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四?搖夢一?搖幽三?搖敏三?搖等於中國人

我不十分知道義大利人、酉班牙人、印度人和其他的民族，所以不敢擬議他們的公式，同時上列公式本身就不很靠得住，每一公式都足以引起嚴切的批評。這些公式與其說是權威的，不如說是含有挑撥性的。假使我能得到一些新見識或新印象時，我預備把這些公式逐漸修正，以供我自己應用。它們的價值眼前只限於此，這無非是我智識的進步和我愚昧的缺陷的一個記錄而已。

這裡也許有值得討論的地方，我認為中國人和法國人最為相近，這從法國人著書和飲食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同時法國人更豐富的理想主義是由比較輕鬆的性情所產生，而以愛好抽象觀念的形式表現出來（請回想他們在文學、藝術和政治運動上的宣言吧）。以「現四」來代表中國人民，是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現實化的民族，「夢一」的低分數則表示他們在生活型別或生活理想上似乎缺乏變遷性。中國人的幽默、敏感性和現實主義，我給了較高的分數，這大概是我同國人接觸密切、印象生動的緣故吧。中國人的敏感性，無需我細為解釋，從中國的散文、詩歌和繪畫即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了。……日本人和德國人在缺乏幽默感的方面，極為相像（一般的印象），然而無論哪一個民族的特性，總不能以「零」為代表，甚至中國人的理想主義我也不能以「零」來代表它。其間完全不過是程度高低的問題：「完全缺乏這種或那種質素」這一類的言論，對各民族有親切認識者是不會說的。因之我給日本人和德國人不是「幽零」，而是「幽一」，我覺得這是對的。我相信日本人和德國人所以在現在和過去都遭受到政治上的痛苦，原因就是由於他們缺乏良好的「幽默感」。一個普魯士的市政顧問官就喜歡人家稱他「顧問官」，並且他多麼喜歡他制服上的紐扣和徽章啊！一種對「邏輯上必要性」（常常是神聖的）的信念，一種直趨目標，而不做迂迴行動的傾向，常常使人遇事過分。其要點不在你信仰什麼東西，而是在你怎樣去信仰那種東西，並怎樣把信仰變成行動。我給日本人「夢三」是特別指出他們對於皇帝和國家的狂熱忠誠，這種狂熱的忠誠是由於他們性格上的幽默成分過低的緣故。因為理想主義在不同的國家裡代表著不同的東西。正如所謂幽默感包括著許多不同的東西一般。……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今日之下的美國正在做有趣的拔河競賽，二種成分都有相當高的分數，因此便產生了美國人特有的那種潛力。美國人的理想主義是什麼，這問題還是讓美國人自己去研究吧；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他們對什麼東西都很熱心。從美國人很容易給高尚的思想或高貴的語詞所感動這一點來說，他們的理想主義想必大部分是高尚的；但是有一部分也不免是自欺欺人而已。美國人的幽默感比之歐洲大陸民族的幽默感也有些不同，可是我的確覺得這種幽默感（愛好玩意兒和原有廣博的常識），是美國民族最大的資產。在未來的重要變遷的時代中，勃賚斯（jamesbryce，十九世紀末葉的英國曆史學家）所說的那種廣博常識，於他們將有很大的用處，我希望這種常識能使他們渡過危急的時期。我以很低的分數給予美國人的敏感性，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們能夠忍受非常的事物。……一般說來，英國人好像是最健全的民族，他們的「現三夢二」，這是民族穩定性的表現。我以為理想的公式似乎是「現三?搖夢二?搖幽三?搖敏二」，因為理想主義或敏感性的成分過多，也不是好事。我以「敏一」代表英國人的敏感性；如果以為這個分數太低，那是要怪英國人自己的！英國人隨時隨地要露著那種憂鬱的樣子，我怎能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感覺呢——歡笑，快樂，憤怒，滿足？

我們對於著作家和詩人也可以用同樣的公式，現在試舉幾個著名的人物來做個例：

莎士比亞1——現四?搖夢四?搖幽三?搖敏四

德國詩人海尼（heine）——現三?搖夢三?搖幽四?搖敏三

英國詩人雪萊（shelley）——現一?搖夢四?搖幽一?搖敏四

美國詩人愛倫波（pce）——現三?搖夢四?搖幽一?搖敏四

李白——現一?搖夢三?搖幽二?搖敏四

杜甫——現三?搖夢三?搖幽二?搖敏四

蘇東坡——現三?搖夢二?搖幽四?搖敏三

這不過是我隨手所寫的幾個例子。一切詩人顯然有很高的敏感性，否則便不成其為詩人了。我覺得愛倫波雖有其不可思議的富於想像力的天賦，卻是一個極健全的天才。因為他不是很喜歡做推論的嗎？

