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們起得很早，在廟門口聚集。嚮導和兩頭驢子已站在廟牆下。軍官和老彭說話，梅玲和玉梅走出來，玉梅一手提她的行李，一手拿自己的鋪蓋，他們看到梅玲戴著毛邊帽，耳罩低嚴在雙耳後面，不覺笑出聲來，她沒有化妝，但是皮膚仍然很光滑，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似的，灰棉袍男女通用，但是她豐滿的臀部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尤其她又站得直挺挺的。

「我看起來如何？」她微笑著問大家。

「像富家的兒子麼？」老彭說，「我想你可以混得過去。」

玉梅忙著把東西放在一頭驢背上，她的臂腿都屬於鄉下勞動婦女的一型，結實、黝黑而堅硬，她幫忙用繩子捆行李，動作也很快。

軍官向老彭指引道路：「走山路到夏宮的壽山，別往城市走，一直向東，在大學附近穿過鐵路，在碼頭鎮過夜，離開夏宮後，一路都是平地，很好走，這段路日本人不多。但是一靠近河西務，就要小心些了。嚮導會帶你去見我們的同志。但是你必須一路和我們自己人在一起。」然後他要嚮導帶回河西務同志的口信。「如果是急信，就接力傳回來。」他又說。

「什麼接力？」老彭問道。

「我們有一套完整的信差系統。一件訊息可在二十四小時內傳到五十里，一根特殊的棍子會隨口信送出，指明訊息應該在某時刻到達某一地點，通常都做得到，村民自動逐城傳過去。」

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大家扶梅玲爬到那頭沒有裝貨的驢背上。老彭和玉梅走路，後者帶了一個小布包，裡面裝著她的衣服和梳子，除了破舊的被褥，這是她唯一的財產了。

他們開始走下了石階。驢子在路滑的石道上挑路走。梅玲覺得驢背扭來扭去，有些害怕，身子愈來愈往前傾，最後整個人趴在驢的雙肩上。

「喔，我要摔下來了。」她大叫說。

她穿了腿鞘，不過現在她腿露了出來。

「石頭路上驢子不會滑跤的，」老彭說，「不過你得往後坐——並且要把身子遮好。」

梅玲很不好意思，小心翼翼把棉袍遮好。

道路一山連一山，放眼望去盡是高大的山脊，驢夫照例是最好的夥伴，他們快快活活聊天，又能對一切玩笑置之，他們的事業就是趕驢子，賺一頓飽飯，到達某一個目的地，接受來臨的一切，晴雨不改。他們的肌肉和驢腿一樣走慣了山路，像岩石一樣的健康、堅硬而黝黑，也像一切靠陽光和空氣滋長萬物，充滿了生機。刮傷或瘀傷會自然痊癒。他們隨驢子前進，足尖開展，穩穩地踏在岩石上。他們的生活像西山一樣貧窮，憂慮也不比山中的樹木多。

