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官府老爺們則對此情形,固熟知其內容。那些候補知縣悶坐在北京城裡候缺的時候,心上牢牢記著,更不斷互相討論著某縣缺肥,某縣缺瘠。他們又把國家稅收用文學的辭藻稱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領是一種科學,其精妙而變化多端,可比之於有機化學。一個優良化學師能把甜菜根煉成糖,更有本領的能從空氣抽收氮素而製成肥料。中國官場的本領,比之毫無遜色。
可取之處為中國向無固定的階級之分,沒有所謂貴族政治。衙門階級並非為永久的世襲制度,像歐洲封建地主的貴族政治那樣;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黨派相混合。中國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誇其祖先在過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嘗一勞動其手足像法蘭西的幾個貴族或奧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個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後裔,世襲衍聖公,的確在過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嘗勞作。滿族旗兵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國,其後三百年中可以說真正拱手未嘗勞作,而至今清社雖廢,他們還是懶惰不肯操作——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他們現成為社會學者最感興趣的研究問題的物件:且看一個階級,受國家的扶養經過三百年之久將生何等後果?他們是中國的真正的有閒階級,但他們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門與非衙門階級之間,其實找不出任何顯著而固定的區分痕跡。
所謂家族,非為世襲的階級而為社會的單位組織。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說不盡的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過了四十歲的人,都能親眼經歷:某些人家,怎樣由貧賤而興隆;某些人家,怎樣由富貴而衰落。社會的德謨克拉西,無論在中國或在歐美並非由於任何法制為之維繫,卻是被我們的放蕩的敗家浪子所維繫著,像有位學者曾這樣指出過,此等浪子在中國出品頗為豐富,他們的闊綽的揮霍,使富貴家系的永續成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謨克拉西的屏障。文官考試,像中國的科舉之類,常可使懷才的志士從社會底層升騰上來。中國的科舉考試,無人不可參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兒子。一方面,教育的費用並不昂貴,不致僅讓富裕階級的兒孫獨沾利益。讀書求學,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權,卻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權;學問的進修,也從未受貧窮之累而遭遇任何嚴重的阻撓,由是看來,可以說人人都是機會平等的。
中國社會依著士農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個階級。在初期農業社會里,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屬於德謨克拉西的,而中國差不多一向滯留在農業社會的階段。中國沒有階級敵對的心理,因為沒有此種必要。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間的互相往來,不受階級意識和勢利心的破壞,除非是上面說過的衙門階級。一個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氣親睦地跟一位木匠師傅對坐品茗,談天說地,這是很平常的,或許比之英國大地主的家人跟佃農說話較少虛文。農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遜、安靜、自重的人民。農人受了孔子學說的影響,被置於農工商三階級之首,因為關心米穀之中國人,常能明瞭粒粒盤中餐從何而來,是以對農夫感戴無限。農夫與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讀書人——士——認為是一種賦有特權而應受人禮遇的階級。更由於中國文字辨認的困難,此對於書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六、陽性型的三位一體