我給中國民族性所定的公式是：

現四?搖夢一?搖幽三?搖敏三

我用「敏三」去代表豐富的敏感性，這種豐富的敏感性產生一種對人生的適當藝術觀念，使中國人很肯定地感到塵世是美滿的，因此對人生感到熱誠的愛好。不過敏感性還有更大的意義：它事實上代表一種近乎哲學的藝術觀念。因這理由，中國哲學家的人生觀就是詩人的人生觀，而且中國的哲學是跟詩歌發生聯絡，而不比西方的哲學是跟科學發生聯絡的。這種對歡樂、痛苦和人生百態的豐富的敏感性，使輕快哲學有造成的可能；這一點可以在下文中看得很明白。人類對於人生悲劇的意識，是由於青春消逝的悲劇的感覺而來，而對人生的那種微妙的深情，是由於一種對昨開今謝的花朵的深情而產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敗的感覺，隨後即變為那狡猾的哲學家的醒覺和哂笑。

在另一面，我們用「現四」來代表濃厚的現實主義，這種濃厚的現實主義就是指一種安於人生現狀的態度，是一種認為「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態度。所以這種現實主義使藝術家的信念變得更堅固，覺得這似乎朝露的人生，更為美麗。同時，也使藝術家和詩人不至於徹底逃避人生。夢中人說：「人生不過是一場夢。」現實主義者回說：「一點也不錯，讓我們在夢境裡儘量過著美滿的生活吧。」但是這裡的醒覺者的現實主義是詩人的現實主義，而不是商人的現實主義；那種趾高氣揚，欣欣然走上成功之路的年輕進取者的大笑，也將失掉，而變為一個手捻長鬚，低聲緩語的老人的大笑。這種夢中人酷愛和平，沒有一個人肯為一個夢而拼命鬥爭。他會一心一意地和他做夢的同志一起過著合理美滿的生活。因此人生的高度緊張生活即鬆弛下去了。

此外，這種現實感覺的主要功用，是要把人生哲學中一切不必要的東西摒除出去，它好似扼住了人生的頸項以免幻想的翅膀會把它帶到一個似乎是美而實則虛幻的世界裡去。況且人生的智慧其實就在摒除那種不必要的東西，而把哲學上的問題化減到很筒單的地步——家庭的享受（夫妻、子、女）、生活的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享受——同時停止其他不相干的科學訓練和智識的追求。這麼一來，中國哲學家的人生問題即變得稀少簡單，同時人生智慧也即是指一種不耐煩的態度——一種對形而上的哲學，以及與人生沒有實際關係的智識的不耐煩態度。也指各種人類活動，不論是去獲取智識或是東西，都須立刻受人身本身的測驗以及對生活目標的服從。其結果即，是生活的目的，不是什麼形而上的實物，而僅是生活本身。

中國人的哲學因為具有這種現實主義和極端不相信邏輯及智慧，就變成了一種對人生本身有直接親熱感覺的東西，而不肯讓它歸納到任何一種體系裡去。因為中國人的哲學裡有健全的現實意識，純然的動物意識，和一種明理的精神，因此反而壓倒了理性本身，而使呆板的哲學體系無從產生。中國有儒道釋三教，每一種教都是宏大的哲學體系，但它們都曾被健全的常識所沖淡，因而都變成追求人生幸福的共同問題。中國人對任何一個哲學觀念、信仰、派別，都不願專心地相信，或過分起勁地去研究。孔子的一個朋友對他說，他常常三思而後行，孔子詼諧地回答：「再，斯可矣。」一個哲學派別的信徒最多不過是一個哲學的學生，可是一個人則是生活的學生，或者竟是生活的大師哩。

有了這種文化和哲學，最後結果，就是中國人和西洋人成了一個對照，中國人過著一種比較接近大自然和兒童時代的生活，在這種生活裡，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行動；是一種不太重視智慧的生活，敬重肉體也尊崇精神，具有深沉的智慧、輕鬆的快活和熟悉世故但很孩子氣的天真，這些成了一種奇怪的混合物。所以歸納起來說，這種哲學的特徵是：第一，一種以藝術眼光對人生的天賦才能；第二、一種於哲理上有意識的回到簡單；第三，一種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最後的產品就是一種對於詩人、農夫和放浪者的崇拜，這是可怪的。

