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氣不打一處來。此時看什麼都不順眼。他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喝了個底朝天。他想抽菸，可是辦公室裡只有他一人，找不到煙。他真想找一個人發脾氣，來一點國罵，找一個東西來瀉憤。終於，他抓起了幾張廢稿紙三兩下撕成了碎片。這才稍稍解了點氣。

「叮——」電話機討厭地叫了起來。他不想接，任它叫。可是，它就不停，仍執著地叫著。仲秋氣了，抓過耳機，氣沖沖地問道：「找哪個？」

「我找仲記者。」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個時候你來湊什麼熱鬧？不想和陌生人講話。他對著話筒吼了一聲：「他不在！」然後「咣」的一聲，將耳機壓上了。

「叮——」電話鈴又叫了起來。仲秋背靠在椅背上，看著電話機，聽它叫，就是不接。它叫累了，停了。仲秋出了一口氣，臉上顯出一絲苦笑。他正要想什麼，那電話鈴聲又急迫地叫了起來，叫得人心煩。他氣得不行：你不想接電話，它偏接二連三地來，有時候你心緒好，想接電話，卻一個也不來，甚至打出去的傳呼也沒有人回。等那鈴聲剛一停，仲秋伸手把耳機取下擱在了一邊，從心裡說道：誰的電話也不接。

猛然，他腦子裡一個念頭蹦了出來：會不會是昨晚上那個被強暴了的女工李、李一凡？離開她家時，曾對她和她的丈夫說過，要趕寫一篇報導，抨擊和揭露那個壞傢伙，讓姐妹們提高警惕。還丟下一句，你們等著看明天的晚報吧。是不是他們打電話來問情況？可是……該死！仲秋全身打了一個顫。萬一她又打來呢？他急忙地把耳機放回原處。可是，要是她或她先生真打來了，該怎麼回答呢？

自當記者以來，儘管他寫的文章「生」不由己，被一層一層的領導槍斃不少，一向抱著「寫不寫是我的責任，用不用是你的權力」的態度的仲秋從來沒有現在的沮喪。他覺得自己被羞辱了，正義被強xx了。自己的形象——那個讀者們有口皆碑的為市民、為正義說話，揭露醜惡、鞭打黑暗的大記者形象猶如江邊沙堆成的塔在江水的衝擊下剎那間轟然倒下。自己多年來用心血、用文字塑造起來的大記者形象原來是個沙雕！一個柔弱的遭侮辱與損害的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不是那張不到二兩重的報紙，而是輿論的道義的支援。伸張正義，是世界上一切傳媒責無旁貸的義務！等了十多個小時，如果等來的是空空如也。他的心揪緊了！

仲秋眼光在房間裡像蛇一般遊走了一陣，最後游出玻璃窗，外面，被一幢幢高樓蠶食了的天空瓦藍瓦藍的，如絲如縷的白雲從北向南橫布在上面，一架在陽光下泛著耀眼的白光的民航飛機在雲下滑過，就要在城市南邊的機場降落。他的心卻隨著轟隆的飛機引擎聲穿過了歷史的雲煙，去迎接另一個蹣跚著向他走來渴求援助的被侮辱與蹂躪的女人：那是一九八八年夏天的一個週末。妻子和女兒上街買東西去了，他一個人在家寫一篇通訊。正在為一段描寫字斟句酌之時，寂靜的房間裡響起了「砰砰」的聲音。是貓兒在翻東西？家裡沒有貓兒。是耗子在搗蛋？家裡沒有發現過那東西。仲秋仄耳細聽，那聲音又響起來了。是從房間大門上發出來的。