但是這些讀書人是否配受這樣的尊敬?智力的勞動,當然較高於體力的勞動,二者之間的不平等,看似沒有什麼不自然。人類的征服禽獸,乃賴於人類的較高腦力發展。由於智力的不斷發展,人遂獲得動物界中優越的地位。但是當然有人可以發問這樣一個問句——從動物的觀點上——是否人類有權從獅虎奪取山林,從野牛奪取草澤。犬或許予以同意而狼或許另一想法。人類的得以辯解其正當,僅恃其較高智謀。讀書人在中國,與此情形一般無二。只有讀書人,才知道知識的寶藏,只有讀書人才知道歷史和法律,也只有讀書人才知道怎樣在訴狀中機巧地運用字句,以一字而殺人。學問既如此複雜,對之起敬自非異事。這些讀書人及其同類人物,在中國構成所謂「上流社會」,亦即所謂破靴黨。倘再把樹木來做比喻,則此輩破靴黨便是寄生蟲,他們可以不用費力而爬上最高樹木頂巔,而一切中國榕樹,都受著此輩寄生蟲的包圍。換一句話說,他們能夠爬上樹木,附耳說些甜言蜜語,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帶的揩些油水。更進一步,他們時常從樹木擔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這就是所謂「包稅」與「專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毀人民的經濟基礎,一方面侵害國家稅收本身。此等捐稅專利為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這是一種罪惡,自從民國建立以來曾經大書特書。實際上一種抽稅專利權系從地方政府購得,倘其報效額為三千元一年,常可產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潤,土地的滋液,乃似專以豢養這些寄生蟲,可惜人民受了欺壓而毫無裨益於政府或社會,不過肥胖了寄生蟲的家庭。
寄生蟲又是根深蒂固的盤踞於地方上,致任何新的統治權勢必俯就他們,與之合作,或交託他們經手。他們分配著屠宰稅,書寓捐,賭檯捐,從他們的投資動機上著想,他們天然希望撈取最大的報酬。此最大報酬的理想,即足證明對於人民的弊害。他們的貪慾沒有限制,因為「最大」一辭沒有確定的範圍。而他們用了專業的知識,又可以發明新的捐稅。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爺,他的夾袋裡也都帶著這些破靴黨。而他們倘與大老爺有一面之緣,也可以自動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門保持著關係。他們或許上衙門去拜訪老爺一次,當其啜茗縱談上下古今的當兒,他們往往會感嘆地說:「唉!想想看,每一縣至少應有一萬五千只豢養豬隻的槽缽,每十縣就有十五萬支,定每支槽缽抽捐一元,其數目就很可觀了。」說著咕嚕咽一口上好龍井茶。當許多這樣的感嘆和見識閃現時,那老爺很敏捷地多學了幾種蒐括民脂民膏的技術了。這位老爺真不勝其感激,還半含無此見識的自愧。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兒熟練起來。而接連上豬缽捐,這破靴黨的讀書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轎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這些讀書人與中國繪畫中之聖潔而美麗的白鶴連想在一起,它們是那樣清白,那樣非塵俗態,故能代表道家隱棲的象徵,而仙家都跨之以昇天。有人或許會想它們是賴吸取天空清虛之氣以生活的,其實它們卻吃著蛙類和蚯蚓而生活著。它們的羽毛既如此白潔而光輝,它們的步伐姿態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類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討厭的是它們要吃了東西才能生活。破靴黨先生們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須生活,而要生活他們一定要有金錢。
七、陰性型的三位一體
由於社會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階層的平等概念,某種關於社會行為之規律遂應運而生。它們是中國人經驗思想體系中三大不變的定律,其永久不變性超乎羅馬天主教教條,其權威超越乎美洲合眾國的聯邦憲法。它們實在是統治中國的三女神,權勢過於當時執政的軍政要人以外。至於它們的名稱便是叫做:面情、命運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統治著中國,至今猶然。惟一有價值的革命,是以應為反抗此陰性的三位一體的革命。所困難者,此三女子這樣的會體貼人,又這樣的迷人。她們墮落了我們的祭司,諂媚著我們的統治階級;保護權勢,勾引富人,催眠窮漢,小賞懷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團體。她們又會麻痺司法界,使各種法令條文不生效力,譏笑德謨克拉西,藐視法典,以人民權利為笑料,破壞交通規則和俱樂部章程,任意橫行於人民的私人花園。假使她們是專制君王,或則她們是醜陋不堪的,她們的勢力或許不能維持如此久遠;可是她們的聲調恰恰是柔軟的,她們的儀態恰恰是文雅的,她們的足無聲地踐踏到法庭上,她們的手指輕巧地把司法機關撥個凌亂,當她們撫弄法官的面頰的時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這些淫蕩婦人的神座。她們的統治勢力是以在中國一時還不會消滅。
欲知恩典之概念,務先明瞭中國人生活之優美的簡樸性,中國人的理想社會,常為一種「寡政教,省刑罰」的社會。中國人的政府與法律的概念常深染著人類情感的色彩。中國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與律師和高度機械化的社會。他們的理想中的社會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一個儲存著上古淳樸之風的優良生活的社會。在這樣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環境裡頭,乃有所謂「恩典」的出現,亦在此等社會環境裡頭,乃有古代中國特性中最優美的感恩報德的情緒的興起,報德心乃適為與恩典互為對照的情緒。此種感恩報德的心情,中國普通平民,尤其是農民,莫不充盈滿腹。一個農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將志之終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長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禮拜;或則不辭湯火,替你服務。人民蓋並無法律的保障,但有聽憑縣令的慈悲惻隱之心。倘這縣官是宅心仁愛的,則仁愛是比之什麼都更受人感激,因為它是不期報酬的。會有千千萬萬的例項,那些鄉民圍繞著攔住卸任而行將離別的縣官的轎子,跪倒塵埃,感泣零涕。這是中國人的感恩圖報的最好表現,也就是中國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為人民只知它是一種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種公義。
