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黃河東流去》這部小說，上集完成於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寫完。這中間經歷了五年時間。其中原因，一是中間我寫了幾部電影；二是由於身體不好，還有一個潛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因此，我把創作的程式放慢了。

這部小說的故事，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扒開了滔滔黃河，「以水代兵」想以此來抵擋日本侵略軍。結果卻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個省四十多個縣，一千多萬人遭災，一百多萬人喪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難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

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歷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說。

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難民的人數是相當驚人的。不管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四處流亡的阿富汗難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帳篷裡的難民，還是在泰國邊境棚戶裡的柬埔寨難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沒有「家」了。

幾千年來，農民總是和他們的「家」聯絡在一起的。他們的土地、茅屋、農具和牲畜，構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從而產生了他們特有的倫理和道德。但是，當他們的田園被淹沒，家庭被破壞，變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的倫理觀，道德觀，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後，他們的家庭，人和人的關係會有些什麼變化呢?本書就是希圖從這一方面，給讀者介紹一些真實生活。

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說的。農民的家庭關係的變化，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問題。五十年代，我寫了小說《李雙雙小傳》，當時，一個日本評論家松崗洋子女士，讀了小說後，特意到河南鄭州去找我。她說她對我寫的中國茅屋裡的農民家庭生活極有興趣，還說她找到了「瞭解中國的鑰匙」。當時，我對她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的回答，是非常粗淺的。只是介紹了一些農民的風俗和習慣。但是，由於她的重視，也引起了我對農民的家庭問題的思考。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種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浩劫」。在這場「浩劫」裡，我們的國家被弄得遍體鱗傷，但畢竟也掙扎過來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我覺得中國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備了。如果從「仰韶文化」的後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遺蹟來看，她已經經歷了四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的「國家」一詞，就是把「國」和「家」聯絡在一起。也就是說「國」是個「大家」，「家」是個「小家」。「國」是由無數個「家」組成的。從中國的住房建築和親屬的稱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組織的嚴格和縝密的狀況。祖父母必須住面南堂房，窯洞則是正面中間的窯洞，父輩居住在廂房，孫輩則住再靠下邊的廈房和偏房。她總是呈現出一副「人參根鬚式」的圖畫。另外，稱呼也是極為繁雜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還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幾十種之多。還有一點有趣的是，中國農民沒有死後要進「天堂」的觀念，他們不相信另外有一個「天堂」，但他們卻頑固地相信陰間有他另一個「家」。中國農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陽宅」，把墳墓叫「陰宅」。墳墓也是「人參根鬚式」的輩數分明。在習俗中不但有「合葬」，還有結「鬼親」的，為的是不讓陰間的親屬獨身鰥居。

我一直認為，「倫理是產生道德的基礎」。長期以來，這些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不瞭解中國農民就無法瞭解中國。」如果用這個概念來推理和引申，那麼可以說，研究中國農民家庭的形成和變化，是「認識中國的一把鑰匙。」

二

在這本書裡，我沒有寫「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寫了七戶普遍的農民家庭。我解剖了這七個普遍的細胞。它代表了八億中國農民的多數。這七個家庭，不是在安靜的農村，過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而是描寫他們變成流浪漢以後的生活。他們的「家」被淹沒了，他們被拋在死亡線上，但是他們對生的信念，對活的慾望，艱苦卓絕的吃苦精神，團結互助的團聚力量，特別是在愛情、鄉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些光芒四射的品質和精神，使我們看到了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結晶，也使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偉大古老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精神支柱。

在描寫他們這些優秀的道德品質的同時，我也描寫了他們的因襲負擔，描寫了那些落後和愚昧的封建意識。這些精神枷鎖，就像幾十條繩索，沉重地套在他們身上。——無疑，這是我們國家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紹這些過去的生活，當然不是為那個慘絕人寰的事件進行控訴，也不是為那個失掉生命的農民們唱輓歌。我只是想把中國農民的倫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們看到這種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和團結互愛精神的分量。首先樹立起對人類生存的信心，然後是對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的信心。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堅定地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會越來越好，一定會比我們來到她的土地上時，變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歲時，開始接觸到黃泛區的難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為一個流亡學生，隨同大批黃泛區難民，由洛陽逃到西安。當時的隴海鐵路線，是一條飢餓的走廊。成千上萬的難民，向西邊緩緩地移動著，他們推著小車，挑著破筐，挎著籃子，小車上放著鍋碗，筐子裡坐著孩子，籃子裡放著揀來的草根樹皮。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流民圖」，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恐怕要數這一次。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次大遷徙，但人數最多，區域最廣的，也要算這一次。就是在這樣流亡的生活中，他們頑強地保持著他們的生活習俗，保持著他們的道德精神。在沿鐵路小站，他們搭起了臨時居住的蓆棚中，也要分開長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湯，他們總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經看到一個農民，因為自己兒子偷人家一根胡蘿蔔，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臉。我又曾看到過一個青年婦女，為了救活快要餓死的丈夫，自賣自身，換一點糧食留給丈夫吃，特別是在臨行時，她脫掉身上一件布衫，換了兩個燒餅，又塞在丈夫手裡。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腦子裡。就是在那時，我開始認識我們苦難的祖國，開始認識了我們偉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為一個農村銀行信貸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黃泛區。我去給這些返回家的農民，發放麥種和農具。在那裡，我又看到一些慘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裡，我看見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們是大水來的時候，抱在一起死了。這一個家庭，就是這樣「同歸於盡」的。

