加入了服務性行業，但隨著1977年以後的社會生活變化，他們又大批地湧進、調入了大學、行政機關、科研機構、文化部門……留在服務性行業中的尤其罕見；即使留下，也大都或進入科室，或從事有關的科研，比如潘秀婭他們那個照相館，惟一留下的一位知識分子子弟，是報上發表過表揚性文章的（表揚其父母支援孩子在服務性行業堅持工作），在照相館中也是從事著修版技術（特別是「開眼技術」——即在被攝者眼睛閉合的底片上，為被攝者「開眼」，這是在團體照中常出現的問題，因無法請被攝者重攝，所以必須在底片上施「開眼術」），而絕非像潘秀婭一樣站櫃檯邊「伺候人」。
把握住了這樣一種總體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潘秀婭式的售貨員為何會經常互相交談冷落顧客（或乾脆扎堆聊天），以及為何會經常在櫃檯上清理貨款、單據而儼然自得了。
這種精神狀態，實際上是他們「淺思維」中的一種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們用「深思維」透視一下的話，便會理解到，他們可以從相互交談不理顧客（或邊熱烈交談，邊冷淡而遲慢地應付顧客）之中，取得一種心理平衡，顯示出他們一群的獨立價值，使顧客意會到不是他們有求於顧客，而是顧客有求於他們，即不是他們該伺候人，而是顧客該為獲得某項服務付出一定的人格代價。同樣的，當著顧客的面來回來去地清點款項與單據，則可以顯示出他們工作的莊重性、嚴肅性以及特別容易被顧客忽略的技術性，從而獲得一種心理補償（誰說我們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會主義服務性行業中，的確有那樣一些全心全意為顧客服務的先進人物。他們之所以先進，歸根結底是他們對自身、對社會，能作一種進入哲理狀態的深入思考，他們把站櫃檯當做獻身一項偉大事業的光榮手段，所以他們絕不會有潘秀婭式的表現。而潘秀婭他們所以總不能由「淺思維」進入「深思維」，說到底還是因為文化水平低下。比如說，潘秀婭就沒有三維空間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國的近代發展史（且不論近代以前的歷史知識）；看一部電影《巴黎聖母院》她覺得有趣，但故事究竟發生在哪一國的什麼時代，她弄不清楚；她雖然在照相館工作，但照相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為什麼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還是稀裡糊塗……看來要讓她這樣的市民青年形成社會主義覺悟，樹立共產主義理想，甚至需要從普及天文知識、生物發展史和簡要中國歷史知識入手，因為歸根結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門科學，也就是說，是一種文化，並且是一種高階的文化。
在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繼續向前推進。在一些科技、生產發達的國家，電腦已經開始走向普及；在我們祖國，許多現代化的重點工程已進入緊張的全面施工階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進，二環路上的立體交叉橋已經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築像春筍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婭，這北京城裡最平凡的一個社會成員，卻以仍不能進行哲理性思考的靈魂，邁進了她人生中的一個新的階段。
經過1966年到1976年的思想禁錮，1978年才有人公開呼籲在社會生活中給愛情以位置，但1979年便有人對愛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標準：「愛，是不能忘記的。」1980年，報刊上、銀幕上出現了一股愛情熱，以至於人們不是擔心愛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愛情過多地佔有了位置；1981年以後，更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關於愛情的見解和表現，一些勇敢者甚而開始研討起婚外愛情和愛情的「合理可變性」這類問題來；不少時髦青年在這愈演愈烈的時代潮流中，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著自己信服的理論，並大膽地付諸實踐……
但這一切對於潘秀婭這類的青年市民來說，卻影響甚微。無論作家們的精心結撰還是評論家們的揄揚貶斥，潘秀婭都全然不知，因為她除了電影雜誌，不看別類雜誌，而看電影雜誌時又主要是看圖片；照相館訂的有報紙，她也看，但主要是看電影廣告和漫畫。
對於她來說，自從過了22歲，「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淺意識」就支配著她積極地行動起來。對於她來說，這件事的意義很簡單：她要在夠得著的範圍內，找一個儘可能好一點的物件。她缺少想像力，更談不到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情緒，她絕不具備那種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這部英國影片，就在入睡時把自己幻化為「灰姑娘」的氣質。她是非常實際的。22歲到23歲這兩年裡，她覺得自己應當向知識分子這個領域衝擊。儘管就知識分子這方面來說，那時候還呼籲著給他們「落實政策」，但潘秀婭這樣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給他們落實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著能成為他們圈子中的一員。她曾在照相館的那位專攻「開眼術」的小夥子身上下過工夫，勇敢到在他臥病在床時，提著水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從那小夥子的態度上看出來，更從小夥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來，她那個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她及時地知難而退。她明白了她的兩個姐姐為什麼到頭來都嫁給了工人。進了24歲範疇以後，她頻繁地通過介紹人同國營工廠的小夥子見面，有見過一面、兩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別人而別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別人願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時地剎了車——那幾個小夥子不是個子太矮，便是家裡負擔太重；要麼就是剛進公園便想動手動腳，讓她討厭……接近25歲時，她才把選擇範圍降至與她平齊的行業中。她大嫂是百貨公司開「蹦蹦車」1的駕駛員，經常往商場運送化妝品一類的小百貨，因此熟悉了商場賣香皂牙膏的售貨員們，薛紀躍便是其中之一。他總是自覺地幫著卸貨，顯得格外憨厚、質樸。潘秀婭的大嫂再細一打聽，這小夥子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著退休金，一個哥哥早獨立了，家裡沒有別的雜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結婚，家庭條件可算相當不錯；小夥子比潘秀婭大七個月，身高一米七五，臉龐長得相當水靈，跟生人說話時還有點愛臉紅，顯見脾氣也不錯——於是乎她便給小姑子牽上了線。潘秀婭在同薛紀躍逛了三次公園、到薛家去過兩次以後，就明確地表了態：她樂意。
愛情！潘秀婭甚至沒用這個詞彙進行過思維，在她的思維中只有「物件」這個概念；「我愛你」這個簡單的句子，在她同薛紀躍搞物件的過程中，雙方也都沒有使用過，他們只說過：「我樂意。」
她要結婚。她要成家。成家過日子。她的物件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於在外頭瞎胡鬧、在家裡跟她犯彆扭。這樣的物件她找著了。就像四喇叭的錄音機她置備了一樣，雖然牌子軟點，但畢竟屬於四喇叭一檔的。
今天她正式結婚了。什麼「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愛情的花兒將結出愛情的果實」、「生活的航船啊，從今你有了兩個並肩的舵手」……這一類的哲理思考和詩意情緒，潘秀婭一點也沒有。
可是坐在小轎車裡，她心裡還是高興的。詹麗穎的某些不恰當的話語固然令她不快，但那浮上來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來的喜慶之風吹走。這不是已經開進衚衕了嗎？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及時地響了起來。七姑小聲地叨嘮著：「怎麼就挑著一掛炮？該在大門兩邊一邊一掛才對頭喲！」潘秀婭既感激七姑對她的維護，也滿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軟點，可總是四喇叭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