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舍在山東大學任教職的時候未寫長篇作品，但短篇小說、散文、生活創作回憶、雜文等收穫卻很豐富，只是在自傳性文字的寫作上不如在濟南時多。
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辭去齊大的教職，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我早就想不再教書。在上海住了十幾天，我心中涼下去，雖然天氣是那麼熱。為什麼心涼？那時正是「一二八」以後，書業不景氣，文藝刊物很少，滬上的朋友告訴我不要冒險。兜底兒一句話：專仗著寫東西吃不上飯。
第二步棋很好決定，還得去教書。於是我就接了山東大學的聘書來到青島。
到了青島不久，至友白滌洲死去；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場。
這兩件事——不能去專心寫作，與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來；願意幹的事不準幹，應當活著的人反倒死。是呀，我知道活一天便須歡蹦亂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寫文章，但是心中堵著一塊什麼，它老在那兒！寫得不好？因為心裡堵得慌！我是個愛笑的人，笑不出了！我一向寫東西寫得很快，快與好雖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寫一陣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來了。我不信什麼「江郎才盡」那一套，更不信將近四十歲便得算老人；我願老努力的寫，幾時入棺材，幾時不再買稿紙。可是，環境也得允許我去寫，我才能寫，才能寫得好。整天的瞎忙，在應休息的時間而拿起筆來寫東西，想要好，真不大容易！我並不願把一切的罪過都推出去，只說自己高明。不，我永遠沒說過自己高明；不過外面的壓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這是非說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與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東西，至少要各擔一半責任。
一個大學或者正像一個人，他的特色總多少與它所在的地方有些關係。山大雖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島，就不能不帶些青島味兒。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誤解的地方。一般的說，人們大概會這樣想：山大立在青島恐怕不大合適吧？舞場、咖啡館、電影院、浴場……在花花世界裡能安心讀書嗎？這種因愛護而擔憂的猜想，正是我們所願解答的。……青島之有夏，正如青島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測多半由此而來。說真的，山大所表現的精神是青島的冬。是呀，青島忙的時候也是山大忙的時候，學會咧，參觀團咧，講習會咧，有時候同時借用山大作會場或宿舍，熱忙非常。但這總是在夏天，夏天我們也放假呀。當我們上課的期間，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島差不多老是靜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們的，避暑的人們大概連想也沒想到過。至於冬日寒風惡月裡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們的讀書聲與足球場上的歡笑可與相抗；稍微貪點熱鬧的人恐怕連一個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說，能在青島住過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資格。我們的學生在這裡一住就是四冬啊！他們不會在畢業時候都成為神仙——大概也沒人這樣期望他們——可是他們的靜肅態度已經養成了。一個沒到過山大的人，也許容易想到，青島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當然山大的學生也得洋服啷噹的，像些華僑子弟似的。根本沒有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國兵營，雖然在改作學校之後，院中鋪滿短草，道旁也種上了玫瑰，可是它總脫不了營房的嚴肅氣象。學校的後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著一些青松，我們每天早晨一抬頭就看見山石與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種。學校裡我們設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沒人多看兩眼，也覺得彷彿有些不得勁兒。整個的嚴肅空氣不許我們漂亮，到學校外去，依然用不著修飾。六七月之間，此處固然是萬紫千紅，士女如雲，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過了暑期，海邊上連個人影也沒有；我們大概用不著花花綠綠的去請白鷗與遠帆來看吧？因此，山大雖在青島，而很少洋味兒，制服以外，藍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熱鬧的時候，我們還是如此，因為樸素成了風氣，藍布大衫一穿大有「眾人摩登我獨古」的氣概。