當時黃泛區已經解放，我們公佈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農民回到了故鄉。他們披荊斬棘，重新建立家園。農民重新獲得土地時，表現出來的感情是催人淚下的。他們躺在新開墾的土地上打滾，翻跟斗，奔走呼號，點燃著篝火狂歡，徹夜不眠。很多被賣到外地的婦女也跑回來了。這些婦女有些當了妓女，有些當了外鄉地主的小老婆，還有的被賣到外省當了窮苦單身漢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會」，「母女相會」的抱頭痛哭的場面。農民中傳統的貞操觀念被打破了。他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這些被賣在外邊的婦女，不管在外邊幹過什麼職業，現在回到故鄉，任何人不準歧視，一律歡迎她們熱情歸來。

有一個農民逃荒在陝西省時，把自己的妻子賣掉了。當時他聲稱這個女人是他的妹妹，讓兒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帶著兒子到「姑姑」家裡去。這位「姑姑」總是暗暗把饅頭藏在口袋裡交給他們。解放後，他的妻子回來了，兒子還管自己的媽媽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淚。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對全國作家進行了瘋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幫」，於一九六九年，被趕到黃泛區農村，實行監督勞動。我在黃泛區農村整整住了三年。初開始，因為我是屬於監督勞動改造，農民們不敢和我講話。後來時間長了，他們發現我並不是個壞人，他們覺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勞動，休息時也喜歡和我在一起。後來他們知道我有文化，村子裡死了老人，就來找我寫「祭文」。這種「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經歷和善行德事寫出來，在祭奠時當眾宣讀。請我寫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們的大哥死了，他們弟兄三人穿著白色孝服來到我住的茅屋。見面時，先跪在地下叩了個頭(這是當地辦喪事的習俗)，接著就眼淚汪汪地向我講他哥哥的一生經歷。

這位大哥在逃難時，父母都被黃水淹死了，他領著三個弟弟逃難到陝西省，他給人扛長工，幫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個弟弟養活。他一生沒有捨得討老婆，卻給三個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國民黨抓壯丁抓去，因為逃跑被抓回後，要執行槍決。這位大哥趕來了，他向執行的軍官跪下求情，情願自己替弟弟服刑被處死，換回自己弟弟。軍官問他為什麼要替他弟弟死，他說他剛給弟弟娶了妻子，他們家就這一個女人，家裡還要靠他傳宗接代。自己是個光身漢，死了沒有掛礙。這個軍官居然被這種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動了，釋放了他的弟弟。

由於我有一點寫小說的功力，這篇「祭文」寫得很成功。宣讀時，全村的人都哭了，連吹嗩吶的樂隊也哭了。後來一村傳一村，都知道有個「老李」善寫祭文。在那幾年中，我寫了幾十篇「祭文」，也系統地瞭解了黃泛區難民們的「家史」，《黃河東流去》這七戶農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據這些「家史」的素材提煉而成的。

四

除了寫「祭文」以外，我還交了許多朋友。他們都是難民。他們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淚，還有很多充滿著浪漫色彩的機智幽默故事。現在談起來仍然有些留戀和懷念，這些人中包括我寫的王跑和四圈。他們現在還以自己穿過牛皮底鞋，戴過城市人戴的禮帽而自豪。

我喜歡這些故事，他們都體現了中原一帶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農民叫「侉子」，「侉」是什麼東西?我理解是既渾厚善良，又機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內裡卻精明幽默，小事吝嗇，大事卻非常豪爽。我想這大約是黃河給予他們的性格。

