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的杯盤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討論會章。正在討論中，敵機到了上空，高射炮響成一片，震得窗子嘩啦嘩啦的響。還是討論會章！

會章通過，適夷先生宣讀提議案，一一通過，警報還未解除。進行選舉。選舉票收齊，主席宣佈委託籌備委員檢票，選舉結果在次日報紙上披露。

警報解除，散會。

晚報上登出大會的盛況，也載著敵機轟炸徐家棚，死傷平民二百多！報仇吧！文藝界同人們怒吼吧！中華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沒有和平；成立大會是極圓滿的開完了，努力進行該作的事吧！

總務組長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會里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著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宣告，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七歲1——

1老舍對「文協」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老舍就沒有「文協」。此文是老舍為「文協」成立七週年所作的總結。此外，老舍還作有《會務報告》等多篇，都是關於「文協」的珍貴史料。

在我的眼睛裡，「文協」有時候睡一會兒覺，而沒有死過一回。

當「文協」在武漢的時候，幾乎每一位會員都詳詳細細的知道會中工作的日記，因為座談會與茶會是那麼多，人人都能聽到會中昨天作了什麼，和明天要作什麼。那時候，會款差不多沒有超出三百元過，可是工作的緊張倒好像我們開著一家銀行似的。那時候，大家初次嚐到團結的快樂，自然要各顯身手，把精神、時間，與錢力，獻出一些給團體。那時候，政府與民眾團體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所以大家喜歡作事，政府也願給我們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趕到「文協」遷來重慶，大家在精神上還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趕不上在武漢時節那麼多了。一來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漢時彼此捎個口信便可以開會；二是物價漸漸的高漲，大家的口袋裡不再像從前那麼寬裕；於是，會務日記彷彿就只有理事們才知道，而會員們便不大關心它了。慢慢的，物價越來越高，會中越來越窮，而在團體的活動上又不能不抱著一動不如一靜的態度，「文協」就每每打個小盹了。可是它並沒有死。它的會刊時常脫期，而沒有停刊。它還組織了前線訪問團，並派代表參加前線慰勞團。每到「七七」，它必去獻金——不管錢數多少，我們總願盡心力而為之。它舉行各樣的座談會，參加國民月會和種種的集會。它的會所依然是會員們的「孃家」。

它沒有死，所以得到社會上的信任。它永遠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對它也願時時予以提攜援助。

去年，它發動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的徵募，沒有怎樣費力，它便得到了好幾百萬元。社會上看得起它。這筆錢有了極大的用處。有許多害病的會員，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養病，有許多由湘桂流亡出來的會員，在半路上得到接濟得以及早的來到四川或雲南。有的會員來到重慶，「文協」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們，給他們一些安慰。「文協」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兒了。

「文協」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經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會刊，《抗戰文藝》，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雖短，可是以一個團體來說，以在抗戰中種種的艱苦來說，這實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這七年中，它聽見過多少次炸彈的爆炸聲音哪！「文協」總會的窮而樂，睡而不死，也就影響到它的分會。雖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會都因軍事的關係而結束，可是貴陽的，成都的，昆明的分會反而因此而更見活躍。以昆明分會來說，它曾有一個時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來，它又復興起來，去年為貧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績比重慶總會還好。於此，我不能不喊一聲：「文協萬歲」了！

二、《抗戰文藝》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週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儘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週年紀念日起，會刊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著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週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閒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乾著急，而想不出辦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