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繫心於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只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
一、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繫心於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只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在孔教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裡面,吾們可以看出人民組織範型的接續階段乃自家直接上升於國。《大學》有云:「古之慾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欲求一與「社團」這個字眼意識最相近的名詞,在中文裡頭乃不能不推兩個單字綴成的「國家」一個連語,這是中國抽象名辭構成原則而來的。
「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詞,「公共意識」一詞亦然,「社會服務」一詞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但「社會事件」當然也是有的,如婚喪喜慶,僧侶儀仗,四時令節。所缺乏者,乃屬於那些足以構成英美人士的社會生活者,如運動,如政治結社,如宗教,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中國沒有教堂也沒有教會。中國人視談論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們不投票,也沒有討論政治的黨社。他們不事放縱於運動,運動乃為連繫合群的最佳方法,固為英美人士社會生活的基礎。當然,中國人也玩玩種種遊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遊戲競技大率系屬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中國式的遊戲並不把競技者的分組對立兩大組合,如鬥蟋蟀,並非以一個組合對另一組合而作競賽。組合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國人的鬥牌遊戲,每人各自為戰。中國人歡喜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歡喜bridge一類的牌戲(bridge與whist相類,系四人成局以兩人為一組,兩兩相對的一種牌戲)。中國人常喜搓麻將,固已久著盛名,麻將即近似撲克,非似bridge。從這個麻將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中國人的個人主義的例證,可見之於中國新聞紙的組織。中國人經營報紙,譬如搓麻將。著者常見中國日報請了主任編輯,專門擔任寫寫社論;國內新聞,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國際電訊,又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聞也另有編輯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園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將的四個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別人手中捏著的什麼牌,各人想讓自己先挺張,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給下家的人。倘遇國內新聞過於擁擠,他可以隨隨便便地移入本埠新聞版,倘遇本埠新聞亦甚擁擠,又可移入盜警火警欄的地位(對於讀者向來不通知)。這樣一來,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編排,材料無需乎選擇,沒有調和作用,也沒有首要次要之分,每個編輯先生都能寫寫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夠簡單,加以編者和讀者,兩方面都是生而為個人主義者。出版新聞為編輯先生的職務,而閱讀新聞,乃在讀者,故兩方互不相涉。這是中國幾種最老最大最廣銷的報紙所延用迄今之專門技術。
假定你要問為什麼沒有調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為缺乏公共精神。因為假使總編輯而意欲施行改組,或許覺得本埠編輯之庸闇而欲予以開除,他就與家庭制度相沖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務,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攆出這位本埠編輯,敲碎他的飯碗,更連帶的使一切依賴於這位編輯身上的人同陷飢餓;更倘遇這位本埠編輯的夫人是老闆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攆他出去呢?這還了得!假使這位總編輯稍具中國式的社交覺悟,他不致幹出這等事情;若遇這位總編輯是新近回國的美國密蘇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生,還是快些走開為上策。於是來一個熟知中國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舊的制度乃仍延續工作下去,讀者照樣賴以查閱新聞,而報紙照樣擴充套件其發行額而賺錢。
許多這樣的整理都隱藏於一切中國人的社交往來後面,吾們可以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顯示缺乏公共精神,簡直使二十世紀的西洋人難以置信。我所說「二十世紀的人」,因為他已經接受過十九世紀博愛主義的精神的教養而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眼界。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真堪為中國社會事業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從《論語》兩週刊(一種幽默雜誌)上摘錄下來的,它記述一位中國軍閥對於民眾教育運動的演說。有些青年醉心於現代美國社會服務的熱情,組織一種團體,推行「掃除文盲」運動。這位軍閥便發揮其鴻論說:「學生應該勤勉讀書而不宜干預外界事務。人家吃飽了自己的飯,幹自家的事情,而你們卻要掃除他們!」那動聽的論據是這樣說法的:不識字的人不來干預你們,為什麼你們偏偏要去幹預他們?這些字句何等簡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樣真實。因為這些字句,字字直接發自演說者的心坎,毫無遮隱,毫無潤飾。