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裡「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2），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裡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裡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瞭。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裡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宣告：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預設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