這種社會環境,為恩典的發源地,它產生於在勢者與需要保護的人二者之間的私人關係。它可以代替公義的地位,往往如此。當一箇中國人被逮捕,假定是沒有正當理由的,那他的親族的天然傾向,不是去請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專門去尋找一位認識縣長的人居間說項,祈盼特施恩典。由於重視私人交情和麵情,這位居間說項者倘其面子龐大得夠程度,則常常是達到目的的。這樣辦理的方法常覺來得簡便,而且它的費用比之耽延時日的訴訟節省多多。一種社會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興起,就是夾有權勢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聯絡人和貧苦階級——他們的環境沒有那麼僥倖。
幾年前,安徽發生一件逮捕並監禁二位大學教授的案件,原因是為了一些戲謔的無意批評冒犯了當局,他的親屬沒有別的妙法,只有奔向安徽省城晉謁軍事領袖懇求恩典。另一方面,在同一省份中,幾個青年系與某一有力政黨有關,為了賭博而當場遭逮捕,這幾位青年於釋放之後,便直上省會,請求撤換冒犯了他們的警察當局。沿長江某一城市,有一爿鴉片鋪子被搜查,他的存貨予以沒收,但經某一當地有力者的一個電報,公安局不但須宣告抱歉,以謝鹵莽,還得派遣警察衛隊送回沒收的鴉片。某一牙醫生嘗替一位顯赫將軍拔出了一顆牙齒,將軍大悅,因授予一個頭銜給他。有一次,某一部內的技師打電話給這位牙醫生,因直呼了他的名字而未用官銜,他馬上跑到部裡去,當著許多職員面前,把這技師打了一記耳光。一九三四年七月,武昌有個婦人,因為天熱,穿著短褲在戶外睡覺而被捕,監禁了不多幾天,她就病死在監獄裡。後來發現這位婦人是個官太太,那個生事的警察遂被槍決。如此事件,層出不窮。復仇是甜美的,但也有許多婦人不是官太太,有時而遭逮捕,其結局遂不是甜美的復仇。儒家學說即代表此等理想,因為早如《禮記》,已有這樣的說法:「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恩典是以為社會上名分觀念的要素,亦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統治的具人性的父母政府之邏輯結果。然則如老子所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否是對的呢?孔子的理想,似乎是天真的稚態,他想來一國之內,盡有那麼許多賢人君子,儘夠遍佈全國以統治人民。很明顯,他的算盤是打錯了。在田野風的初民社會的淳樸生活時期,此種思想或許有實現可能,到了現代這個飛機摩托車時代,它一定失敗,悽慘地失敗!
可取之處,上面已經說過,為中國沒有固定的階級之分,沒有貴族政治。這一點恰使吾人接近「命運觀念」,因使社會上的不平等成為可忍受。命運的特徵為無人永久地被踐踏在下面,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常有機會互相對易位置。吾們中國人深信凡人皆有得意之一日,而「天理迴圈」,倘一個人而有才幹,意志堅決,抱負不凡,總能攀高升騰。誰得預卜?一個賣豆腐的女兒或許突然地引動了一位貴顯將軍的注目;或許他的兒子交了鴻運,做了縣知事的守門人;或則一個屠夫的女婿,假定是一個貧苦的中年鄉村塾師,可以忽然中了進士,像《儒林外史》所告訴我們的,那時或許馬上有一個鄉紳從城裡巴巴的趕來,邀他去他的公館裡住一程;另一個跑來跟他換庚帖,義結金蘭;第三個也是富商,送他許多綢緞綾羅,許多袋白銀;縣知事又親自送他兩位豔婢,一個廚子,以替他的鄉下妻子服役;這個屠夫乃喬遷至城中大公館,不勝從心坎底部快樂出來,忘卻往時他怎樣的時常欺凌其女婿,卻說他一向堅信女婿必有發皇之一日,現在他準備放下他的屠刀,而受女婿的奉養。女婿中了進士,岳父也交了好運。吾們羨慕他,但吾們不稱他不公平,因為吾門叫它命運或幸氣。
命運主義不單是中國人的智力的習慣,也是孔教傳習意識的一部分。信仰命運與名分觀念的關係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語,叫做:「安分守己,聽天由命。」孔子在稱述其自己的精神進展時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六十而耳順。」這個命運主義的原理為人們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產生溫和平靜的中國精神。因為沒有人常能交好運,而好運又不能臨到每個人頭上,人遂很願意容忍這種不平等,認為一種合乎天然的法則。經由科舉考試之路,有志才幹之士常能獲得一種上進的機會;更經由運氣或經由才幹,一個人可由非特權階級升入特權階級,就是他的得勢的日子。一旦踏進了特權階級,他便愛弄特權。隨著地位的變遷,因生心理的變遷,他乃開始愛好一切社會不平等和一切特權。此種轉變的面目,為現代每個革命成功人的顯著特例,他握緊他的鐵腕以限制報紙言論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軍閥還要來得猛鷙。