在中國人看來,社會工作常視作干預他人的事。一人熱心於社會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業,看來常覺得有些可笑。吾們不顧他的誠意,又不能瞭解他為什麼跑出來幹這些事業,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會公眾獻殷勤?為什麼他不效忠於家庭,更為什麼不巴圖上進,升官發財,俾及早幫助其親戚和自己的家庭?吾們決定他因為是年輕,或則為正常人類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為豪俠,可是這些人無疑即為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或則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豐富,勇於參加困難糾紛,吾們將確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為父母的致命傷。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壓服他,他或許會從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俠的盜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是被認為舍離正道的理由。
這樣的情形怎會發生,中國人不是那樣的邪教徒,深陷於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雖然中國人因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盡基督教詛咒的「邪教徒」這個名詞加諸其身。倘基督教會能盡力以求瞭解他們,而從根源攻擊他們的劣點,則似較為適宜,因為劣點的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基督教的社會哲理觀念,這不同就是雙方觀點不同之由來。受了現代教育的中國最優秀之青年還是不能明瞭西洋婦女一定要組織「禁止虐待動物會」的意義,她們為什麼高興去替狗擔心事,又為什麼不好好坐在家裡看護看護自家的孩子。吾們可斷定他們是因為沒有孩子,因之在家裡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這樣的推斷或許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於家族觀念與公共精神二者間,一個人倘勤儉積財,而慳吝得夠程度,常可發現其家族觀念在發生作用。
因為家族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與村社制度——村社制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為擴大的範型——可以統括地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面情,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汙,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態,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從家族制度裡頭產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產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將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興趣的,吾們將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裡,怎樣作為社會一分子而行動著。
二、家庭制度
吾國古時並無所謂「家族制度」這種社會學上的名辭。吾們所知道的「家」,它只是為「契本」或為人類社會之本的家。家族制度渲染了吾們一切社會生活的色彩。它是屬人主義的,即吾人對於政府之概念亦系把它看作人格化的。家族制度所教導吾們的孩子們的第一個課程,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的義務:自重、禮貌、責任心,和相互調整補充的要務。責任心的意義,是闡述得很明確的,即是對於父母的感恩圖報的義務觀念,和對於長老的敬意。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給予人們以社會長存與家族永續的意識,因以滿足人類巴求永生的願望。經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識倍形活躍。它教導人以一種家族光榮的意識,此種意識在西方固不難搜得類似的例證。
家族制度的影響於吾人,就恰恰在於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從吾們手中剝奪了訂婚權,而以之授予我們的父母;它使吾人結婚不是娶了一個妻子,卻是娶了一房媳婦,更使吾人妻子生產兒子成為「養孫子」;它把新娘的義務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輕夫婦白晝掩扉成為非禮行為,而使「秘密」二字成為中國人所不知的名詞。譬方一架收音機,它使吾人安於鬧的習慣,鬧的婚禮,鬧的葬儀,鬧的飲食,以至於鬧的睡眠。它麻痺了我們的神經而發展了吾們的耐性。歐美人民好像一個閨女,它只消照顧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觀整潔美麗;中國人民則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婦,她有許許多多家庭的本分須行料理,吾們是以在很小的年齡就已養成了端莊性,它使吾們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過度保護我們的孩子,不知道怎麼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為中心而太專制,它時常剝奪了青年的事業心和發明天才。著者認為這一點是家族制度所施於中國人的特性最惡劣的影響。父母的喪儀又涉及士子應試的機會,居父母之喪的讀書人,必須停止應考三年,同時又為士大夫階級提出辭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義之倫理哲學甚至限制吾人之遠遊與運動,因為在《孝經》中,產生了一個學理,殆為每個小學生都須熟記者,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為孔子門人之佼佼者,當其臨終之際,這樣說:「啟予足,啟予手。」蓋曾子保全其身體髮膚而終,可告無愧於祖宗。此種思想已極臨近於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們的向外發展,因為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遊歷的最好形式,本應該是無一定目的地、無預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學理,這便不可能了。所謂孝子,應該慎惜身體,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險路。這樣一來,阿爾卑斯俱樂部(alpineclub)中遂找不出一個配稱孝子的人了。
