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型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種不同的教育我們女兒的方法。蓋中國家庭之訓練女兒,絕然不同於訓練男孩子者。施於女兒的管束,可謂遠較施於男孩子者為嚴謹,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較早,女孩子能服習於此家庭紀律之時期亦為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齡的男孩子作比較,其儀態總來得溫文而端莊。女孩子無論怎樣,其孩子氣總比之男孩子為輕。一到了十四歲以上,她便開始躲藏起來,學習著溫柔典型女性的模樣兒了。因為中國人的概念很著重於溫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輩為早,穿衣服比弟兄為整潔,還得幫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廚房襄助烹飪,得幫助餵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講話比較文靜,走路比較雅緻,坐相比較端正,腿兒總是緊緊併攏。她們犧牲了輕快活潑的精神而竭力裝作端莊。那些孩子脾氣的開玩笑說廢話,她是沒有的,而且她從不破口狂笑,卻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視處女的貞操,所謂童貞。而童貞在古老的中國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學問藝術來得高貴的一種財產。她輕易不讓陌生人瞧她一眼,雖然她自己躲於屏風背後卻常偷看人。她培育著一種神秘的,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麼價值尤高。確實,照男人家的心思,一個女子禁閉於中古式堡壘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見面的姑娘來得動人而可愛。她學習著針線刺繡,用她的年輕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進行,比較起算三角題來得迅速。刺繡這種工作是可喜的,因為它給予她時間,俾得進入夢的幻境,而年輕人常常是幻夢的。照這樣,她便準備著負起賢妻良母的責任的才能。
士紳之家的女兒,亦復學習讀書寫字。中國曾經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現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獲得全國推崇的榮譽。兩漢之時,有許多著盛名的飽學婦女;後來魏晉之際,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謝道韞多才善辯,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獻之解脫賓客的問難。博學多能,在中國不論男女,總覺得有限得很,但縉紳士族還是不怠慢教其女兒寫字讀書。此種文學教育的內容,不外乎文章詩詞歷史和採自孔子經書的人類智慧、道德訓誡。女子所學者止乎此。其實男子之所學,其進乎此者,亦極幾微。文學、歷史、哲學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幾種醫藥上的特殊的知識與政府之法規,不過是人文學識之總和。婦女的教育,則限於更狹義的人文主義。其不同乃在於知識深進之程度而非在於範圍之廣狹。
中國人的見解,殆適與頗普(alexanderpope)的格言背道而馳。中國人認為:才學過高,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詩和繪畫的園地上,她們也常參加一些,因為短行詩歌的寫作,好像特別適合於婦女的天才。這些詩都是短短數行,辭藻典麗溫雅,卻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為中國最偉大的一位女詞人,遺留給我們寥寥幾首大珠小珠落玉盤般的詞,充滿著雨夜煩悶的情緒與失而復得的快樂。中國女詩人的數量雖較男性詩人為少,其傳統卻一向延續而未嘗中斷。單單清朝一代,吾們發現差不多上了千數的女詩人,她們都有作品發表於印刷的集子中,其數量亦不可謂少。自從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對女子纏足很盡力的一位詩人),在他的影響之下,樹立了女子寫詩的新的範型。可是這個新範型引起另一位大學者章實齋的批評,因為這對於女性典型的優良理想是一種損害。其實寫作詩文並不侵及做母親妻子的責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
古代中國閨女實際上比之歐美女子缺少接觸社會的機會,不過受了較好家庭教育,則她可以增厚一些培養為良母賢妻的基礎。而她的一生也沒有旁的事業,只有做做賢妻良母而已。中國男人們現在臨到了一個難關,便是他的選擇妻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二者之間孰優。最好的標準妻子有人說過:要有新知識而具舊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的思想上的衝突,需要常識的無情判斷(新女子以妻為一獨立的不依賴的人格而輕視良母賢妻的說法)。當作者將知識與教育之增進認為一種進步並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時,敢深信決非謂吾人將求一聞名世界的女子鋼琴名手或女大畫家。我深信她的調治羹湯,應較其作詩會有益,而她的真正傑作,將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寶寶。依著者的愚見,一位典型的女性還該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堅定的母親。