「西山很大。」梅玲驚歎說。她在平地生長，只見過孤零零的小山。

「你以前沒見過大山嗎，姑娘？」驢夫問她。

「沒有。」

驢夫和嚮導不覺嘻嘻笑起來。

「你見過大山嗎，玉梅？」梅玲問道。

「還有更大的，在長城附近。」

玉梅和驢夫一樣，現在正得其所哉。她開始把梅玲當做新潮派的女學生之一，那些人的言語態度她都無法瞭解，但是第一次攜手散步後，她發現梅玲比較像她以前見過的太太小姐們。她羨慕梅玲的毯子、手提箱、梳子和精巧的玩意兒，現在她以身邊的行李為榮，也以東西的主人為榮。她在驢子身旁疾行，專心看護行李，不讓東西滑下來，掛在驢子身旁的橘紅色黑條毯子似乎深深迷住了她。梅玲看到她沉默又羨慕地注視著那條毯子，不時用手輕摸兩下，喃喃自語一番。充滿砂礫和岩石的路似乎一點也難不住她。她以自在、快活的步子行進，又快又穩，不斷就近和驢夫講話。以鄉下姑娘來說，她不算難看，只是牙齒沒長好，不能完全被嘴唇包住。她的頭髮梳成一箇舊式的圓髻。梅玲騎著驢，想到她的情況，就問她：「你能跟得上嗎？」「這不算什麼，」玉梅答道，「如果有扁擔，我還能扛行李哩。在軍中我得背鋪蓋走。」然後她開始聊起來。「小姐，我是鄉下女孩，我不懂廟裡的那些女學生。我叫李小姐‘小姐’，她很生氣，不准我這樣叫。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能瞭解你，但不能瞭解她們。她們講的簡直像外國話。我說‘老婆’她們都笑我，我問她們該怎麼說，她們說一個人的太太要稱為‘妻’。我說我從來沒聽過，她們說是我不識字的關係。我說‘老婆’有什麼不對，她們說這樣是瞧不起女人。我說‘太太’呢，她們說的我根本聽不懂，一直說我‘封建’。‘封建’是什麼？」

梅玲無法向她說明「封」就是「潘國制度」，只說是「保守」或「老派」。

「那她們為什麼不說‘老派’呢？鄭大哥和他太太在那兒的時候，我叫他鄭大哥，叫他太太鄭大嫂，她們說我不應這樣叫，要叫他‘同志’。我不明白我們農家的話有什麼不對。大家都是叔叔、嬸嬸、大哥、大嫂——全世界都像一家人。鄭大嫂走後，我就沒有一個人可談了。我是聽你叫那位先生‘彭大叔’，我才敢叫你‘小姐’。」

「你知道，」後面的驢夫表示意見說，「現在他們叫年輕的女孩子‘先生’。連女人也可以叫‘先生’了。」

「我就這麼說嘛，」玉梅又說，「我說女孩子‘出嫁’，她們說這樣也不對。我說‘杯子破了’，她們說‘杯子被人打破了’。我說杯子破了就是破了嘛，她們說了一些我不懂的話，又說外國人對‘破了’和‘被人打破’分得很清楚，我生氣了，就說我何必管外國人說什麼呢！我一輩子都說‘杯子破了’，如果她們不喜歡中國話，她們可以不說。我再也不敢和她們說中國話了。」老彭很感興趣，就問她：「她們教你‘出嫁’要改用什麼？」

「李小姐說，我應該說‘結婚’。我問她理由，她說現在男女平等，我說‘出嫁’就表示男女不平等，是女人嫁出去，我應該說‘結婚’，表示男女結合。她們之間和我老是談‘女權’，‘女權’是什麼？」

「女人的權利——和男人平等。」梅玲解釋說。

「她們也這樣告訴我，我以為‘拳’是‘拳頭’哩，我就說：在鄉下，你不必談起女人的拳頭。我們鄉下女人的拳頭向來很大，可決定我們和男人不平等。」

聽到這句話，大家都笑了，包括嚮導和驢夫，笑得最厲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們在一起多久了？沒來這兒之前你在什麼地方？」梅玲問她。

「我們一直跟游擊隊走，三週前我叔叔才跟孫將軍的志願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燒飯、縫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誰還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裡，而沒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來，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過去了，男人就來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燒了，男人就來參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說難民還是講游擊隊？」

