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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2）教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3）五十六期的《閒話》裡。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4）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5），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土訇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著過年為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為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佔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彷彿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裡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為，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6）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訊，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為既能通訊，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著，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僱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7）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裡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為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8）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

我大約因為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裡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裡去。管到“鄰貓生子”（9），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裡，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為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為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為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為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為是同學，親戚，同鄉，——

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瞭然，或者其實瞭然，而故意裝痴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10）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2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11）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12）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著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13）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裡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做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裡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裡面，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14）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15），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裡“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

（16）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18）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19）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裡，託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只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著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21）。“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22），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啟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箇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裡，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

（24）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閒話’便沒有什麼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著一個例：

“就以‘四書’（25）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26）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27）之類，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28）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註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裡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29）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30）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32）氏的《壓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卻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著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語絲》週刊第六十二期。

（2）陳源筆名西瀅，參看本卷第80頁注（8）。

（3）《現代評論》參看本卷第79頁注（4）。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發表的《閒話》中稱：“我們新年的決心，不如就說以後永遠的不管人家的閒事吧。”因為，據他說，“中國愛管閒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這樣愛“代人抱不平”，遇到“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不得不說兩句話”的人，“就常常惹了禍了”。這是他為自己前一年幫助章士釗和楊蔭榆壓迫學生的種種言行所作的辯護。

（4）“可惜”此語原為陳西瀅對於魯迅等七教員關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的譏評。陳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發表的《閒話》中說：“這個宣言語氣措詞，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了。……這是很可惜的。”

（5）五色旗民國成立後至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舊中國的國旗，紅黃藍白黑五色橫列。

（6）請酒開會在女師大風潮中，楊蔭榆曾一再利用宴會方式，拉攏教員，策劃壓迫學生。在章士釗解散女師大另辦女子大學後，女師大進步師生另在宗帽衚衕租屋上課，後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覆校。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學也用宴會方式宴請所謂“教育界名流”。陳西瀅、王世傑、燕樹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次日改名“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於十二月十六日在《致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中攻擊女師大進步師生說：

“同人等以為女師大應否恢復，目的如何，另屬一問題，而少數人此種橫暴行為，理應在道德上加以切實否認。”這裡就是針對他們而發。

（7）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決定在女師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學，十九日派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前往籌備。劉於二十二日在軍警配合下僱用流氓和老媽子毆曳學生出校。這裡是對此事的諷刺。

（8）塞文狄斯（m．decervantes，1547—1616），通譯塞萬提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堂吉訶德》等。芮恩施（p．s．reinsch），民國初年美國駐華公使。羅家倫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內，曾引芮恩施的話來作為“外國人之中國人譯外國小說觀”的論據；並稱他“是美國一位很大的學者”。這裡所說“因為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即指羅家倫的這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