還有呢，不管青島是怎樣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東。「山東」二字滿可以用作樸儉靜肅的象徵，所以山大——雖然學生不都是山東人——不但是個北方大學，而且是北方大學中最帶「山東」精神的一個。我們常到嶗山去玩，可是我們的眼卻望著泰山，彷彿是。這個精神使我們樸素，使我們能吃苦，使我們靜默。往好裡說，我們是有一種強毅的精神；往壞裡講，我們有點鄉下氣。不過，即使我們真有鄉下氣，我們也會自傲的說，我們是在這兒矯正那有錢有閒來此避暑的那種奢華與虛浮的摩登，因為我們是一群「山東兒」——雖然是在青島，而所表現的是青島之冬。
二、習慣1——
1此文發表，正是老舍辭齊魯大學教職去上海時。這是老舍面對西洋半殖民地文化表明自己的志趣、心性的文字。
不管別位，以我自己說，思想是比習慣容易變動的。每讀一本書，聽一套議論，甚至看一回電影，都能使我的腦子轉一下。腦子的轉法像螺絲釘，雖然是轉，卻也往前進。所以，每轉一回，思想不僅變動，而且多少有點進步。記得小的時候，有一陣子很想當「黃天霸」。每逢四顧無人，便掏出瓦塊或碎磚，回頭輕喊：看鏢！有一天，把醋瓶也這樣出了手，幾乎捱了頓打。這是聽《五女七貞》的結果。及至後來讀了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楊小樓扮演的「黃天霸」，也不會再扔醋瓶了。你看，這不僅是思想老在變動，而好歹的還高了一二分呢。
習慣可不能這樣。拿吸菸說吧，讀什麼，看什麼，聽什麼，都吸著煙。圖書館裡不準吸菸，乾脆就不去。書裡告訴我，吸菸有害，於是想戒菸，可是想完了，照樣點上一支。醫院裡陳列著「煙肺」也看見過，頗覺恐慌，我也是有肺動物啊！這點嗜好都去不掉，連肺也對不起呀，怎能成為英雄呢？！思想很高偉了；乃至吃過飯，高偉的思想又隨著藍煙上了天。有的時候確是堅決，半天兒不動些小白紙卷兒，而且自號為理智的人——對面是習慣的人。後來也不是怎麼一股勁，連吸三支，合著並未吃虧。肺也許又黑了許多，可是心還跳著，大概一時還不至於死，這很足自慰。什麼都這樣。按說一個自居「摩登」的人，總該常常攜著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這麼想過，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著，咱們家裡見吧！」把夫人落在後邊，我自己邁開了大步。什麼「尖頭曼」「方頭曼」的，不管這一套。雖然這麼說，到底覺得差一點，從此再不雙雙走街。
明知電影比京戲文明一些，明知京戲的鑼鼓專會供給頭疼，可是嘉寶或紅髮女郎總勝不過楊小樓去。鑼鼓使人頭疼的舒服，彷彿是吧。同樣，冰激凌，咖啡，青島洗海澡，美國桔子，都使我搖頭。酸梅湯，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種知己的好感。這與提倡國貨無關，而是自幼兒養成的習慣。年紀雖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還趕上了野蠻時代。那時候連皇上都不坐汽車，可想見那是多麼野蠻了。
跳舞是多麼文明的事呢，我也沒份兒。人家印度青年與日本青年，在巴黎或倫敦看見跳舞，都講究饞得嚥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場拒絕印度學生進去，有幾位差點上了吊。還有一次在海船上舉行跳舞會，一個日本青年氣得直哭，因為沒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這種好熱鬧叫作猴子摹仿，我倒並不這麼想。在我的腦子裡，我看這並不成什麼問題，跳不能叫印度登時獨立。也不能叫日本滅亡。不跳呢，更不會就怎樣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個人吃飽了沒事，獨自跳跳，還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來回的拉扯，無論說什麼也來不得。看著就是不順眼，不用說真去跳了。這和吃冰激凌一樣，我沒有這個胃口。舌頭一涼，馬上聯想到瀉肚，其實心裡準知道沒有危險。
還有吃西餐呢。乾淨，有一定份量，好消化，這些我全知道。不過吃完西餐要不補充上一碗餛飩兩個燒餅，總覺得怪委屈的。吃了帶血的牛肉，喝涼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這就沒有辦法了，想象真會叫肚子山響！
對於朋友，我永遠愛交老粗兒。長髮的詩人，洋裝的女郎，打微高爾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學者，滿跟我沒緣。看不慣。老粗兒的言談舉止是咱自幼聽慣看慣的。一看見長髮詩人，我老是要告訴他先去理髮；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詩才，他那些長髮使我堵的慌。家兄永遠到「推剃兩從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悅目。女子也剪髮，在理論上我極同意，可是看著彆扭。問我女子該梳什麼「頭」，我也答不出，我總以為女性應留著頭髮。我的母親，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麼？她們都沒剪髮。
行難知易，有如是者。
三、小孩1——
1長女舒濟生於濟南，老舍曾有題「全家福」一首：「爸笑媽隨女扯書，一家三口樂安居，濟南山水充名士，籃裡貓球盆裡魚。」舒乙生於青島。
獨人一身，自己吃飽便天下太平，每逢困於油鹽醬醋的災難中，就感覺到家庭的累贅。
家庭之累，大半由兒女造成。先不用提教養的花費，只就淘氣哭鬧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亂。小女三歲，專會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畫圓拉扛，且美其名曰「小濟會寫字」！把人要氣沒了脈，她到底還是有理！再不然，我剛想起一句好的，在腦中盤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亞，假若能寫出來的話。當是時也，小濟拉拉我的肘，低聲說：「上公園看猴？」於是我至今還未成莎士比亞。小兒一歲正，還不會「寫字」，也不曉得去看猴，但善親親，閉眼，張口展覽上下四個小牙。我若沒事，請求他閉眼，露牙，小胖子總會東指西指的打岔。趕到我拿起筆來，他那一套全來了，不但親臉，閉眼，還「指」令我也得表演這幾招。有什麼辦法呢？！