因為現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於超越乎法律與憲法的地位,交通規則和博物院章程於他微不足道。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彷彿中國人的生理面貌那樣有趣,心理的面子更為神妙而動人。它不是一張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鬚,卻是可以「得」「失」「爭取」,更可以當禮物一樣「贈送」。這裡吾們達到中國人社會心理最微妙奇異的一點,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卻是最高等最精細的規範。中國人的社交往來,莫不依此為準則。
中國人的面子,倒是容易舉幾個例子而難於下一界說。例如首都官吏,可以用每小時六十里速率開駛汽車,而交通規則限定每小時只許三十五里為最高速率,這就是有面子。倘若他的車子撞倒了人,當警察前來,他寫寫意意從小皮夾掏出一張名片,優雅地微笑一下,一聲不發地撥開機輪,駛開去了,那他的面子才大得了不得。倘逢這警察不願給他面子,假裝不認識他,這位官老爺乃開口打其官話,詢問他可認識本人的老子否?說罷,歪歪嘴,吩咐車伕開車,那麼他的面子更大了。再倘使這警察堅持須把這車伕帶入局,於是這官員打個電話給警察局長,局長便將車伕開釋,而下令把那小警察革職,因為他有眼竟不識泰山,於是而他的面子真是大得和「天官賜福」一樣了。
「面子」的意義,不可翻譯,亦無從予以定義。它好像是榮譽而不是榮譽,它不能用金錢購買卻給予男男女女一種實質的光輝。它是空虛無實際的,而卻是男人家爭奪的目標,又有許多婦女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卻存在而展開於公眾之前。它存在於太空之間,其聲息似可得而聞;且其聲崇高而充實;它不負公理上的責任,卻服從社會底習俗,它耽擱訴訟,拆散家產,引起謀殺和自盡。但它也常使人經過同鄉人辱罵之後,勉力自拔於流浪無賴的惡行;它的被珍視,高於塵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運、恩典,更有勢力,而比之憲法更見重視。它常能決定兵家之勝負而毀壞整個政府機構。就是這空洞的東西,乃為中國人所賴以生活者。
倘把「面子」與西洋的榮譽觀念混纏,那是大大錯誤。中國女子常為面子而死;假如她的裸著的玉體無意中給男人家瞧見了,便羞不欲生,好像有些歐美婦女,為了私生子,很想投河自盡那樣。在歐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決鬥以報復,那是他失了榮譽,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臺老爺的醜陋公子逛窯子受了侮辱,他馬上回去帶一隊巡警來逮捕這個妓女,並封閉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們實在不能說他保持了他的榮譽。
戰爭曾經失利,帝國曾經犧牲,都是為了將軍們要挾求索幾個尊榮的頭銜;否則大可為了戰略關係退守新陣地。今有兩造經過熱烈的爭辯,各自堅持己見的辯駁拖延不決的法律爭點,由聰明的裁判者聽來,明知其間並無實際使雙方不可和解的緣由,只消想出一個文雅一些的解決辦法,那辦法恐怕是道歉了事。一位軍事領袖,因為當眾受了同志的侮辱,可以分裂政黨至變更整個革命程式。男人女人自願大暑天氣整天勞頓,不辭辛苦,俾遵循喪禮而保家聲,家聲即家族的面子,那些世代書香的破落戶寧可破產,甚至終身負債,都是為了同一理由。
不給人以面子,是不可寬恕的無禮,猶似歐美人的向人挑鬥。許多官吏一夜須應酬三四處宴飲,寧可傷礙正常的消化機能,萬不能使任何主人失面子。許多失敗的軍閥理應斬首或監禁,卻常遣送出洋,被以考察實業,考察教育的名義,所以為其投降的代價。這辦法保全了他們的面子,也就是中國週期迴圈的內戰的原因。四五年前,全體內閣因為避免某一閣員之撤職而提出辭呈,解散整個內閣以保全此一閣員之面子,其實此人老實不客氣地說應該滾蛋,或許還得受徒刑的處分(撤職將使閣員失面子,因為此時並無內閣之更迭)。人情,一切太講人情,這個吾們的「面子」!但它又是志氣的刺激物,力能克服中國人貪愛金錢的心理。它曾使一位教員先生感覺老大沒趣,因為他的外國校長堅決要增加他的薪水,從十八元增至十九元。他情願受取十八元,否則須二十元,不然則寧可自殺,卻不願被呼為「十九塊人」。一位丈人以不肯留其無聊賴的女婿吃頓夜飯,這樣下了他的面子,恐怕丈人的本意僅欲使其女婿改過做個像樣的人;或許當此女婿垂頭喪氣,踽踽獨行的歸途中,倒就是他的努力向上的起點。
倘欲跟人家合夥出門,倒是跟沒有面子的人結伴,比較面子太大的來得安全。有二位丘八太爺乘一條行駛長江的輪船,堅欲賣面子走進一間裝著多箱琉磺的艙間,這間艙本來是禁止閒人入內的,兩位大爺走進了去,便在琉磺箱上坐下,抽出香菸呼呼地吸起來,又把香菸屁股很不經意地竟隨隨便便拋擲,輪船買辦的忠告央求,一概置之不理。結局,這一條輪船竟著火爆裂起來,於是此兩位丘八太爺獲得了面子喪失了生命,同時還犧牲了別人。這樣的事情,不關乎有知識和無知識的問題。有一位受教育的軍官五年前乘坐飛機,自量面子龐大,足以超過飛機的載重限量,故不顧機師的勸告,硬把笨重行李裝載上去,還不止此,他還要在他來送行的朋友面前賣弄特別面子,吩咐機師在機場上空繞一週匝,因為他是有勢力的軍官,這個面子當然要得。可是把這機師弄得團團轉,不免著慌,這機身老是不肯保持平衡而上升,竟觸撞了一棵大樹,結果這位將軍折斷了一條腿,以支付面子的代價。任何人苟相信獲得面子之利益,足以補償飛機載重過量所生之危險,則應該折斷他的腿,還得謝謝他。
由此觀之,面子這樣東西雖無從下一定義,但差不多有一點可以確定,即:在每個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國將不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平民無論怎麼樣,總沒有多大面子。問題是到什麼時候官僚階級才肯放棄他們的面子?等到街巷鬧市之間消失了面子,我們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們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內閣各部之間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統治的政府讓給了法治政府,吾們才能有一個真實的民國。