五、戀愛和求婚
有一個問題可以發生:中國女子既屬遮掩深藏,則戀愛的羅曼斯如何還會有實現的可能?或則可以這樣問:年輕人的天生的愛情,怎麼樣兒的受經典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年輕人,羅曼斯和戀愛差不多是寰宇類同的,不過由於社會傳統的結果,彼此心理的反應便不同。無論婦女怎樣遮掩,經典教訓卻從未逐出愛神。戀愛的性質容貌或許可以變更,因為戀愛是情感的流露,本質上控制著感覺,它可以成為內心的微鳴。文明有時可以變換戀愛的形式,但也絕不能抑制它。「愛」永久存在著,不過偶爾所蒙受的形象,由於社會與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愛」可以從珠簾而透入,它充滿於後花園的空氣中,它拽撞著小姑娘心坎。或許因為還缺少一個愛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麼東西在她的心頭總是煩惱著她。或許她倒並未看中任何一個男子,但是她總覺得戀愛著男子,因為她愛著男子,故而愛著生命。這使她更精細地從事刺繡而幻化地覺到好像她正跟這一幅彩虹色的刺繡戀愛著,這是一個象徵的生命,這生命在她看來是那麼美麗。大概她正繡著一對鴛鴦,繡在送給一個愛人的枕套上,這種鴛鴦總是同棲同宿,同遊同泊,其一為雌,其一為雄。倘若她沉浸於幻想太厲害,她便易於繡錯了針腳,重新繡來,還是非錯誤不可,她很費力地拉著絲線,緊緊地、澀澀地,真是太滯手,有時絲線又滑脫了針眼,她咬緊了她的櫻唇而覺得煩惱,她沉浸於愛的河濤中。
這種煩惱的感覺,其物件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煩惱的是什麼;或許所煩惱的在於春,或在於花,這種突然的重壓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個小姑娘的愛苗成熟的天然訊號。由於社會與社會習俗的壓迫,小姑娘們不得不竭力掩蓋住她們的這種模糊而有力的願望,而她們的潛意識的年輕的幻夢總是永續地行進著。可是婚前的戀愛在古時中國是一個禁果,公開求愛真是事無前例,而姑娘們又知道戀愛便是痛苦,因此她們不敢讓自己的思索太放縱於「春」「花」「蝶」這一類詩中的愛的象徵,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讓她多費工夫於詩,否則她的情愫恐怕會太受震動。她常忙碌於家常瑣碎以衛護她的感情之聖潔,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護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時候的侵襲。她願意靜靜底守候以待時機之來臨,那時候戀愛變成合法,而用結婚的儀式完成正當的手續。誰能逃免糾結的情慾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類的約束,天性有時還是佔了優勢,因為像世上一切禁果,兩性吸引力的銳敏性,機會以尤少而尤高。這是造物的調劑妙用。照中國人的學理,閨女一旦分了心,甚麼事情都將不復關心。這差不多是中國人把婦女遮掩起來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雖則深深遮隱於閨房之內,她通常對於本地景況相差不遠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頗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竊下主意,孰為可許,孰不愜意。倘因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私心默許的少年,縱然僅僅是一度眉來眼去,她已大半陷於迷惑,而她的那一顆素來引以為自傲的心兒,從此不復安寧。於是一個秘密求愛的時期開始了。不管這種求愛一旦洩露即為羞辱,且常因而自殺;不管她明知這樣的行為會侮蔑道德規律,並將受到社會上猛烈的責難,她還是大膽地去私會她的愛人。而且戀愛總能找出進行的路徑的。
在這兩性的瘋狂樣的互相吸引過程中,那真很難說究屬男的挑動女的亦或是女的挑動男的。小姑娘有許多機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臨場。其中最無罪的方法為在屏風下面露出她的紅綾鞋兒;另一方法為夕陽斜照時站立遊廊之下;另一方法為偶爾露其粉頰於桃花叢中;另一方法為燈節晚上觀燈;另一方法為彈琴(古時的七絃琴),讓隔壁少年聽她的琴挑;另一方法為請求她的弟弟的教師潤改詩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權充青鳥使者,暗通訊息。這位教師倘屬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復一首小詩。另有多種交通方法為利用紅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廚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兩方面都動了情,總可以想法來一次幽會。這樣的秘密聚會是極端不健全的,年輕的姑娘絕不知道怎樣保護自身於一剎那;而愛神,本來懷恨放浪的賣弄風情的行為,乃挾其仇讎之心以俱來。愛河多濤,恨海難填,此固為多數中國愛情小說所欲描寫者。她或許竟懷了孕!其後隨之以一熱情的求愛與私通時期,軟綿綿的,辣潑潑的,情不自禁,卻就因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當,尤其覺得可愛可貴,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終屬不耐久啊!