總之,家族制度為個人主義之否定,它又限制個人的活動有如騎士之韁索控制阿拉伯野馬的賓士。有時遇著騎師是個好人,他幫忙良馬在賽馬會中奪取錦標,而騎師不常是好人,有時控抑勒制馬匹的且不是一個騎師而僅為一輛不中用的貨車,你看還成怎個樣子。中國社會固無所庸於阿拉伯良馬,其最充分之明證即為中國社會之從不產生良馬,中國社會把良馬屠殺個精光,把它們窮追驅入山林,或把它們禁閉入收容所。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馬為呆滯魯鈍服韁之馬,果然,吾們的社會上便真饒有這樣的駑馬。
「名分學說」,即孔子學說通常所被稱之代名詞,實為家族制度背後的社會哲學。這是一種道理乃所以維持中國社會之秩序者,它同時為社會組織與社會控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為名分。名分賦予每一個男子或女子在社會上所應處的一定之地位。有如人文主義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歸於適當地位」。名分的社會理想亦為個人都處於適當地位。「名」的意義為名稱,「分」的意義為本分。孔子學說實際上常被稱為「名教」或即為「名分的宗教」。名稱是一個稱號,所以給予人表明各個在社會上所處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與別個人的關係。缺乏一個名號,或在社會關係中的定限,一個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從而也不知道怎樣控制他的行為。孔子的理想便是這樣,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適合於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維持。關於中國社會所宗奉的五大人倫,其中四倫是與「家」有關的。此五大人倫即君臣之關係,父子之關係,夫婦之關係,以及兄弟朋友之關係。其最後一倫朋友之關係可為之合併於家庭,因為朋友乃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範圍內的人——他們是家族間的朋友。家族是以可為一切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不過吾人於此必須提示者:孔子從未想把家族意識去奪取社會意識或民族意識的地位,亦並未想把它發展成一種高度自私的形式——後世的結果,盡孔子全部實踐的智慧,實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點,在韓非子時代已很明顯(約當基督前三世紀末期)。依著者愚見,韓非子實為那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韓非子》一書所記載的當時政治實況的描寫,可以映出今日中國的形貌。例如由於親貴偏寵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壞,不啻攘奪了國家資產而增富了私家。高官顯宦之建築富麗的別莊,瀆職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觀念和一般的缺乏社會意識。此等劣點都經韓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張組織一個法治的政府,他認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可是韓非子自己的結局卻是被迫仰藥而死,類乎蘇格拉底的命運。
但至少在學理上,孔子並非有意犧牲了社會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識發展為自私觀念的。在他的道德律裡面,他也曾容許某種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他把家庭內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從此普通的道德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適宜於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這種悟性裡面一個人才能瞭解重視孝道的意義。孝在中國倫理觀念裡面,是居於百善之先的。中國文字裡頭,那個教育的教字甚至是從「孝」字蛻化而來的。《孝經》上對於孝的意義,作下面的解釋: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在另一節裡,孔子又說: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由於這種意義,孔子對他的弟子曾子說: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會上,基於模擬的學理;在教育上,基於習慣的學理。社會教育的方法,即自兒童時代培植純正的心智態度,其出發點乃天然開始於家庭中。這種方法,併為差誤。它的惟一弱點為政治與道德的混合,其結果對於家庭是有優良的成效的,而對於國家則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會制度,它是堅定而又一貫的。它肯定地信仰一個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應構成一個健全的國家。但是從現代的眼光看來,孔氏學說在人類五大人倫中,脫漏了人對於異域人的社會義務,這遺漏是巨大而且災苦的。博愛在中國向非所知而且實際加以消極地抑制的。學理上,博愛的精義可謂已包容互助說裡面。孔子稱君子者謂:「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這個施仁於他人的熱忱,卻是不列於五倫之內,亦無明確之定義。一個家族,加以朋友,構成銅牆鐵壁的堡壘。在其內部為最高的結合體,且彼此互助,對於外界則取冷待的消極抵抗的態度。其結局,由於自然的發展,家族成為一座堡壘,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奪物。
三、徇私舞弊和禮俗