八、鄉屬制度
在缺乏社會精神的環境裡,何以能有博愛慈善的精神?團體公益事業,採取何種形式?其說明可以從鄉屬制度獲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晉至較高一級的模型。由於愛好家庭,生愛好氏族之心,由於愛好氏族心理,發展一種沾著鄉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種情緒,可以稱為地方主義,在中國文字中叫做「同鄉觀念」。這種地方主義將同鄉的人或同縣的人或同省的人連結起來,使之共同負責維持地方上的公立學校,公共積穀倉,同業公會,孤兒院,和其他公共機關。基本上,他們是從家族心理萌生出來而始終絕不離開家族的基礎觀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擴大,成為某數種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動力。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內地的,有許多省的或縣的基爾特組織,例如安徽同鄉會,寧波同鄉會,諸如此類。只要同鄉間有了富商巨賈,此等同鄉會常能被資助以巨大資金。著者本鄉的漳州同鄉會,在上海擁有一百萬以上的資產,它設立了一所學校,同鄉子弟得免費入學。同鄉會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裝置,頗似歐美的俱樂部,內部裝置,也相當富麗。同鄉會間有一種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購買董事,同鄉會的另一效用為供給遊歷或過路的商人以各種所在地的嚮導工作。前清時,全國各地的讀書人都得上北京去應三年一度的會試,北京城中就沒有一省一縣不設有它的同鄉會。倘你找不到縣同鄉會,準可以找到省同鄉會。在這種同鄉會裡,一般舉人和候缺的候補知縣都賴以棲身,有的且帶著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幾個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網形的組織遍佈全國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國,以懋遷有無。
在本鄉,此鄉屬精神使人民發展一種村鎮自治體的政治制度,這在中國為惟一的真實政府,中央政府僅為一班衙門階級抽收捐稅及兵士們所知道的機關,此抽稅者及丘八太爺常為假借公務,張牙舞爪下鄉滋擾的熱心分子。其時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時代,中央政府所加於人民的捐稅,至為輕微,而鄉民但覺得「天高皇帝遠」,固不知有所謂中央政府的德意。徵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蓋國家承平之日久,既無戰爭,又無匪賊,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產的無用之徒,才轉起當兵的念頭。及國家荒亂之秋,那就國家兵卒與地方土匪,怎樣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區別之點(此當係指軍閥時代之情形——譯者)。其實就是二者之間加以區別,亦為非必要者。至於講到法律與裁判的情形,則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爭執是在本地長老輩面前解決的。被捲入訴訟案件,認為事實上的一種羞恥。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進衙門未上公堂以自誇,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課收捐稅、維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關涉人民者至微。根據中國式的政治哲學,政府統治之最優良者,應最少發揮統治作用,最少管閒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歷久而不變,真正統治中國的政治機關,可以稱為農村社會主義的政府。凡適用於農村者,亦必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謂鄉村或市鎮的地方政治機關,是非可目睹的。它沒有具象的權力體,像市長或議員者。它是實際賴道德的觀念受年事較長者之統治。此統治者之資格,亦為年高德劭,同時亦受一般土豪劣紳(破靴黨)的統治,則借重其熟悉法律與歷史。基本上,它是受習俗和慣例統治著,所謂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發生爭端,常請出年老者或族長來公斷是非曲直,公斷標準不是單純根據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兩者兼顧。倒是沒有了律師的參加,反而容易察覺誰是誰非,尤其當兩造同系生活於同一社會傳統之下而彼此係屬相識者。因無律師在場,使公正的判斷益見可能,而判斷公正,常使人心折服。鄉村裡的紳士似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雖他們的寄生蟲的本質是由於經濟的關係而決定了的。也有良好純正的讀書人,他並不視處理爭訟為職業,他們因為德性、學問、名譽,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權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讀書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著。臨到爭執不能用這種方法解決時,好像犯了傷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產,或其兩造都決心爭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時候,那麼他們才請教衙門。但是這僅當兩造都準備毀滅自己的時候,因為沒有人民不畏怕衙門如同趨避瘟疫病一樣。