「沒有不同啦，」玉梅說，「難民和游擊隊都是被逐出家園的人，如果他們能打仗，就算游擊隊。他們不想走遠，誰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園呢？有辦法的人用武力保衛家鄉，婦女和老人都跟他們走，等他們必須逃命，他們就變成難民了……我們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裡？如果他們回來了，往往發現家園被燒，牛、雞、豬全不見了，只有老狗還在。我們經過昌平的時候，看見路上佈滿雞毛、雞爪和雞頭，不小心還會踩到內臟。還有家畜的屍體、豬腳、羊頭，有一次我看到一頭牛的頭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發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隻家畜，就丟在路上——簡直濫殺濫糟蹋嘛。如果肉還沒臭，是好肉，我們會切下來煮。你想我們鄉下人的感受？那是我們的雞、豬，他們不是——偷我們的嗎？有些農夫被迫將未熟的穀物割下來，因為田裡是藏槍手的好地方，然後等他們毀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們槍殺。喔！如果我們活不下去，誰不加入游擊隊呢？」

「嗬！」有一個驢夫說，「由這兒到天津，整個鄉下都充滿我們的自衛團體——我不知道有幾萬人。有些團體比較大，像孫殿英的游擊隊，裘奶奶的組織和八路軍——這些裝備比較好。還有些留在村子裡，有槍的人就拿槍出來當義勇兵。現在誰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著毛驢。

現在他們走出一個山頭，再度能夠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牆。天上雲層密佈，不過遠處的城市那一邊卻有太陽照耀著。他們看到五里外的夏宮，還有一道綠水環繞著柳樹間的鄉村。遠處的北平像一座公園，蓋滿翠綠、奼紫和金黃的顏色，宮殿和塔樓的屋頂也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梅玲跳下來看手錶，才十點鐘。玉梅由驢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鋪在一塊岩石上，對老彭和梅玲說：「老爺、小姐，你們若不嫌髒，就坐在這上面。對你們來說石頭是太硬了。」

「我們沒關係。」老彭說。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邊，」老彭指著城市說，「發光的圓屋頂，那就是天壇。」

梅玲靜坐著，睜大眼睛看遠方。她這樣坐了幾分鐘，直到嚮導來叫大家出發。

老彭扶她起來，平靜地說：「博雅沒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發窘。

他們下山後，路很好走，只在通清華的林蔭道上看見幾個傀儡警察。他們吃了一頓麥餅和麵條當午餐，就橫過鐵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時跳下驢背，改用步行。他們來到碼頭鎮一家農舍停下時，天已經黑了。

這是一個游擊隊領袖的家，他曾在軍中當過上尉，大家還叫他「隊長」。他在河西務戰役中斷了一條手臂，奉命在家鄉地區組織游擊隊。驢夫把行李卸下，將毛驢拴在院子裡，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鍋紅糖煮蕃薯也只有餓著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現在是農夫打扮，人很誠懇，坐下陪他們喝上一杯。他姓上官，是罕有的名姓，他說他是上官雲祥將軍的親戚。他談起附近的情形，對河西務之役津津樂道，那次有兩旅中國兵被炮火和炸彈消滅了。美女當前，他似乎比平常更愛講話。梅玲已經把帽子脫下，烏溜溜的捲髮披落肩上，雙眼在模糊的燈光下閃閃發光。

「慘啊！真慘！」他說。「沒看過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們怎麼那麼容易地就失守了。他們應該看看我軍的屍體，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這種戰爭還能叫失守嗎？我們輸了城池，但可沒輸這一仗。敵人的卡車、坦克和步兵連穿過河西務。我們得堅守河西務，好保衛公路。我們只有兩旅人，後援又斷了。我們明知會輸，還是打下去。敵人轟大炮，鐵鳥也在空中飛翔。炮彈太密了，躲都沒有用。沒有一個人退縮。兩個鐘頭後一旅全軍覆沒，後來另一旅也完蛋了。如果這還不算打仗，我簡直不知道打仗是什麼了。你能說我們失守嗎？我們的弟兄硬是不肯逃。我從未看過一天死那麼多人。冠縣也一樣。整營人死光了，卻沒有一個人逃走，真是血肉敵鋼鐵。你還能說我們軍隊沒有盡力打嗎？」

