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裡已經說過了。到這裡，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儲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菸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復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姦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姦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慾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裡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幹叔奸侄女
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男指系遊玩並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幹」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嘆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階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麼「員外」什麼「警犬」〔1〕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傢俬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裡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裡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2〕。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只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歷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復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鉅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裡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歷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闆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闆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臺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臺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闆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3〕為《自由談》的「臺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繫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臺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穫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臺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4〕，卻在《文壇進行曲》裡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鑑！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裡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谷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闆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伏於老闆，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復見於近日矣。〔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5〕，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麼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6〕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7〕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裡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裡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稜角，摸著正面，卻要把它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覆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裡，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8〕（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離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麼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佈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闊老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遊。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9〕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群流氓，幾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種訊息——自由的風月頑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佈「只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復」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氣之不鍾於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10〕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復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只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裡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q」的播音臺，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麼那個色慾狂的「迷羊」——郁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為郁達夫雖則是個色慾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臺老闆魯（？）老夫子是同志，成為「烏鴉」「阿q」的夥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闆，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佈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復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谷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觸了這個大黴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鬥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鬥爭，於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紅蘿蔔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11〕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準備反攻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裡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懷琛〔12〕雖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麼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13〕（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與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臺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折而藏之，以為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麼座談不座談呢？
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
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於被強姦，遙領盛情，志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機關雜誌《文藝座談》〔14〕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於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為我而作的——內山書店小坐記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著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懷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髮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聽了並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裡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麼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幹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幹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麼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麼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並且廓大到「左聯」〔15〕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為的是令人不疑為出於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與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誌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黨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黨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願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種偵探機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新皖〕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種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衊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據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人的嘴裡聽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字——談「文人無行」谷春帆雖說自己也忝列於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於「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幾分同意，而對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為「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種種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衊，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勝舉。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覥然以「天才」與「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餘，還沾沾自喜的種種怪象，也是「無醜不備有惡皆臻」，對著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並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觸並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與「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與「色情狂的急色兒」，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蠍，他可以借崔萬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廣告），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箇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於小報，指他的朋友為×××，並公佈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聽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並不是沒有讀書的機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種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種陰毒機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為事，日以造謠中傷為事，這，一方面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併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一副滿懷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寧，簡直想要置你於死地，其人格之卑汙，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後，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種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著，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汙與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於這班醜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逐於文壇以外，應當在汙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