每個家族,在中國,實際系一互助小組織,在這個組織里頭,各人盡其力而取所需。其間分子與分子的互助,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蓋受著一種道德意識和家族光榮的鼓勵。有時一個兄弟會渡海離家數千裡,以恢復那破了產的哥哥的名譽。一個環境較好的人常撥其全家消費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資助其侄兒的就學,此固視為尋常事,非有任何功績可言者。一個功名利達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給他的親戚;而倘沒有現成的差使,亦可以生產幾個拿幹俸的閒職。這樣拿幹俸和徇私的習慣,隨著每度政治變革運動而發展起來。這種習慣加上經濟的壓迫,變成一種不可抗拒之力,毀損人而不受人之毀損。這種力量是異常巨大的,雖經政治改革期的屢次努力,秉著十分熱情的好意也終於收了失敗的結局。
公平地觀察一下,徇私並不劣於別種惡習的「情面」。一個部長,不獨位置其侄兒於部內,同時還須安插其他官員的侄兒——倘這些官員是比他高階的,還寫著薦賢書給他,那麼許多賢侄兒往哪裡去安插呢?除非拿幹俸或予以諮議顧問之類的名義。經濟壓力和人口過剩的排擠是那樣尖銳,而同時又有那麼許多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卻沒有一個人會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機,致令每一個新公事機關成立或官吏就職之日,就有數百封介紹書蜂擁而來。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業乃從家族為始,因為家族應看作中國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每個家各自照顧自己的失業分子,既經照顧失業分子,其第二步較好的工作為替他尋覓位置。這種辦法應略勝慈善事業一籌,因為它教訓那些運氣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識,而那些受到這樣資助的人又轉而幫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這些大官僚掠奪了國家的財產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給養當世的一代,或可接續蓄養三四代,積資常自數十萬至數千萬,僅志在光耀門楣而為家族中的好分子。營利舞弊,敲詐錢財,對於公眾是一種惡行,對於家族卻是美德。因為一切中國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國語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動詞活用,像辜鴻銘說過是動詞「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剝削的意義),好似吾們的常用語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臣……他把我帶到這兒……」這個把字是正規的動詞。
如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培養出了個人主義,而限於家族以內的合作觀念,產生了盜竊狂的結果,此盜竊狂卻又帶著利他主義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盜竊狂——舞弊的習性——又可以和個人的誠實性並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愛並行而不悖,這情形在歐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會上的巨頭——他們是中國報紙上時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動人物——他們對於慈善事業不僅一諾千金,往往輕鬆地捐個十幾萬塊錢給一個大學或市立醫院,這種捐贈,其實不過將其自人民掠奪而來的金錢返還於人民。這樣的情形,東亞和歐美卻不謀而合,其不同之處僅在歐美則唯恐此等真情之敗露,而在東亞則似獲得社會的默許的。
在中國,即使一個人為了偷竊金錢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為了偷盜國家資產。就是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院管理當局所盜竊而經社會揭發,仍不當作盜竊國家財產看待。因為吾人好像有一種政治腐敗的宿命的,這宿命在邏輯論體系上是緊隨著「賢能政府」的學理(參閱第九節「賢能政府」)。孔子教導我們,政府要受賢人君子的統治,吾們乃真當這班統治者作賢人君子看待,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政府歲支報告),人民沒有立法上之同意表決權,政治犯也沒有牢獄。其結果,他們的道德素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
不過這樣掠奪來的或盜竊來的金錢,仍常能滲漏而返還之人民,這殆便是德謨克拉西精神的美處,這返還的途徑倘不經由大學,則經由一切依賴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聽差走役。那些僕人揩揩東家的油水,不過在幫助他東家返還金錢於人民,而他們的揩揩油水是有著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後,也有一個家庭問題,雖其量的大小與東家不同,家庭問題之性質則無異。
除了上述偏愛徇私和政治腐敗之外,另有種種社會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們可以統括地稱為缺乏社會訓練。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恰如它的徇私惡習破壞了文官考試製度,它教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不是何等的惡行,更壞的是使人傾倒(即垃圾)於鄰居的門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證,莫如所謂中國人的殷勤禮貌,這是很被誤解的論旨。中國人的殷勤禮貌,不能依照伊墨遜(emerson)氏所下的定義「做事情的欣快的樣子」來下界說。中國人辦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誰是他所與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國人對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們的禮貌恰如英國人在殖民地上對待其同種族以外的人。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對待自己人是從不驕傲的,這是可喜的一點。」這在英國人應該很感滿足了,因為他們的自己人佈滿於全球。中國人對待其朋友及其熟習的人是並非無禮貌的,但超出了這個界限,則在社會行動上常對其旁邊人取積極的敵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車的同車乘客,或戲院子買票間附近的客人,彼此的爭先恐後,不讓於世界大戰時火線上衝鋒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在內地的公共汽車站瞧見一位同車乘客,他正在發狂一樣爭奪一個座位,誰知所佔據的乃是司機的座位,卻還是堅決地拒絕車站職員的要求,不肯讓座。