這還算好的。趕到小濟午後不睡，按著也不睡，那才難辦。到這麼四點來鍾吧，她的困鬧開始，到五點鐘我已沒有人味。什麼也不對，連公園的猴都變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應當由我負責。小胖子也有這種困而不睡的時候，大概多數是與小濟同時發難。兩位小醉鬼一齊找毛病，我就是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計，一點辦法沒有！在這種乾等束手被擒的時候，偏偏會來一兩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鬧脾氣了。不大一會兒，把太太也鬧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熱鬧至為驚人。大人聲言離婚，小孩怎說怎不是，於離婚的爭辯中瞎打混。一直到七點後，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動不的，離婚的宣言才無形的撤銷。這還算好的。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教厲害，不但白天沒有情理，夜裡還得上夜班。一會兒一醒，若被針紮了似的驚啼，他出牙，誰也不用打算睡。他的牙出利落了，大家全成了紅眼虎。
在沒有小孩的時候，一個人的世界還是未曾發現美洲的時候的。小孩是科侖布，把人帶到新大陸去。這個新大陸並不很遠，就在熟習的街道上和家裡。你看，街市上給我預備的，在沒有小孩的時候，似乎只有理髮館，飯鋪，書店，郵政局等。我想不出嬰兒醫院，糖食店，玩具鋪等等的意義。連藥房裡的許許多多嬰兒用的藥和粉，報紙上嬰兒自己藥片的廣告，百貨店裡的小襪子小鞋，都顯著多此一舉，勞而無功。及至小天使自天飛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雙放大鏡，街市依然那樣，跟我有關係的東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嬰兒醫院不但掛著牌子，敢情裡邊還有醫生呢。不但有醫生，還是挺神氣，一點也得罪不得。拿著醫生所給的神符，到藥房去，敢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不但要買瓶子裡的白汁黃面和各色的藥餅，還得買瓶子罐子，軋粉的缽，量奶的漏斗，乳頭，衛生尿布，玩藝多多了！百貨店裡那些小衣帽，小傢俱，也都有了意義；原先以為多此一舉的東西，如今都成了非它不行；有時候鋪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我還大有看不起他們的意思：既是百貨店，怎能不預備這件東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鋪子，除了金店與古玩鋪，都有了我的足跡；連當鋪也走得怪熟。鋪中人也漸漸熟識了，甚至可以隨便閒談，以小孩為中心，談得頗有味兒。夥計們，掌櫃們，原來不僅是站櫃作買賣，家中還有小孩呢！有的鋪子，竟自敢允許我欠賬，彷彿一有了小孩，我的人格也好了些，能被人信任。三節的帳條來得很踴躍，使我明白了過節過年的時候怎樣出汗。
小孩使世界擴大，使隱藏著的東西都顯露出來。非有小孩不能明白這個。看著別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齊齊，你總覺得小孩們理應如此，一生下來就戴著小帽，穿著小襖，好像小雛雞生下來就披著一身黃絨似的。趕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曉得事情並不這麼簡單。一個小娃娃身上穿戴著全世界的工商業所能供給的，給全家人以一切啼笑愛怨的經驗，小孩的確是位小活神仙！
有了小活神仙，家裡才會熱鬧。窗臺上，我一向認為是擺花的地方。夏天呢，開著窗，風兒輕輕吹動花與葉，屋中一陣陣的清香。冬天呢，陽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顏色與生氣。後來，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見了，窗臺上滿是瓶子罐子，數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時候上了寫字檯，奶瓶倒在書架上。大掃除才有了意義，是的，到時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頓不可了，要不然東西就有把人埋起來的危險。上次大掃除的時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這老傢伙幹嗎在那裡藏著玩呢！
人的數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問題。在沒有小孩的時候，用一個僕人就夠了，現在至少得用倆。以前，僕人「拿糖」，滿可以暫時不用；沒人作飯，就外邊去吃，誰也不用拿捏誰。有了小孩，這點豪氣乘早收起去。三天沒人洗尿布，屋裡就不要再進來人。牛奶等項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兒方知衛生難，奶瓶子一天就得燙五六次；沒僕人簡直不行！有僕人就得搗亂，沒辦法！
好多沒辦法的事都得馬上有辦法，小孩子不會等著「國聯」慢慢解決兒童問題。這就長了經驗。半夜裡去買藥，藥鋪的門上原來有個小口，可以交錢拿藥，早先我就不曉得這一招。西藥房裡敢情也打價錢，不等他開口，我就提出：「還是四毛五？」這個「還是」使我省五分錢，而且落個行家。這又是一招。找老媽子有作坊，當票兒到期還可以入利延期，也都被我學會。沒工夫細想，大概自從有了兒女以後，我所得的經驗至少比一張大學文憑所能給我的多著許多。大學文憑是由課本里掏出來的，現在我卻念著一本活書，沒有頭兒。
連我自己的身體現在都會變形，經小孩們的指揮，我得去裝馬裝牛，還須裝得像個樣兒。不但裝牛像牛，我也學會牛的忍性，小胖子覺得「開步走」有意思，我就得百走不厭；