現場並沒有人說士兵不盡全力打，但是隊長繼續反駁他想象中的苛責。

「我們擋住了敵軍的側翼，使涿州的我軍能夠安全撤退。我昏迷不醒一段時間，等我醒來，天已經黑了，我掙出同伴的屍體堆，一路由戰場爬回來。」

第三天，嚮導奉命回去，驢夫也不肯再走了。「河西務是壞地方——日本兵太多啦，」有一個驢夫說，「我靠這頭畜生維生。萬一日本兵或保安隊把它收去，我怎麼辦呢？我該向誰去討價錢？」但是老彭答應給驢夫每人五塊錢，看在這筆大錢的份上他們同意走到河西務。隊長說他們可以在午飯後再出發，而且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竟說要陪他們走。

「你們若有錢，我可以安排保安隊一路送你們到天津。」他說。

「怎麼可能呢？」梅玲問道。

隊長大笑說：「他們只要錢。你們可以搭他們的船直下大運河，不必走路。」

「那你又何必親自來呢？你不能派一個嚮導跟我們走嗎？」

「我要去辦事。你們若有興趣，好戲在後頭哩。」

「你是說打日本人？」梅玲問他。

「還有誰呢？」隊長懷著高興、不要命的表情，用正要說出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說。「我們要去救幾個女人。」

「什麼女人？」

「中國女人哪。還會有誰？離這邊三十里有一個村莊。日本兵抓了十個女人，用鐵線穿住她們的耳朵，排成一串，帶出村子。過去在這條路上，村民常玩一種把戲：散漫的日本兵會到村子裡要女人。村民交出幾個婦女，帶敵人進屋，等他們汙辱我們的婦女，我們的年輕男人就奪槍殺死他們。所以他們不敢再這樣了……喔，這次這十個女人被帶出村子，三天前架到日本軍營去，她們的丈夫和她們都很害怕。村裡的族長來看我，要求槍支。我問他們日本兵有多少，他們說一兩百人左右。我叫他們靜候觀望，昨天他們報告說，有連兵向南遷，女人還在那裡，留下五六十個日本兵。你們今天晚上會看到一些行動，一種流血的行動，旅長的侄女也在裡面哩。」

他說話當兒，梅玲的臉色紅一陣子，玉梅咒罵說：「鬼子他孃的！」

「但是日本兵不會再回來嗎？」老彭問他。

「會，」隊長靜靜說，「他們會燒村子。不過這是戰地的生活。你若不殺敵人，敵人就會殺你，到了這一地步，誰還有時間考慮後果呢？」

老彭關心他所照顧的兩個女人。

「你們會平安無事，」隊長說，「戰場距村莊有十五里。只需等我們的人回來，聽聽訊息，然後趕快上路。兩位小姐應該好好改妝一下。」

「我不改妝。」玉梅說。

午餐後，他們馬上出發，穿過無垠的玉米、小麥田和泥土屋，傍晚到達那個小村子。

四處鬧鬨鬨的，鄰近的村莊集結來三百個男人。大家都拿著木棍、鐵鉗、長柄叉和斧頭。大約有三十個人帶了大刀，是二十九軍撤退時留下的。他們正站在刀石附近磨刀子，磨刀工大吼說：「白刀進，紅刀出。來，我免費替大家磨。」有幾個拿大刀的人臂上掛著「敢死隊」的字樣。老彭聽說這些人大都是被俘女人的丈夫、兄弟和兒子，還有幾位志願軍。有十來個人穿著日本兵身上剝下來的沙棕色制服。十五六個青年攜帶步槍，包括有老式的滑膛槍。

隊長走過街道，民眾一陣歡呼，他比別人高出一個頭，左邊空蕩蕩的袖子一路攏來攏去。他召集各村兵勇的負責人，叫大家到廟場集合，集結在一起。然後他隨敢死隊到王旅長家，敢死隊青年大都是族長的孫兒或侄孫。一行人在大庭院裡解散聊天，梅玲和玉梅則被帶到屋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