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刻我看來一定又髒又可愛！

姐姐曾讀過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爾、哈葛德的《所羅門的寶藏》以及《天方夜譚》，這一些書都早由同鄉林紓譯成中文。事實上林紓不識英文，完全是靠一位魏先生翻成福州話。然後這位偉大的作者，再把整個故事用美麗的古文寫出。林紓大大的出了名，他進而翻譯莫泊桑、及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這本書震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女主角是個得了肺癆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國的羅曼史《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中國的典型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癆，就是憔悴得差不多要死的貴婦。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國美人，不是患心絞痛，就是患某種神經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勢，是忍受極端痛苦而把眉頭皺起來的那一刻。姐姐和我，讀過了霍姆茲及作者名字已記不得的法國某作家的偵探小說後，編集了一個我們自己的長篇偵探故事來作弄母親使她開心，這個故事一天天連續下去，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險。姐姐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兒一樣，有伶俐而敏銳的表現力，因此當數年前我在銀幕上首次見到寇兒的時候，我心跳得好快，握著女兒的手驚叫："那就是我二姐的樣子！"我太太見過二姐，她很贊同我的看法。

姐姐在廈門高中畢業以後，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我聽到她在家庭禱告後提出要求，可是一切徒勞。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我說這個故事，原因在此，我父親卻不這麼想。姐姐懇求，美言勸誘，而且作種種承諾，可是父親說"不行"。對我而言，這很可怕。我並不怪父親，事實上，他不是不希望有一個又能幹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我還記得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誌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後說："真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女孩當我的媳婦！"但是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清有什麼方法可以辦到。女子受大學教育是種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委實也無法供給。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兒子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父親聽說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通問報》讀到的。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來讓二哥可以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止不住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姐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獲得一個名額。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這樣，我二姐只好彷徨又彷徨，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這個時代是，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於嫁人。我二姐有一個等了很久的求婚者，可是每次母親晚上找她談這個問題時，二姐就把燈吹熄避而不談。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又已經二十一歲。

二哥即將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時，大家庭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但是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要狠下心向一個又是好友又是他的過去學生借一百銀圓。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這位學生現在已成富翁，父親每次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學生的家裡。因為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層更深的關係：這個富翁過去是一個聰明卻貧窮的孩子，當他在父親的門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等它破爛到不能戴的時候，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的確做到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臺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將與文臣，家僕、夫婦之間，都講究忠。

父親知道只要他開口，一定可以借到這筆款。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二姐及家人一同乘帆船直下西溪，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行婚禮，而我是預定起程到上海讀我大學的第一年。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頭上，但我是開心的。那時我十六歲。婚禮過後，二姐從嫁衣的口袋裡拿出四角錢給我。分手時她含淚說："和樂，你有機會去讀大學，姐姐因為是女孩不能去。不要辜負自己的機會，下決心做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這就是我家庭模式的全部。

兩年後二姐死於瘟疫，但這些話一直常在我耳際迴響。我所以談這些事，因為它們對於形成我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想成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姐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裡，讀書人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學問都沒有意義；對一個謙虛、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於跌倒的，卻能把他扶起來。這是耶穌基督的教義中最單純而不夾纏的綱領。我現在仍能想象出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復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她因此而愛著我。耶穌最特別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讓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更親近他。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享有相當的名聲，因為它出了幾位中國大使，顏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它的確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緣故。雖然它是聖公會辦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培植他們成功為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準，並不超過一個買辦的條件。校長卜舫濟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於自己任務的瞭解，我想和英國魯比或伊頓學校的校長差不多。