中國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謂政府者能聽令自存自沒而不加干預,則他們亦很願意與政府不相往來,爾為爾,我為我,今如給予人民以十年長期的無政府狀態,在此時期,政府一辭,無人提及,他們很可以安靜地生活下去,他們的事業,也會發展而興旺起來,他們會墾殖荒地改成果園,製作用具,轉輾傳販之於全國,亦將能發掘地下之寶藏,擴充套件各人之事業。鴉片將不復有人種植,因為沒有人迫使之種植,將自然而然絕種。他們還能積聚些積蓄,足以救濟臨時的水旱災荒。讓他沒有高懸「富國利民」匾額的甚麼甚麼稅局,則國家將趨於強盛,而人民趨於富足。
九、賢能政府
以一個國家為標準,吾們的政治生命中最顯著的特點,為缺乏憲法,並缺乏公民權利之觀念,這樣的特點之存在,只因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種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憲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預斷地把統治者當作壞坯子看待;他或許會濫用權力而損害我們的權利,吾們乃借重憲法為捍衛吾人權利的武器。中國對於政府的概念,恰與此預斷直接地相反。中國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謂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賢能政府」。他們將照顧人民之權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們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權利交託於政府,便予以無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託以數千百萬的資產,從不一問其開支報告;吾們又賦予此輩以無限政治權力,亦從不計及自衛吾人之權益。吾們只把他們當作聖賢君子看待。
對此所謂賢能政府所下的批評,其精審、公平、正確,應無過於二千一百年以前韓非子的偉論,韓非子為屬於法家之大哲學家,約生於孔子後三世紀。他是法家哲學派中最後亦為最偉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張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惡極為精確,而他所描述的當時之政治生活現象極相類似於今日的中國,倘令韓非子復生而親向吾人口述,亦將不易一字。
依照韓非子的意見,政治智慧之起點,始終擯棄道德之俗論並避免道德之改進。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較早。可是事實上有那麼許多人在議論著道德的改進,以為政治罪惡的解決手段,適足以說明他們的思想之幼稚,和他們的領悟正確的政治問題之低能。他們應該明瞭吾人已經繼續不斷地談道德的腐論歷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進國家,或使她有一個比較賢明廉潔的政府。中國人民應該明瞭,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國今日應早已成為天使聖哲的樂園了。依著者愚見,用道德來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議論,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們談得尤為起勁,就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改革,至少不會有害於人。可是吾們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懷好意,有幾個簡直有一顆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張宗昌督辦和別位恢復名教禮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準者,通常都廣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為強xx幼女之老手。吾人說「仁義是美德」,他們亦將回答說:「不差,仁義是良行。」這樣胡胡調,固無傷於任何人。另一方面,吾從未聽見吾們的官僚老爺講起法治政府,因為人民將對之說:「很好,我們嗣後將用法律檢舉你們,而請你們進監獄。」是以吾人停止談論道德愈早,而移其論旨於嚴格推行法治,則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閃避法律制裁,使他們不再能託故優遊外國租界而寫寫意意誦讀孔子經書。