只要用一些社會常識考慮一下,誰都知道沒有司機,車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這一些常識。假使你更進一步地分析,這個人是不是被認為可恥?吾們先要知道為什麼這樣下雨天只有一輛車子以容納八十多個乘客。原來其他車輛被當地的軍事長官徵調去充運輸之用,所運輸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麼這位軍官的社會常識是在哪裡呢?制度既經紊亂,人們被迫發狂樣地爭奪座位,大家耽擱於離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個下雨天,誰不焦急著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個佔著司機座位的人站了起來,誰保不有第二人來搶奪這個座位呢?拿這件事情可以作為標準:它顯示農村的天真而田野風的禮貌與時代進展速度二者之間的差率的欠整理;顯示政治的紊亂,這一切驅使個人之間起爭奪,而缺乏新的社會意識的遺傳法式,是需要時間去補救而發育生長的。
缺乏社會常識正足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公共汽車公司都折了本,許多采礦公司都關了門。缺乏社會知識的範圍,延展至廣,自圖書館章程以至土地法。高階官吏破壞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壞關係較小的法典,其結果即為全部缺乏社會訓練和普遍的蔑視公眾章程和規律。
事實是如此的,原來家族制度處在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社會意識二者之中途,這社會意識在歐美是包括了整個社會的。中國的社會,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許多小個體;在它的裡面存在著其固有的合作,但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真實統一的聯絡,除了國家。因為過去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實際是孤零零地生存著,未受劇烈的競爭傾軋,因而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沒有積極地發展起來。如是,家族意識替代了歐美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有幾種類似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發展著,但歐美人士毋庸為之吃驚。「黃禍」不會從中國出發。中國人的本質裡頭,深深伏有一種根性,吾們願意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為國家而死,更沒有一個人肯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盤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儲存守舊生活。一九三五年曾遊歷過日本與中國的遊歷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對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較一下: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讀報紙的時間總是在電車上或火車上;他們帶著固執猛厲的臉色,咬緊堅決的下顎,在他們的眉頭,罩著一層迫近眉睫的國難暗影,看似具有果決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這個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別人所粉碎,是以必須準備這個時代的來臨。而中國人穿了長袍,寬衣博帶,雍容溫靜,優遊自得,一若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可以把他從酣夢中搖醒過來。無論你走進中國家庭,上中國館子,走在中國街道上,你真不會相信世界的慘禍或國難行將臨頭!中國人常自承自己的國家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國家是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花崗石。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花崗石雖然堅固,世界大戰的巨彈,或許會把它爆裂開來;但是那一盤散沙,你至多僅能使它散開一下。沙粒固然仍為原來的沙粒。
四、特權與平等
社會上區別身份之主義,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先明瞭這一點,俾明瞭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全部精義,無論為善為惡。人文學者的性癖,是在鄭重區別各種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區別(為婦女遮藏之結果,上文已有所述),貴賤之區別,長幼之區別。孔門學者常自以為一種文化勢力,宣揚此等區別而建立社會秩序。他們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會結合起來,想教導統治階級以仁愛,而被統治階級以服從,使長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長友愛而弟執謙恭,代替社會平等的意識。其著重點好像尖銳地置於確定的區分上面,或可說是構成了階層的平等,因為中國文字中表示五種主要誼屬關係的一個「倫」字,其字義即為本階級中的平等。
這樣的社會,也不是沒有它的可愛之處的。例如尊敬長老,常是很動人的。羅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國是最顯揚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遠為尊崇而受人敬視。至於歐美的老年人,他們總感覺自己過了有用的時期,而眼前是無報酬地白白受著兒孫的豢養,一似他們在其壯年時代曾未出力以養育其小輩的。或則此輩西洋老年人還會不斷地大聲疾呼,說明他們的精神尚屬壯健可用。這樣的呼聲,徒見其可發一笑。好好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沒有會無故冒犯一個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會有意得罪女人一樣。有些這樣的優美習性已經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國家庭裡。這就是老年人大多寧靜沉著的原因。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那裡讓老年人生活於其間,滿覺得舒服安適。著者敢斷言這種普遍敬老情操千倍優於世界各處的養老金制度。