他對學生父親式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每天清晨，早禱會後，他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皮包，帶著一個總務，巡視整個校園。我相信這是他每天九點坐進辦公室前的晨規。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說他一年要讀一本長篇小說來使自己一星期中有一個小時來鬆弛一下。至於圖書館，藏書不超過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書籍。其實到哪一所大學讀書並沒關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圖書館。學問的實質，像天國一樣，在於本身，必須出自內心。我們的心就好比一隻猴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隻猴子帶到森林裡去，你不必告訴它在哪裡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帶領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個貧瘠的森林中漫遊，讀達爾文、赫克爾、拉馬克，及小說家溫斯頓·邱吉爾的《杯盤之內》。此外，我學習打網球踢足球，甚至向那位從夏威夷來的同學學打棒球，雖然我永遠不能把它長成曲線。我參加划船隊及五英里競走的徑賽隊。說句公道話，我在聖約翰大學的收穫之一，是發展飽滿自己的胸脯；如果我進入公立的學校，就不可能了。

青春的心是躍躍欲試的，我張望著所能找到的，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隻公園裡的松鼠，無論他吃什麼都能吸收而且滋樸。那個好思想的心，一經入水，便航行在一望無涯且時有暴風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驚異，而船卻在掙扎撞擊，在波浪中前後左右搖動。我記得二年級時回家度暑假。父親請我講道（這種事我甚至在十多歲的時候就已做過好多次，因為父親不喜拘泥傳統習慣，而且想讓愛饒舌的我出出風頭）。我選擇了一個講題：《把聖經當文學來讀》。對那些農夫基督徒談到《聖經》像文學，的確是毫無意義，但這種觀念當時在我意識的最前線，於是它就溜出來了。記得我曾說耶和華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幫助約書亞滅盡亞瑪力人及基奈人，而且耶和華的觀念是進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進而為萬國萬民的獨一真神，沒有一個民族是特別"被選"的。你該可以想象得到禮拜天晚餐時我父親的臉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經做了一件錯事。他認得一個廈門人，英文很好，卻是一個無神主義者。這是一個惡兆，"英文好，但卻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他很怕我也會走上無神主義的道路。

我很喜歡那所大學卻不重視功課。考試那一禮拜，其他學生都在拼命補習，我卻到蘇州河釣魚，腦筋裡從來沒有想到考試會不及格。在中學及大學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為常有死讀書的笨蛋，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這裡我必須提到中文課程，因為它在我後來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動。例如，上中文民法課時在書桌底下讀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為什麼會有民法一科，我始終無法瞭解。那位中國老師是一位老秀才，戴著一副大眼鏡，體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從來沒有學過授課或演講的。那本民法教科書是一本用大字編印只有一百多頁的東西，可以坐下來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們卻當它是整學期的教材。因為它被列入課程中，所以我們要強迫捱過。每週那位民法"教授"讀給我們聽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時約十五分鐘，那一小時其他時間，他就不言不動，在他的座位上縮成一團，可能是透過眼鏡注視我們，而我們也在沉默中看著他。不幸這是一種我無法通過的表演，內心的一種絕對的空虛是難以自抑的，而我也並不想像佛家禪宗般的入定。這是聖約翰大學中文課的典型。最壞的是即使連著幾年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張聖約翰大學的文憑。事實上，學校並不重視對中國事情的研究，這種現象到一九三○年以後才好轉。

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中國歷史有興趣，可是進入聖約翰大學，就突然中止。一心不能事二主，而我愛上英文。我丟開毛筆拿起了自來水筆，甚至我在萊比錫研究的時候，父親仍常來信說他非常以我的書法為恥。中國書法是一種要用平生努力才能寫到完美的藝術，這必須完全投入而親身去做，而且必是大學之後的一部分教育。心的持續生長與成熟，大部分是仰賴把中學及大學的所學拋棄。以我的情形來說，這種拋棄的過程，是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著拋棄。

這時我學習當牧師，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在聖約翰大學神學院註冊，這是第一次被暴風襲擊。訓詁學對別人比對我合適，因為我要追尋偉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成為福祿特爾的崇拜者，雖然在離開聖約翰大學以前，並沒有對福祿特爾作直接的探討。我的問題，有時會發現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時沒有答案。一被襲擊，我就逃走，再度被襲擊，再次後退。一切神學的不真，對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無法忠實的去履行。我興趣全失，得的分數極低，這在我的求學過程中是很少見的事。監督認為我不適於做牧師，他是對的。我離開了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