仲秋皺了一下眉頭，擱下圓珠筆，側臉問道：「誰？」

門外一個女人的聲音，細而無力：「我找仲記者。」

仲秋聽說是找自己，將門拉開半邊，立在門邊半靠著。門外站著一個瘦弱的女人：身高不足一米六，風都吹得倒的身子裹著一件皺巴巴的短袖襯衫和一條顏色、質地和襯衫完全不相同的還打了補丁的裙子，齊耳短髮猶如干草，儘管主人用了七八根樣式不同、大小不同的髮夾壓住，但沒有光澤的絲絲髮絲還是亂飛。兩頰凹陷，因而更顯得顴骨凸出，嘴巴也被凹下的臉頰擠得有點尖，薄而小的雙唇沒有一絲血色，兩眼大而無神，兩個眼泡發青，一管挺直的鼻子只有一張皮包著，額上趴著一根根零亂的皺紋，皮膚蠟黃得猶如才塗了一層菜油。皮包骨頭的左手提著一個破舊的黑色塑膠包。仲秋心裡暗想：這是個什麼人？是從垃圾堆裡走出來的還是從地獄裡爬出來的？打從當記者起，他和各種人都打過交道，可是還沒有面對過這樣的人！她是幹什麼的？……一個個問號在他腦子裡轉。

「你是仲記者？」女人先發問了。

仲秋從問號中脫身出來，問道：「你有什麼事？」

「我，」女人抖抖索索地從塑膠包裡摸出一個信封，遞向仲秋，「這是熊總寫給你的信。」

仲秋一時懵了：「哪個熊總？」

「龍山機器廠的總工程師熊為人，是全國人大代表。他說他認識你，說你是個敢說真話的大記者。」

一個他並不認識的全國人大代表、總工程師對自己有這番評價，仲秋心裡有一份滿足。一個記者不管你在單位上怎麼樣，只要社會承認你，讀者給你好的評價，你就應該滿足，你就沒有白過人生。仲秋接過信，取出信紙，很快看起來：

我是龍山機器廠的熊為人、全國人大代表。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你的文章我幾乎篇篇都讀過。那次，你到我們廠來採訪，為廠的二期工程上馬被人為阻礙呼籲，得到市領導高度重視，很快解決了。我們全廠都很感謝你。你是一個敢講真話、敢與邪惡作鬥爭的記者。因此，我將這個受苦受難的女人介紹給你，請你給她呼籲、伸冤。

她叫許瓊，原在市通聯公司財務處工作。是文革結束後財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經理朱譽群強殲。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報了案。過後幾天，公安人員找了她，也找了朱譽群。以後就沒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說已移交上級部門。她又去找市婦聯，婦聯的同志很熱情，八方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檢察院。後來，市檢察院的同志還來找過她，反覆訊問了有關情況，還將她儲存的最好的物證——被朱譽群撕爛了的內褲（那上面還有朱譽群的精液）——交給了來人。三個多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下文。朱譽群照當經理和黨委書記，每天照樣趾高氣揚。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還被授予市先進共產黨員。她多次去問，得到的答覆都是「你不要急，我們還在調查瞭解，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這件事她不敢告訴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譽群找過她，要她不要再告，說：「你只要不再反映。我們一切好說。給你加兩級工資，給一大筆獎金，要不，讓你去日本探半年親，等等。否則，有你的好戲看。」她不相信，她要鬥到底。現在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了。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捍衛自己的尊嚴。

她想得太簡單了。一張罪惡的網已經向她撒來，一個挖好的陷阱已經移到了她的腳下。那年秋天開始的「嚴打鬥爭」將她作為暗娼抓了進去。她一再反映、申訴，但有好幾個證人的證詞，特別是蓋有公司大印的《關於許瓊賣淫事實的說明》的揭發材料，更不容她反駁了。不信組織的信誰的？許瓊被判刑四年，送到監獄服刑。遠在日本的丈夫得知這事後，二話沒說，提出了離婚。

許瓊服刑滿後，回到了這個生養她的城市，發誓要告倒朱譽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開始四處告狀。但收效甚微。最後找到了我和另幾個人大代表。我們聯名寫了議案。全國人大很關心，將議案的有關內容轉給了市裡。市裡也作了調查，回覆還是和過去差不多。也就是說，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無奈，我們就只好讓她來找你，用你這支如椽大筆，為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伸張大義！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這個女人，心裡有點亂。她的遭遇真如熊總寫的這樣嗎？作為一個記者，可不能只聽一面之詞。但是，眼前的這個女人已被歲月的滄桑折磨成了這副模樣，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個美人兒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初，為什麼沒有告倒朱譽群？」

女人嘆了一口氣，說：「他的關係網太大。公安、檢察院和婦聯開始都為我說話，也叫我寫了不少材料，還提供了物證。以後就不了了之。然後就把我抓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