從另一方面言,此社會身份區別主義,產生一種特權,這對於享有特權的階級自覺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風不變,尊敬老年無疑為好的習性,但尊敬學者和尊敬官吏階級則利弊互見。社會一般對於狀元——殿試第一名——的讚美敬慕,深深地彈動一般做母親者的心絃,也激動著一般姑娘們的那顆小心兒。一旦中了狀元,風光十足,自不待言。他跨著滾雪般的白馬,受著皇帝特頒寵典的裝飾,排著花團錦簇的儀仗,遊行街市一匝,表揚他是全國最聰明的一個才子,同時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這一點倒也非可輕視,因為中狀元的,總應該是個美少年。這是卓越奇才的光榮,也是高官顯爵的光榮,每當他出門,則銅鑼開道,宣告貴人的即將蒞臨,衙門差役則清除道路,驅逐過路行人好似掃除。`這些衙門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權勢與受寵而叨叨光,有時傷害或殺死一、二個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讀讀中國古本小說,免不掉要看到這些場面。吾們不叫它權勢與榮華,而叫它「氣焰」,蓋言其氣勢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邇也。衙門差役惟一所忌憚者,為無意莽撞了別個官員的滷薄,這個官員,適為較其本家老爺高階者(這便是身份主義發生作用),這官員也許將挫折他的一些氣焰。或則他們糊里糊塗傷害或殺死一、二個人,適屬於較高階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們才會高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然終於難免拿捉起來,於是押解給這個高階官吏聽憑他的裁判,有時吃打屁股,有時收押監禁,不管合乎法律與否。
像這樣的特權是常常具有動人的魔力的。那無疑即便是現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榮,還是很不願意放棄這種特權。沒有一個人享有這種特權而不覺得窩心、不歡喜它的。不知怎樣,那些民主主義者稱呼現代官吏做「公僕」,實際上這二個字只配讓他們引用在通電裡面,他們的內心固惡狠狠痛恨這個名辭。一九三四年發生一件案子,有一個高階官員的汽車伕不服從交通訊號,在一個熱鬧轉角衝過一條馬路,卻還扯出一支手槍打傷了一個警察的大拇指,因為這個警察想阻止他。這是他的官火的氣焰!不差,特權總是好東西,而且它至今還是光芒萬丈。
特權是以為平等的對照名辭,而官僚為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無論何時,只消官吏肯放棄他們的階級特權,享受較少一些的行動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辯人家的糾彈,中國真可以一夜之間迅速轉變成真正的共和政體。可惜至今此時機猶未成熟也。因為倘若人民獲享自由,那麼官僚和軍閥的自由將從何而來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權,則軍閥從何而得隨意逮捕報館編輯、封閉報館,甚至砍戮人頭以療自己的頭痛(張毅將軍嘗在著者本鄉福建漳州幹過這件事。著者的敢於直指他的大名,因為他業已去世)。當人民敢於不敬他們的官長,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辯,我們將大喊「反了反了」。這四個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臨到末日。
這種意識是很深地種植於中國人的心坎中,其罪惡不只限於官僚,卻是像榕樹的根盤四射,延展可及數里之遙。又像榕樹的頂蓋,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陰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樹下來的人。吾們中國人不欲與此大榕樹鬥爭,而卻趨躲它的蔭蓋之下。吾們不會彈劾官吏,像美國人;也不會焚燒富人屋宇,像布林什維克黨員。吾們只想做做權勢人家的守門人,沾沾他們的官勢的光。
五、社會階級
清清楚楚,中國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享有治外法權而不用領事裁判,享權的起源,遠在歐洲人來華之前。其他是非衙門階級,他們須付納捐稅而服從法律。說得尖刻一些,中國只有兩種階級,上層奴才與下層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託於樂觀的命定觀念,中國人服習這種綱要很豁達而自然。其實中國並沒有固定的社會階級,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財產的興敗為準則。社會上有僥倖的衙門家族,及有運氣欠佳的家族,他們的兒子沒有入衙門為官作宰,他們的女兒沒有嫁進衙門世界,然各家族沒有絕對的孤立的。由於通婚或由於交誼往來,在中國任何家族中,不難覓得一個遠房表親,他認識張三少爺的教師先生,這位張三少爺的舅嫂是某一局員的大阿姨,這麼牽絲攀藤的關係,逢到有事臨頭,須對簿公庭的時候,極有用處。
衙門家族,再可以用榕樹來做比喻:它的根柢糾紛盤結,轉輾旋繞,復向四周作扇形的輻射。中國官僚社會可以比之於生在山巔的榕樹。經過一番調整的作用之後,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爭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則互相安靜地過著日子。有幾棵站在機會比之別棵較優越的地位,他們都是彼此互相迴護著的——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官官相護」。普通平民可比之於泥土,所以培養這些樹木,供給他們以種種營養質料,俾使之生長。如孟子當其辯護君子小人之別時所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似《論語》上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如是,那些樹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氣液之營養,因以發育繁滋。有些樹木比較來得繁榮,它從泥土吸收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們的廕庇之下欣賞其茂密的綠葉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榮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