簡言之,韓非子時代有兩種相對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現時代亦然。即孔子的賢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個統治者當作賢人君子,因而亦以對待賢人君子之禮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則把每個統治者當作壞蛋看待,因進而製備種種條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國傳統的見地,而後者是西洋的見地,亦即為韓非子的見地。似韓非子所說:「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這就是法家哲學的道德觀之基點。換言之,吾人不以統治者為君子而冀其行仁義之道,吾人應目之為潛伏的囚犯而籌謀種種方法與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剝削人民的權利與賣國。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後者的制度是較易於收實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靜待此等君子之良心發現高明得多。
在中國,吾們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們當作潛伏的壞蛋——這是我們老早應該如此的——卻把他們當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誠實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統治階級人人成為仁愛的賢人君子而愛民如子。吾們以誠實不期望之,故對他們說:「直接地幹吧,你們可以任意使用國家公共資產,吾人不要求你們公開預算,或公佈歲支賬目。」吾們對軍閥說:「幹吧,我們信任你將愛民如子,故吾人將聽憑你憑良心抽課人民捐稅。」吾們對外交人員說:「幹吧,吾們對於你們的愛國心具有絕對的信仰,故允許你們有權締結任何國際條約不用徵求人民的同意。」更對全體官吏說:「你倘能做像賢人君子,吾們將替你建立牌坊,以資褒揚,但倘你變成壞蛋,吾們不致把你囚入牢獄」。其他國家中,從未有如此拿對賢人君子的態度對待官吏的。假令韓非子生於今日,他將勸導吾人以壞蛋視之,因而對官僚說:「吾人不欲箴勸你們行仁義之道,亦不復建立牌坊來褒揚你們,即使你表現為賢人君子的行為;但你膽敢做出欺民亡國的壞蛋行為,則吾人將請你進牢獄」。這辦法是消滅腐敗政治的比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這裡且讓吾摘錄一節《韓非子》的文字:
「……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韓非子否定所謂仁愛的父母政府會有任何效用,因為他指出人之惰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則民奚遽治哉。韓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發問:「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悅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豈非是「貴仁者寡,能義者難」的明證?今欲人主務行仁義者皆如孔子,而臣民愛服德行者皆如列徒,豈非夢想?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動人的嘲弄,峻刻的調笑,同時也含有健全的意識。
韓非子所評述的當時韓國的弱點,深與今日中國之過失相暗合,至於那時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麼相像,使吾們讀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為現代之中國。他和盤托出當時官吏的腐敗和人民的冷淡消極,而認為此等缺點應歸源於法律保障的缺乏與制度之不完備。他不贊成改進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與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說一切禍患,起於無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時的儒家而稱他們為一群喋喋的愚夫。這稱呼實在很適配於今日吾人的許多「長袍的愛國同志」。他說到當時的官吏,稱他們的貪汙,不啻受著鼓勵,因為沒有嚴刑峻罰以制其後。韓非子這樣爽直地說:「……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土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這樣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於現代優遊於大連及上海租界別墅中的寓公。他又說因為缺乏制度,「則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這樣的情形,何等暗合於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階級肚皮裡明白。
