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薛紀躍翻過一遍，他希圖在某一頁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慮，然而……沒有；不但這本書上沒有，他翻過好多本書，都沒有；他也曾試圖去請教那些有可能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釘子，便是他自己話到了唇邊又吐不出來……
薛紀躍這一茬人，頂著初中畢業文化水平的名兒，實際上連小學也沒有上完；他們剛上到小學三年級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學裡混到1970年，然後到中學裡轉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捲上山下鄉了。原來薛紀躍是分配去插隊，薛師傅費了好大勁，走後門把他換成了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圖的是兵團管得嚴，免得薛紀躍學壞。
薛紀躍所去的那個連隊，確實管得嚴。薛紀躍被分配在大食堂幹活，現在回憶起來，那好幾年的日子怎麼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長而單調的一天。後來有一個跟他一個團但不在一個連隊的戰友，跟薛紀躍同屆的，近兩年成了一個挺走紅的詩人。薛紀躍偶然看到了他在雜誌上登出的組詩，不禁驚訝這位戰友怎麼能從那段生活中發現那麼多的詩情畫意，而且組詩的最後一首叫做《我要歸去》，以激昂的感情傾訴著對曾是兵團的那塊土地的思念，並表示要立即回到那裡去——「讓我的靈魂成為你的音符，溶化於新時代的豪邁旋律！」那當然完全是一種真誠的精神昇華，不過，寫出這種詩句的詩人也當然絕沒有真的把戶口轉回去——薛紀躍在商場遇見了他，他拿到了一筆可觀的稿費，正打算買一架星海牌中型鋼琴。
薛紀躍一點也不羨慕這位兵團戰友。他覺得他們從來就不是一種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團裡還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後來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員的，有寫出整本書來的……但薛紀躍知道，那些戰友的父母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有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有黨外的知識分子，學校停課了，人家家裡沒有停課；薛紀躍這號的市民子弟帶到兵團的木箱裡只裝著薛師傅、薛大娘這種市民家長為他準備的換洗衣物和日用雜品，而那些兵團戰友帶到兵團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書。當年在兵團搞宣傳、寫材料、參加文藝宣傳隊的編寫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們；前幾年在報上、刊物上發表作品對那段生活進行無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們;而近來迸發出強烈的迴歸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們……他們有著一種精神上的優勢，在兵團的幾年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寶貴的體驗，他們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本。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的還是薛紀躍這類的青年，幾年的兵團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荒蕪，使他們本來就不豐腴的靈魂變得更加貧瘠。
幾年單調、枯燥的兵團生活中，有兩件身外事給薛紀躍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裡收拾鮮魚時，視覺上所受到的強烈刺激。他們連隊附近有一個水泡子，水泡子裡有一種魚，能長到一尺來長，有點像胖頭魚，可沒那麼肥實。當地的農民都不吃那種魚，據說他們有一種迷信心理，認為吃了那魚不吉利。連隊後來實在沒有葷菜吃，連長就發動兵團戰士們破除迷信，撒網打那魚吃。網上的魚送到了伙房，薛紀躍負責收拾那魚，剖開第一條以後，他看見那魚從嘴巴到腸子根裡，寄生著一種白乎乎的絛蟲，讓他禁不住一陣噁心；他以為那不過是碰巧了，誰知剖開第二條、第三條……每一條魚肚子裡全寄生著那樣的絛蟲；他拒絕再剖下去，並建議不要給大家吃那些魚，誰知連長卻滿不在乎地說：「怕什麼？魚腸扔了就是，魚肉照樣吃！」
薛紀躍回到北京以後，直到現在還怕吃魚肉，他一見到魚，就不免立即聯想到那些絛蟲，有時他在噩夢裡，還會被蠕動的絛蟲嚇得叫喊起來。
另一件，是連隊裡的一對老兵團戰士結婚。連長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頓，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連長告狀，告她的愛人，什麼罪名呢？她氣憤地對連長說：「連長！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連長先是愣住，隨後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來……這事半小時內便傳遍了連隊，薛紀躍也隨著大夥鬨笑了一陣，但笑完了他心裡也怦怦亂跳。說實在的，對這男女之間的事情，他的無知程度與那位新娘子其實相差無幾……
在許多年裡，我們對青年人實際上是進行著一種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當中這種教育方式達到了巔峰狀態，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一大批社會科學學科固然早經取消，到後來連對青年人進行必要的生理知識傳授也沒有了，這就導致了三種結果：一種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為性放縱而墮落；另一種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誠的性封閉、性冷感的無知、畸形青年，那位認為丈夫的愛撫是「耍流氓」的兵團新娘，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種是絕大多數，他們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測、靠著長輩及過來人的暗示，從混混沌沌逐漸朝明白處摸索。當然，許許多多的人最後都無師自通，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了，不過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礙，又找不到辦法排除，於是便會陷於深深的苦悶與惶惑。
此刻的薛紀躍，恰屬於第三種人中的後一類。
……那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兵團已經土崩瓦解，薛紀躍也已辦妥了回城手續，在一個風雪之夜，純粹是出於女性方面的主動，薛紀躍陷入了那種事裡，但他沒有成功。這次慘痛的失敗在他心裡留下了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那件事，當然純屬他和她個人生活中最最隱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會怨他。當然他願今生今世再不與她相逢，相信她也抱著同樣的願望。他將永不說出她來，她也將永不說出他去。
然而這件事卻給薛紀躍帶來了永無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反饋——強作自信與強擺男子漢氣派。
粉碎「四人幫」以後，愛情恢復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和思想言論中的正常位置，《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這類小冊子應運而生，大受歡迎，也解決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問題；然而對薛紀躍這種心態的青年人進行心理治療的緊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認識，或者感覺到了，而又迫於一種世代相傳的習俗不能有所行動——據說，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還要到喇嘛廟裡看「合喜」金剛，以接受這方面的啟蒙教育，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為薛紀躍這樣的社會成員，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諮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櫥邊的新郎薛紀躍，只覺得心裡頭往外湧著一種異樣的滋味，那似乎本是這個日子裡所不該有的……
他抬眼望著掛在五斗櫥上方牆壁的16英寸著色結婚照，那是在潘秀婭他們照相館，動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經過反覆佈置、擺弄才拍成的。披白紗著長裙、懷抱花束的潘秀婭，滿臉洋溢著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頭粉面的自己呢？現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勁頭卻透著虛偽……
其實他才25歲，何必那麼著急？潘秀婭也25歲，她那個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賴是四喇叭」的貨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種古怪的心理狀態下才順勢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證明薛紀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男子漢……
「嘿，哥兒們，發哪門子呆哪！」忽然響起一個粗魯的聲音，薛紀躍轉回身去，他看見一個粗短的身軀，一張粗俗的面孔，不禁一驚。
來的那個人是盧寶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