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是指內容；形式上還是隨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經三十一歲，大妹二十九歲，我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大人和大人之間的談話。我們在父親眼裡，從來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從來都不把我們當孩子，這大概是他受外國的影響，早早地就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對待我們，和我們行握手禮，直呼我們的學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給我們，你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這個「五四」時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做起的。「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湧。我們便談些街上的事情給父親聽，譬如說王府井大街老字號的店匾已被砸，連「四聯」理髮店裡的大鏡子都被學生帖上了大白紙，不準照，理髮照鏡子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臭毛病。

舒雨說：「爸，您還不把您的小玩藝先收起來。……」

小玩藝者，擺在客廳寶多閣裡小古董小古玩也，它們可能也是「四舊」吧。

父親不容她說下去，斬釘截鐵地，大聲地，一字一蹦地，說了五個字：「不，我絕不收！」

以後的話，都是他的。

思緒由他頭腦中飛出，連連續續，大概是深思熟慮的，觀點非常鮮明，並不費力，好像廚房中備好的菜餚，一會端出一盤來。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兒，完全無法插嘴。在他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間便出現了冷場，房裡安靜得有些異常，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印象。

「是誰給他們的權力？」

……

（他明知故問，是誰發動了「紅衛兵」。他是在問嗎？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這樣問，也是犯大忌的，這也明明白白的。）

「歷史上，外國的文化大革命，從來都是破壞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損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剛烈而清白的人。」

他說了兩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實的故事。

一位死於「三反五反」運動，另一位死於「鎮反」運動。他說的時候有名有姓，可惜，我們都記不住，好像一位姓紀，都是並沒有正式反到他們身上，只是有了一點點端倪，也就是剛剛對他們有所暗示，有所懷疑吧，結果，兩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頭栽進了什剎海。

都是自殺。

都是投水。

都是身諫。

都是殉難。

都是剛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議。

什麼叫聽者無心，說者有意？

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這方話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實，便是如此。

湊巧得很，父親失蹤的訊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訴了大妹，我們交換了眼光，我們偷偷地交換了看法：他去了。

因為，我們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說過的話。他等於已經告訴了我們。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裡找到了他的屍體。

他的衣服、手杖、眼鏡都整齊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著蘆葦葉和水草走向湖水，讓湖水吞沒了自己，嗆水而亡，離岸邊大概也不過十米遠。他的口袋裡有他的名片，寫著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鐘起，便絕對相信：他在受盡一天一夜的殘暴毆打奇恥大辱和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剛烈的直接反抗之後，投水自殺。

沒有第二種選擇。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有第二種選擇，那絕不是他！

因為，他已經把事情看穿了。

因為，他早已為自己設計好了結局。

他曾到過什剎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機會訪問了一位回教領袖，馬松亭大阿訇，他告訴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

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誼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濟南。抗戰時，馬阿訇主持重慶大清真寺的教務，並組織回教救國協會，和老舍先生也發生過很密切的交往。應回教救國會的請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創作了話劇《國家至上》，曾在後方許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員張瑞芳曾被回民親切地叫作「我們的張瑞芳」。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思緒低落，生活處境也很淒涼。「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悶坐在河邊，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來到什剎海岸邊，悶悶不樂地坐到黃昏。突然，一抬頭，他看見老舍先生獨自一人拄著手杖慢慢地沿著岸邊迎面走來。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開口，就讓馬老人夫婦大吃一驚。他非常坦率。他說他想不通，很苦悶，要「走」。

「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著了！」老舍拉著老人的手，掏了心窩子。面對多年不見的老兄弟，他完全無顧忌，反而能對面直說。

馬老人無言以對，站起來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說：「你們回家吧，我走啦……」

什剎海離家還有一段距離，除非專門來，並不順腳。老舍先生是專門來的。

他似乎在選擇自己的歸宿地。

他記得他的剛烈而清白的兩位殉難老朋友的選擇。

馬老人和夫人的回憶使我震驚，當風暴還未刮到他的頭上時，他已經做好結束自己生命的一切準備，包括方式、地點。

馬松亭大阿訇的回憶實在是厲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謎團裡的那最後一點殘霧徹底的吹散了。

它說明，投水只不過是最後的一筆，圖畫的大框架卻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說明，人比動物不知道要偉大多少，因為人能計劃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說明，就是沒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鬥，悲劇的結局也是註定了的。

它說明，士不可辱和寧折不彎並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為，他是一個極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災難，不光是對他一個人的災難。

他最後選擇了太平湖，一個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漁民養魚和打魚的地方。他對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這一帶當北郊勸學員，專門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辦公處便離太平湖很近。這段經歷讓他日後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三十年代，他替老母親在和太平湖相對應的城根兒裡買了一所房子，十間大北房，外加一個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師範大學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裡作兼職教授，給中文系的學生講過小說課。這裡很安靜，沒有遊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難者。當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聞訊而來，訊息迅速傳遍北城。繼老舍先生之後，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難者的盛地，連續幾日，每天幾十人往裡跳。

這一切，都是旁人無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得知這一訊息後，放聲痛哭過，國外的文學家率先寫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說，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甚至準備給他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可是，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實現了他的哲學——當發生禍患時，身諫，投水，殉難。

這個悲壯而悽慘的選擇，至今，還震撼著人們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想起來便黯然淚下……並在酸楚中終於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