《韓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節,其中含有一現代的新名詞「公民」一語,殊覺新穎;惟此節文字乃系描述當時人民一般的對於同事之漠不關心的態度。他鄭重地說:「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廨舍;廨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賄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吾們至今仍感覺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當歸之於適當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他跟道德的興衰毫無關係。缺點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豐富,常有惹禍的可能,天然他們對於國事將採取消極的態度。倘官吏貪汙而無刑罰為之制裁,那麼你要望他不貪汙,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
韓非子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於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謂去私曲,就公法也。這裡我們不僅遇到一種歐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為一種絕非中國型的思想。可異者,他的思想適與孔子思想立於反對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純粹法家的態度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想像一種法律,要使「貴賤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種機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備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國政,可不用賢能之士——這一種機械的意識,完全不是中國型的。
韓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種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無為於上」。君主所以要虛靜無事,無為於上,因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斷,實際上沒有任何辦事的能力。是以應該籌劃一個機械式的政治機關,它的機構作用的行進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備,不關乎統治者的智愚賢不肖。君主是以成為一個徒負虛名的骸殼,有如現代的立憲政體。英國現代也有一個國王,他的職務好像專門在主持建築物的奠基典禮,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頒發爵士勳位;是以國王的賢不賢,能不能,對於國家完全無若何重要關係,法治制度將自然發生作用。這在基本上是一種君主無為主義的學理,為韓非子所倡導,而現代英國實行而獲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稱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緣。他的懦弱的胡言,竟榮被以政治學理之美名。一種政治思想,至盼望德行統治的政府與仁義的統治階級之出現,那是多麼屬於幻想,恐不足以哄騙大學二年生。譬如你管理百老匯交通,不用紅綠燈訊號指揮,而信託汽車伕的自動努力。任何細心地研究中國史的學生,一定能夠注意中國的孔子理想的政府,充滿著道德意識,常為舉世無雙的一大腐敗罪惡。他的原因不在乎中國官吏之特別比歐美官吏來得腐敗,這清楚而確定的政治歷史之真情是:當你以君子禮待官吏如中國向來之習俗者,則其中十分之一將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將為惡棍,但是當你以對待壞蛋的心理視之,若歐美之所為,準備著政治監獄,或示之以監獄之威嚇,則真將變成壞蛋者將遠少於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將勉力自命為君子,結果你至少獲得一個廉潔政府的外貌,這一個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這就是中國老早應圖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韓非子在二千年前當其未仰藥酒以結束其生命之前所給予吾人之忠告。
中國所需要者,是以非為增進道德而為增加牢獄以待政客。倘貪官汙吏結局仍能安全自由地定購艙位以赴橫濱或西雅圖,則吾人之談論建設廉潔政府終屬徒然。中國所需要者,既不為仁,亦不為義,又非為榮譽,卻為單純的賞罰,即需要勇氣來槍決掃蕩這班不仁不義不顧廉恥的官吏。惟一保持官吏廉潔的方法即為加以逮捕而用槍彈來警戒他們。官吏苟感覺痛苦於吾的以法家見地的對於人類本性的觀察,應該想一想:他們是否願意投資於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經營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觀的原理,既沒有股東會議,也沒有會計報告,經理或銀錢司帳員舞弊潛逃,又不能逮捕。中國政府是嚴格遵奉這種君子觀的基本原則處理著的。目前政府組織之稍見進步,乃出於西洋學理的影響,歐美人民蓋大膽敢向統治階級要求公佈賬目,毫不畏懼含蓄輕蔑之意,致有損統治階級之君子型的尊嚴。但直等到這種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國政府將永遠像一家雜亂無章的公司,常利於經理及職員,但剝削了股東的權利,股東可擬之於普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