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件事，張奇林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張秀藻的媽媽於詠芝卻越來越急迫。她是個醫生，院裡人都管她叫於大夫。她近來常向張奇林提起搬家的事。頭天晚上，張秀藻從西郊回來，吃完晚飯，一家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新聞，當熒光屏上出現了新住宅區的景象時，於大夫忍不住又提起這事說：「老傅也不知道說話算不算數。」
張奇林笑笑說：「他對我說話一向算數。不過，依我想，我們換個三間的單元也就可以了。」
於大夫不以為然：「局級幹部配備四間，這是規定嘛。」
張奇林仍然笑笑說：「土規定。」
於大夫爭辯了：「這規定不算過分嘛。你們局除了你，有幾個局級幹部沒住上四間？」
張奇林並非爭論，而是發表感想說：「平房好啊。我們這平房比樓房住著舒服。」
於大夫點出主題：「可廁所呢？天天上公共廁所，多不衛生！」
張奇林仍舊微笑著：「院裡的老住戶，一向就這麼上廁所，我看他們都比咱們結實啊！」
於大夫有點急了：「那麼說，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沒有廁所不說，洗澡也不方便啊！」
張奇林全身鬆弛地倚在沙發上，眼睛望著電視螢幕，還是不緊不慢地說：「幹校的公共廁所多簡陋，我們不是照樣過了6年了嗎？至於洗澡……」
於大夫不等他說完，便欠起身子來，急躁地說：「話怎麼能這麼說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嗎？現在洗澡堂晚上都權充旅店，淨是些跑單幫的買賣人在那兒過夜，他們有的有蝨子，蝨子掉在臥榻上，誰顧得上殺滅？他們剛走，澡堂就開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們女部情況還好一點，據說男部簡直不像樣子！」
張奇林一邊聽著一邊微微點頭，表示並不反對她的議論。但忽然笑容變得更明顯了，他想起了頭年夏天的一個小鏡頭：晚上他去廁所小便，還沒走進去就聽見嘩嘩的水響，進去一看，原來薛家老大光著身子，從廁所的水龍頭那兒接出根皮管子來，在給自己沖澡……看到這情景他感觸很多，覺得自己真該更努力地工作，來更快地改善北京廣大市民的生活條件——雖然他的工作只能間接地起到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動著薛家老大那結實的身軀，以及那溼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對愛人說：「上公共廁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總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接觸群眾、接觸社會。關起單元門來自己什麼都解決了，好處再多，也總還有一個弊病，容易脫離群眾、脫離社會。」
於大夫搖頭說：「你以為你住進單元房，電話鈴響的次數就會減少嗎？敲門的就會減少嗎？而且到那兒找你也許更方便，你瞧著吧，甭說茶葉，光開水我們也供應不上的！」
張奇林點頭，同意她的估計，但解釋說：「我說的接觸群眾、接觸社會，主要不是指接觸本單位的群眾，處理本單位的事情，而是說接觸像咱們院裡的這些鄰居，接觸咱們鐘鼓樓這一帶的社會。這雖然同我們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可接觸一下和完全不接觸，到底不一樣啊。它至少可以豐富我們的見聞，豐富我們的思想，促使我們不是從一點上，也不是從一條線、一個平面上觀察、考慮問題，而是立體地去觀察、考慮問題……」
於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發背上，這次是她微微點頭了。張秀藻在一旁聽到這兒，才插話說：「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來電話，讓咱們搬到單元樓去，咱們該怎麼辦呢？」
張奇林笑笑說：「那就搬過去吧。」
張秀藻忍不住問：「咦，那您剛才說的接觸群眾、接觸社會的問題，可怎麼解決呀？」
張奇林坦然地說：「關鍵畢竟還不是住在哪兒。關鍵是自己本身要有這個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這兒來串門，二是可以在那裡結識新的鄰居、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嘛！」
全家的認識漸趨統一，大家心情都舒暢起來，只是於大夫還忍不住對張奇林說：「你說是這麼說，到時候你忙個手腳朝天，哪還有回這兒來串門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兒也結識不了幾個新鄰居！」
電視機前的這場談話，很能代表張秀藻他們家的家庭氣氛。這種家庭氣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張奇林的手中。他總是那麼冷靜、理智，卻又不讓人感到過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衝擊最厲害的時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態上沒有露出一點驚慌失措。張秀藻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她才7歲，不懂得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她和媽媽，還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個廣場上去參加批鬥會，先是揪出部長和一些副部長、局長、副局長來，然後就揪「黑爪牙」，裡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場面嚇壞了，因為每個「黑幫」都被剃了光頭、掛上了大黑牌，並被「噴氣式」地撅著。像她爸爸那樣的「黑爪牙」，當晚還是許可回家的。媽媽見他回來，光流眼淚，不敢多說話。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劃清界限」，搬到學校住去了。這天晚上樓裡發生了大騷動，有個被揪的「黑爪牙」想不開，自殺了。第二天爸爸去部裡以前，全樓已經都知道了這自殺的事。媽媽望著爸爸，驚怕擔憂得以至於哆嗦起來。爸爸卻冷靜地對媽媽宣佈說：「我不會。」只有那麼三個字——張秀藻至今回憶起來，那神態語音還清清楚楚。接著，他問張秀藻：「你還有多少塊糖？」張秀藻那時有個糖罐，她便開啟蓋子，數了數說：「26塊。」爸爸彎下腰，摸著她的頭說：「這糖，都留給爸爸吃吧。一天一塊。」張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說：「幹嗎一塊？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塊都行。吃完了，咱們再買呀！」媽媽聽著只是擦眼淚，爸爸卻冷靜到極點地說：「咱們家以後沒錢買糖了。這糖給我留著。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來了你餵我。一天一塊都太浪費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紙全剝了，扔了，把每塊糖全用小刀切成兩半。這樣，我就能一個半月裡全有糖吃了。」說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來，俯首讓張秀藻欠起腳，喂他那半塊糖吃……他沒有自殺，沒有神經錯亂，沒有沮喪，沒有妥協。等這一切都成為過去，當他們搬進這三間北房以後，當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電視機運到的頭一天，他們全家——不止三口，因為哥哥、嫂子正巧回來探親——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當電視中恰好出現了糖果的畫面時，張秀藻不由得引動爸爸去回憶：「爸，您還記得那時候，您白天挨鬥，晚上回來，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嗎？」媽媽一聽這話眼睛就紅了，哥哥嫂嫂都望著爸爸，只等他開口；爸爸卻不動聲色地呷了一口茶，問張秀藻：「你把今天的晚報給弄到哪兒去了？」……
張秀藻的爸爸張奇林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說實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內心裡究竟都裝著些什麼？同樣，張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兒，特別是今天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