以放浪者為理想的人

在我這個有著東方精神也有著西方精神的人看來，人類的尊嚴是由以下幾個事實所造成；也就是人類和動物的區別。第一，他們對於追求智識，有著一種近乎戲弄的好奇心和天賦的才能；第二，他們有一種夢想和崇高的理想主義（常常是模糊的、混雜的，或自滿的，但亦有價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能夠利用幽默感去糾正他們的夢想，以一種比較健全的現實主義去抑制他們的理想主義；第四，他們不像動物般對於環境始終如一地機械地反應著，而是有決定自己反應的能力，和隨意改變環境的自由。這一點就是說人類的性格生來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從機械律的；人類的心思永遠是捉摸不定，無法測度，而常常想著，怎樣去逃避那些發狂的心理學家和未有夫婦同居經驗的經濟學家所要強置在他身上的機械律，或是什麼唯物辯證法。所以人類是一種好奇的、夢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動物。

總之，我對人類尊嚴的信仰，實是在於我相信人類是世上最偉大的放浪者。人類的尊嚴應和放浪者的理想發生聯絡，而絕對不應和一個服從紀律、受統馭的兵士的理想發生聯絡。這樣講起來，放浪者也許是人類中最顯赫最偉大的典型，正如兵士也許是人類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樣。讀者對於我以前的一部著作《吾國與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的一般印象是我好似在讚頌「老滑」。現在我希望讀者對這一部著作的一般印象是：我正在竭力稱頌放浪漢或是流浪漢，我希望在這一點上我能成功，因為世間的事物，有時看來不能像它們外表那麼簡單。在這個民主主義和個人自由受著威脅的今日，也許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會解放我們，使我們不至於都變成有紀律的、服從的、受統馭的、一式一樣的大隊中的一個標明號數的兵士，因而無聲無臭地湮沒。放浪者將成為獨裁製度的最後的最厲害的敵人。他將成為人類尊嚴和個人自由的衛士，也將是最後一個被征服者。現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維持。

造物主也許會曉得當他在地球上創造人類時，他是創造了一個放浪者，雖是一個聰明的，然而總還是放浪者。人類放浪的質素，終究是他的最有希望的質素。這個已造成的放浪者，無疑地是聰慧的。但他仍是一個很難於約束，很難於處置的青年，他自己以為比事實上的他更偉大，更聰慧，依然喜歡胡鬧，喜歡頑皮，喜歡一切自由。雖然如此，但亦有許多美點，所以造物主也許還願意把他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正如一個父親把他的希望寄託在一個聰慧而又有點頑皮的二十歲兒子的身上一般。我常想他可也有一天情願退隱，而把這個宇宙交給他的兒子去管理嗎？……

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認為文化須先由巧辯矯飾進步到天真純樸，有意識地進步到簡樸的思想和生活裡去，才可稱為完全的文化；我以為人類必須從智識的智慧，進步到無智的智慧，須變成一個歡樂的哲學家；也必須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後感到人生的快樂，這樣才可以稱為有智慧的人類。因為我們必須先有哭，才有歡笑，有悲哀而後有醒覺，有醒覺而後有哲學的歡笑，另外再加上和善與寬容。

我以為這個世界太嚴肅了，因為太嚴肅，所以必須有一種智慧和歡樂的哲學以為調劑。如果世間有東西可以用尼采所謂愉快哲學（gayscience）這個名稱的話，那麼中國人生活藝術的哲學確實可以稱為名副其實了。只有快樂的哲學，才有真正深湛的哲學；西方那些嚴肅的哲學理論，我想還不曾開始瞭解人生的真意義哩。在我看來，哲學的惟一效用是叫我們對人生抱一種比一般商人的較輕鬆較快樂的態度。一個五十歲的商人，本來可以退隱，在我看來不是哲學家。這不是一個偶然發生的念頭，而是我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有當人類渲染了這種輕快的精神時，世界才會變得更和平、更合理，而可以使人類居住生活。現代的人們對人生過於嚴肅以充滿著煩擾和糾紛。我們應該費一些工夫，把那些態度，根本地研究一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樂的可能，並使人們的氣質有變為比較合理、比較和平、比較不暴躁的可能。

我也許可以把這種哲學稱為中國民族的哲學，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個派別的哲學。這個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更偉大，因為它是超越這兩個哲學家以及他的哲學的；它由這些思想的泉源裡吸收資料，把它們融洽調和成一個整體；它從他們智慧的抽象輪廓，造出一種實際的生活藝術，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見，觸得到，並且能夠了解。拿全部的中國文學和哲學觀察一過後，我深深地覺得那種對人生能夠儘量的享受，和聰慧的醒悟哲學，便是他們的共同福音和教訓——就是中國民族思想上最恆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疊句唱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