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十一，十三。
一個「志士」，縱使「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但若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個錘子，打破值銀數百兩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頂紅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錢的腦袋，那他當然是也許要灰心的。然則書店和報館之有些為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揚長而去」的英雄們指定為「赤色作家」，還是莫害他人，放下筆，靜靜的看一會把戲罷，所以這一本里面的雜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為從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時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並沒有寫些什麼的。
但是，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著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煙士披離純」，何況現在嗅覺又特別發達了，他們深知道要怎樣「創作」才合式。這就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盡有，妙的卻不多。紙墨更該愛惜，這裡僅選了六篇。官辦的《中央日報》討伐得最早，真是得風氣之先，不愧為「中央」；《時事新報》正當「全武行」全盛之際，最合時宜，卻不免非常昏憒；《大晚報》和《大美晚報》〔13〕起來得最晚，這是因為「商辦」的緣故，聰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遲鈍，他剛才決計合夥來討伐，卻不料幾天之後就要過年，明年是先行檢查書報，以惠商民，另結新樣的網，又是一個局面了。
現在算是還沒有過年，先來《中央日報》的兩篇罷——雜感洲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於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麼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幹」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麵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就。則於抽捲菸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裡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醜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諷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臺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臺。魯迅先生是這擂臺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裡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裡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q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b．a．vassiliev對魯迅先生的《阿q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q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臺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為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14〕，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裡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麼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麼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麼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為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臺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麼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衊，我相信，因為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著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文舞臺的戲兒一齣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為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著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只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著《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為什麼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只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麼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裡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著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訊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麼？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為就是我了。採在這裡，只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戚施近人有裒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譭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託於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者也。
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借曰二者胥有未當，誰屍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為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為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魯迅為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鑑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志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
錢氏此書出版於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記雲。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報》的《火炬》。
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贊為「獨具隻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麼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別的儲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最後是《大美晚報》，出臺的又是曾經有過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罵人與自供王平陵
學問之事，很不容易說，一般通材碩儒每不屑與後生小子道長論短，有所述作，無不譏為「淺薄無聊」；同樣，較有修養的年輕人，看著那般通材碩儒們言必稱蘇俄，文必宗普魯，亦頗覺得如嚼青梅，齒頰間酸不可耐。
世界上無論什麼紛爭，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類思想的衝突，因為多半是近於意氣，斷沒有終止的時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毀謗人家故意找尋人家的錯誤當作是一種職業；而以直接否認一切就算是間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麼東西，那隻許他們自己知道，別人是不準過問的。其實，有時候這些人意在對人而發的陰險的暗示，倒並不適切；而正是他們自己的一篇不自覺的供狀。
聖經裡好像有這樣一段傳說：一群街頭人捉著一個偷漢的淫婦，大家要把石塊打死她。耶穌說：「你們反省著！只有沒有犯過罪的人，才配打死這個淫婦。」群眾都羞愧地走開了。今之文壇，可不是這樣？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如同魯迅先生慣用的一句刻毒的評語，就就罵人是代表官方說話；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麼「方」說話！
本來，不想說話的人，是無話可說；有話要說；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魯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了。
像這樣的情形，文壇有的是，何止是魯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火樹》。
記得在《偽自由書》裡，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論為屬於「官方」〔15〕，這回就是對此而發的，但意義卻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的話看起來；好像是說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麼，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評語」了，耶穌不說過「你們反省著」〔16〕嗎？——為消災計，再添一條小尾：這壞習氣只以文壇為限，與官方無干。
王平陵先生是電影檢查會〔17〕的委員，我應該謹守小民的規矩。
真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並不小。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著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麼？——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它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儲存我的雜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18〕這是為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19〕，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準風月談》時期以內的事，在這裡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真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魯迅記於上海。
〔1〕《社會新聞》參看本卷第182頁注〔2〕。該刊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發表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書後》一文，攻擊魯迅說：「《偽自由書》，魯迅著，北新出版，實價七角。書呢，不貴，魯迅的作品，雖則已給《申報·自由談》用過一道，但你要曉得，這裡還有八千字的後記呢，就算單買後記，也值。並且你得明瞭魯迅先生出此一書的本意，是為那些寫在《自由談》的雜感嗎？決不是，他完全是為了這條尾巴，用來穩定他那文壇寶座的回馬槍。」
〔2〕《十日談》邵洵美等辦的一種文藝旬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創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停刊。上海第一齣版社發行。〔3〕「盛宮保」指盛宣懷，參看本卷第133頁注〔2〕。清廷曾授他「太子少保」官銜。一九一六年盛死後，他的家屬舉辦過轟動一時的「大出喪」。
〔4〕《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創刊，當時在南京出版。
〔5〕《改造》日本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創刊，改造社發行。一九五五年二月停刊。魯迅應改造社之約寫了《火》、《王道》、《監獄》三篇短論，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的《改造》月刊。後收入《且介亭雜文》時，將三個短論組成一篇，題為《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6〕《人言》週刊，郭明等編輯，一九三四年二月創刊，上海第一齣版社發行。《談監獄》載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按章克標、邵洵美都是《人言》的「編輯同人」，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致鄭振鐸信中曾提到「章（克標）編《人言》」的事，說：「章頗惡劣，因我在外國發表文章，而以軍事裁判暗示當局者，亦此人也。」
〔7〕丸造氏即內山完造，參看本卷第182頁注〔6〕。〔8〕貶落了黑詩人見邵洵美《現代美國詩壇概觀》一文，載《現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現代美國文學專號」。黑詩人，指美國黑人作家休士（l．hughes1902—1967）。〔9〕《魯迅翁之笛》刊於《十日談》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靜（陳靜生）。畫中為魯迅吹笛，群鼠隨行。曹聚仁曾在《濤聲》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發表《魯迅翁之笛》一文，批評了這幅漫畫；接著漫畫作者在《十日談》第十一期發表《以不打官話為原則而致復濤聲》進行答辯。《濤聲》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國民黨政府吊銷登記證而被迫停刊。〔10〕杜衡（1906—1964）原名戴克崇，筆名蘇汶、杜衡，浙江杭縣（今餘杭）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種人」自居，攻擊左翼文藝運動，曾編輯《新文藝》、《現代》等刊物。
〔11〕現代「語錄體」指當時林語堂等提倡的模仿宋人《語錄》的文白夾雜的文字。
〔12〕武官們開的書店指上海神州國光社。該社在一九三一年後曾接受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等人的投資。〔13〕《大美晚報》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報紙。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曾另出漢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後停刊。
〔14〕托爾斯泰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時，寫了一封給俄國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載於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國《泰晤士報》，兩月後曾譯載於日本《平民新聞》），指斥他們發動戰爭的罪惡。又托爾斯泰很不滿意當時的教會（俄國人信奉的是希臘正教），在著作中常常猛烈地加以攻擊，他於一九○一年二月被教會正式除名。〔15〕見《偽自由書·不通兩種》附錄《官話而已》。〔16〕「你們反省著」或譯「你悔改吧」，是基督教《新約全書》中的話。
〔17〕電影檢查會一九三三年三月，國民黨政府成立由中央宣傳委員會領導的「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是迫害左翼文藝運動的機構之一。
〔18〕「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語出《晉書·阮籍傳》：「（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子，對人的蔑稱，與「小子」相近。
〔19〕中權本指古代軍隊中主將所在的中軍。《左傳》宣公十二年有：「中權後勁。」晉代杜預注：「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這裡引申為政治中樞，是說當時一些文人在反動當局指使下進行造謠誣陷的陰謀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