在這部小說中，我寫了六七個青年婦女的命運。特別是她們堅貞不屈，捨死忘生的愛情生活。愛情是最能表現一個人的個性和品德的鏡子。她們在死亡線上掙扎，她們把生命和愛情同時高高擎在手中，作為她們做一個真正的人的旗幟。黃泛區的婦女們，在流浪中跑遍了半個中國。她們在鬥爭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們有走南闖北的豪爽性格，她們還有堅強的謀生能力。同時，她們還保留著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高貴品格。用她們的話說，「人必須有情有義。」

就是這些婦女們，她們在這場浩劫中活了下來。而且在困苦萬難中，把兒女帶大養活。也是她們執斧操犁，把荒蕪的幾千萬畝土地開墾播種，重新建立起自已的家園。

她們通過自己的苦難經歷，學會了選擇；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淮海戰役’’中，就是這些婦女，用當年逃荒的小車，把自己的糧食推向前線，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

對這些可歌可泣的事實，當時曾經引起我的浮想：「中國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堅強地度過了，那麼，在‘四人幫’這次浩劫中，中國人民能覆滅嗎?」回答只是一個字：「不！」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偉大的潛在的生命力。我寫這部長篇小說的主要意圖，就在於這一點。

最後還要提一句，本書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關心和支援，特別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吳光華等同志的熱情支援——他們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見，並且幫助作了增刪校正。數年辛勤，非同尋常。在此深深致謝。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大悲歌中的民族靈魂

——讀《黃河東流去》

孫蓀

在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榜首列著一部大著《黃河東流去》。

這不是一部輕易得來的書，而是作家李準嘔心瀝血之作。它脫胎於電影《大河奔流》，卻又是獨立的藝術創造。全書五十五萬字，原來分為上下兩卷。1979年出版上卷，而下卷直到1984年才和讀者見面。其間歷時七八年，先後大改兩次，最後合為一卷。即使不算長期醞釀琢磨的歲月，僅寫作時間，也足可看出作家的慘淡經營了。

不過，要是你細讀了作品，你就會從心裡說，作家的辛苦是值得的。中國文壇給予這部作品以最高榮譽和極高的估價，是應當的。

史詩式的作品

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在黃河中下游變界的中原地帶，發生了一樁中外震驚的大事：蔣介石以阻擋氣勢洶洶的日本侵略軍的進攻為理由，演出了一幕「以水代兵」的慘劇，炸開黃河花園口，致使黃水氾濫，中原腹地河南、安徽、江蘇四十餘縣淪為澤國泛區，百萬人死亡，千餘萬人流離失所，四出逃難，生靈塗炭，釀成了歷史上罕見的一場浩劫。這是一幅巨型的驚心動魄的流民畫卷，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難歷史．一曲中華民族的大悲歌。

作家李準敏銳地意識到，歷史提供了這一史詩題材，它為作家的大筆縱橫馳騁迴環往復準備了極其廣闊的藝術空間。他說：「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流民圖’，但規模最大、歷史最長的恐怕要數這一次。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大遷徙，但人數最多、區域最廣的，也要算這一次。」黃泛區人民的苦難史是舊中國人民苦難歷史的典型縮影，是歷史最慘烈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在這種歷史大災難大動亂中數以千百萬計的黃泛區人民的大遷徙，本身又是史詩性的。黃泛區人民以自己的堅韌、智慧和血肉譜寫了一曲悲壯的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這曲歌，既是黃泛區難民的，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既是特定時代特定背景下的，也是整個歷史的。

李準深刻地領悟和把握了這個史詩性題材所包含的複雜豐富的內涵，機智地利用了這場大浩劫、大遷徙所涉及的十分廣闊的地域空間和多種多樣的人物，構築了一部長篇鉅製的宏偉格局和結構框架：以蔣介石炸開花園口為開端，以黃泛區難民的流浪遷徙為線索，從縱的時間角度以編年史的寫法寫了難民「八年離亂」期間連續遭受的水、旱、蝗三大浩劫的苦難生活史，從橫的角度像全景電影似的，鏡頭由花園口邊的豫東難民，順著隴海鐵路沿線，從豫東到豫西，從洛陽到西安又到咸陽寶雞，從鄉村推向小鎮，從小鎮推向城市，從一個城市推向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家庭轉向另一家庭。在農家茅屋，亂葬崗上，城市街頭，黃土路邊，破廟土窯之中，車站碼頭之旁，難民的足跡、汗水和血淚，躊躇於拋灑於數十萬平方公里的苦難大地。