只作一回，絕對不行。多咱他改了主意，多咱我才能「立正」。在這裡，我體驗出母性的偉大，覺得打老婆的人們滿該下獄。
中秋節前來了個老道，不要米，不要錢，只問有小孩沒有？看見了小胖子，老道高了興，說十四那天早晨須給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紅線。備清水一碗，燒高香三炷，必能消災除難。右鄰家的老太太也出來看，老道問她有小孩沒有，她慘淡的搖了搖頭。到了十四那天，倒是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紅線。小孩子征服了老道與鄰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紅線，我覺得比寫完一本偉大的作品還驕傲，於是上街買了兩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紅線，兔子王，都有絕大的意義！
四、《駱駝祥子》
在寫《駱駝祥子》以前，我總是以教書為正職，寫作為副業，從《老張的哲學》起到《牛天賜傳》止，一直是如此。這就是說，在學校開課的時候，我便專心教書，等到學校放寒暑假，我才從事寫作。我不甚滿意這個辦法。因為它使我既不能專心一志的寫作，而又終年無一日休息，有損於健康。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獨斷獨行的丟掉了月間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裡一時一刻也沒忘掉嘗一嘗職業寫家的滋味。
事有湊巧，在「山大」教過兩年書之後，學校鬧了風潮，我便隨著許多位同事辭了職。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風向，也沒同任何人商議，便決定在青島住下去，專憑寫作的收入過日子。這是「七七」抗戰的前一年。《駱駝祥子》是我作職業寫家的第一炮。這一炮要放響了，我就可以放膽的作下去，每年預計著可以寫出兩部長篇小說來。不幸這一炮若是不過火，我便只好再去教書，也許因為掃興而完全放棄了寫作。所以我說，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係。
記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閒談，隨便的談到他在北平時曾用過一個車伕。這個車伕自己買了車，又賣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還是受窮。聽了這幾句簡單的敘述，我當時就說：「這頗可以寫一篇小說。」緊跟著，朋友又說：有一個車伕被軍隊抓了去，哪知道，轉禍為福，他乘著軍隊移動之際，偷偷的牽回三匹駱駝回來。
這兩個車伕都姓什麼？哪裡的人？我都沒問過。我只記住了車伕與駱駝。這便是駱駝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從春到夏，我心裡老在盤算，怎樣把那一點簡單的故事擴大，成為一篇十多萬字的小說。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與相貌變換過不知多少次——材料變了，人也就隨著變。
不管用得著與否？我首先向齊鐵恨先生打聽駱駝的生活習慣。齊先生生長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許多家養駱駝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來，我須以車伕為主，駱駝不過是一點陪襯，因為假若以駱駝為主，恐怕我就須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與駱駝的情景了。若以車伕為主呢，我就無須到口外去，而隨時隨處可以觀察。這樣，我便把駱駝與祥子結合到一處，而駱駝只負引出祥子的責任。
怎麼寫祥子呢？我先細想車伕有多少種，好給他一個確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確定了，我便可以把其餘的各種車伕順手兒敘述出來；以他為主，以他們為賓，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會環境，他就可以活起來了。換言之，我的眼一時一刻也不離開祥子；寫別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車伕們而外，我又去想，祥子應該租賃哪一車主的車，和拉過什麼樣的人。這樣，我便把他的車伕社會擴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紹進來。可是，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還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裡，我決定不許任何人奪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難想到的。人既以祥子為主，事情當然也以拉車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車發生關係，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樹下那樣。
可是，人與人，事與事，雖以車為聯絡，我還感覺著不易寫出車伕的全部生活來。於是，我還再去想：颳風天，車伕怎樣？下雨天，車伕怎樣？假若我能把這些細瑣的遭遇寫出來，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為一個最真確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連一陣風，一場雨，也給他的神經以無情的苦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