這是一幅巨型流民圖。《黃河東流去》所展示的一個又一個催人淚下而又令人義憤填膺的篇章，對於人們認識那個令人詛咒的時代和了解特定地域人民生活的真相，具有不可磨滅的認識價值，甚至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地反映了苦難深重的舊中國的面貌。作品以文學的形式對這段歷史鑄成了鐵案，作家所具有的史家識見和風骨，顯示了現實主義所能達到的當代水準。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黃河流域中原農民(包括晉冀魯豫等省農民)為了生存，常常迫不得已闖關東，走西口，這在解放後多少年流行的憶苦訴苦、寫家史村史活動中曾經有過大量的口頭與文字材料，但在文學作品中，除了《紅旗譜》曾經虛寫過闖關東，鮑昌寫過六十年代的「盲流」，其他直接描寫獲得成功的藝術作品並不多。表現中原特別是河南人民的歷史和命運，姚雪垠早年有此雄心，他「想從縱的方面觀察和研究現實，而且總希望以比較熟悉的河南社會為背景寫一部長篇小說，縱深地反映生活」，但由於種種原因，留下了「深深遺憾」。農民作家馮金堂寫出了《黃水傳》，但囿於眼界和藝術功力，未能達到理想的水平。比較起來，應當說，《黃河東流去》在這方面獨具開創意義。甚至還可以說，作家李準還有一層更高遠的眼光。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黃泛區難民的經歷和苦難遭遇與任何國度和地區的難民比較起來，都可以說是「慘絕人寰」的。在這種意義上，中國黃泛區難民生活的史與詩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獨具特色的。他們的獨特遭遇和在非人境遇下所體驗到的、所表現出來的人的情緒、情感、心理狀態、精神境界以及人際、人天關係狀況，具有某種人類學價值。李準稱自己的小說為「難民」小說。這表明作家在思考難民問題時所具有的人類意識，在思考歷史題材時所具有的現代服光，和在思考中國問題時所具有的世界視角。

中原農民的群像

在《黃河東流去》這幅宏偉的歷史畫卷中，處在中心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中原農民的群像，甚至也可以說，是塑造了地道的中國農民的形象。

在《黃河東流去》中，沒有一個貫穿性的英雄人物矗立在讀者面前，小說著力的是農民群像，三四十個具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特長、不同個性特徵的農民組成了一個形象序列。小說在人物塑造上讓真正的生活說話，追求自然的感情流露和無矯飾地描寫「天籟」，進入了相當自由的創造境界。這就使《黃河東流去》的人物，既有生活中的固有本色，又組成了具有更大概括意義的群體性格。這是說，既寫出了具有豐富性、複雜性的生活所造就的人物的獨特個性；又寫出在共同的地域環境、生活條件和精神氣候下形成的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群體性格。

繪製人物群像的長卷，作者著力的，仍然是為當代文學畫廊增添新的典型。

李麥是特具魅力的一個。

儘管小說中的李麥，沒有電影《大河奔流》中的李麥那麼「高」，那麼「神」，那麼「潑」了，有時顯得粗魯，有時顯得缺少主意，不少場合沒有處於中心地位。但是，英雄氣少了，革命家的言詞少了，領袖味少了，屬於一個勞動婦女固有的本份的東西倒多了。作為一個血肉之軀活起來了。李麥給讀者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親切。她不是在演戲，而是在生活了。一種從生活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質樸感染著讀者。

李麥身上還有一種奪人眼目的東西打動著讀者。這就是那種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難民們最可寶貴的品格：剛強。這表現在，第一，她有著絕處求生的生活能力。她能在大家感到絕望的境遇中找到活路。在尋母口難民們生計無著，她領著各家婦女給客店拆被子使大家的鍋灶冒出了煙；在西安街頭，她又承攬一宗手工活，一個冬天奇蹟般地收入幾百元，顧住了幾個人。在黃泛區的水窩子裡，她和宋敏一起熬了五年，不僅學會赤手捉魚，而且種的糧食還可以支援游擊隊。

第二，她有強者的精神氣質。她不信神，不信命，信自己。她的人生信條是「再困難也要活下去」。她的人生哲學是：「關天關地一個人來在世上，就要剛強地活下去！天不轉地轉，山不轉路轉，光景總有轉變的時候。人一輩子長著哩，日子比樹葉還稠，總有轉好年景的時候。人就是要活著！再困難也要活下去！」日子「即使像一根帶刺的樹枝也要捋到頭"。她敢同財主當面鑼對面鼓地講理，她敢向官府抗爭，面對黃水滔滔，她精神不散架，需要的時候，她敢於「豁出命來"。

第三，她具有一些大膽的超越農民傳統舊觀念舊意識的識見。在離開鄉村土地到城市尋找務農以外的謀生手段上，在婚姻家庭問題上，在女性貞操觀念上，在鄉土意識上，她敢於直麵人生現實境遇扔掉狹隘的「面子觀」。這些在當時特殊的生活境遇下為了生存而「自發地」生長出來的「現代意識」，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