在這種場合,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少年或那小姑娘或許會拂乎本人的意志而與第三者締婚,這個姑娘既已喪失了貞潔,那該是何等悔恨。或則那少年應試及第,被顯宦大族看中了,強制地把女兒配給他。於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則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闔第遷徙到遙遠的地方,彼此終身不得復謀一面。或則那少年一時寓居海外,本無意背約,可是中間發生了戰事,因而形成無期的延宕。至於小姑娘困守深閨,則只有煩悶與孤零的悲鬱,倘若這個姑娘真是多情種子,她會患一場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國愛情小說中真是異樣的普遍)。她的眼神與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壞了爹孃,爹孃鑑於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問個清楚,至依了她的願望而成全了這樁姻事,俾挽救女兒的生命,以後兩口兒過著幸福的一生。
「愛」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因而與涕淚、慘愁與孤寂相揉合,而女性遮掩的結果,在中國一切詩中,摻進了悽惋悲憂的調子。唐以後,許許多多情歌都是含著孤零消極與無限悲傷,詩的題旨常為閨怨,為棄婦,這兩個題目好像是詩人們特別愛寫的題目。
符合於通常對人生的消極態度,中國的戀愛詩歌是吟詠些別恨離愁,無限淒涼,夕陽雨夜,空閨幽怨,秋扇見損,暮春花萎,燭淚風悲,殘枝落葉,玉容憔悴,攬鏡自傷。這種風格,可以拿林黛玉臨死前,當她得悉了寶玉與寶釵訂婚的訊息所吟的一首小詩為典型,字裡行間,充滿著不可磨滅的悲哀: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但有時這種姑娘倘遇運氣好,也可以成為賢妻良母。中國的戲曲,固通常都殿以這樣的煞尾:「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六、妓女與妾
這在女人的本分中,實屬無可非議。女人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為賢良的母親,亦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夾在裡頭。
愛神,既支配著整個世界,一定也支配著中國。有幾位歐美遊歷家曾冒昧發表意見謂:在中國,吾人覺得性之抑制,反較西洋為輕,蓋因中國能更坦直地寬容人生之性的關係。科學家厄力斯(havelockellis)說過:現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圍著男子,一方面卻跟隨以最大的性的壓迫。在某種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壓迫在中國都較為減少。但這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優容只適用於男子而不適用於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壓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馮小青的一生。她生活於恰當莎翁創作其傑作的時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為嫁充側室,被其兇悍的大婦禁閉於西湖別墅,不許與丈夫謀一面。因而她養成了那種自身戀愛的畸形現象。她往往樂於駐足池旁以觀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當其香消玉殞之前,她描繪了三幅自身的畫像,常焚香獻祭以寄其不勝自憐之慨。偶爾從她的老媽子手中遺留下來殘存的幾篇小詩,看出她具有相當作詩的天才。
反之,男子實不甚受性的壓迫,尤其那些較為富裕的階級。大多數著名的學者像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都曾逛過妓院,或將妓女娶歸,納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諱言。事實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飲,無法避免,也無慮乎誹謗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廟前的汙濁的秦淮河,即為許多風流豔史的產生地。這個地點的鄰近夫子廟畔,是適宜而合於邏輯的,因為那是舉行考試的地點,故學子云集,及第則相與慶賀,落選則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張筵席。直至今日,許多小報記者猶津津樂道其逛窯子的經歷,而詩人學者都曾累篇盈牘寫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極親密的與中國文學史相追隨著。
中國娼妓之風流的、文學的、音樂的和政治關係的重要性,無需乎過事渲染。因為由男人想來,上等家庭的婦女而玩弄絲竹,如非正當,蓋恐有傷她們的德行,亦不宜文學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學情緒同樣會破壞道德;至於繪圖吟詩,雖亦很少鼓勵,然他們卻絕不尋找女性的文藝伴侶。娼妓因乘機培養了詩畫的技能,因為她們不須用「無才」來作德行的堡壘,遂益使文人趨集秦淮河畔。每當夏夜風清,黑的天幕把這汙濁的秦淮河轉化成威尼斯運河,他們靜坐於大篷船中,聽著那些來來去去的燈船上的姑娘唱著熱情的小調兒。
在這樣的環境下,文人遂多尋訪這種藝妓,她們大都挾有一技之長,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長於音樂,或長於巧辯。在這些天資穎慧、才藝雙全的藝妓中——尤以明代為盛——當推董小宛允稱箇中翹楚,最為一般所愛悅,她後來嫁給名士冒闢疆為妾。在唐代,則以蘇小小領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於西子湖畔,為名勝之一,每年騷人遊客,憑弔其旁者,絡繹不絕。至其攸關一國政局興衰者,亦復匪鮮。例如明末的陳圓圓本為吳三桂將軍的愛妾,李自成陷北京,擄之以去,致使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原謀奪還陳圓圓,誰知這一來大錯鑄成,竟斷送了明祚而樹立了滿清統治權。可異者,吳三桂既助清兵滅亡明室,陳圓圓乃堅決求去,了其清靜之餘生於商山特建之別院中。吾人又可觀李香君之史蹟,她是一個以秉節不撓受人讚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節與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鬚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節操,比之今日的許多男子革命家為堅貞。蓋當時她的愛人迫於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閉門謝客,不復與外界往來,後當道權貴開宴府邸,強徵之侑酒,並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諷刺歌,語多侵及在席的權貴,把他們罵為閹豎的養子,蓋此輩都為她愛人的政敵。正氣凜然,雖弱女子可不畏強權,然豈非愧煞鬚眉?此等女子所寫的詩,頗有流傳至今者。中國才女之史蹟,可窺見其一部於薛濤、馬湘蘭、柳如是等幾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樓妓女適應著許多男性的求愛的、羅曼斯的需要,蓋許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時代錯過了這樣風流的機會。我用「求愛」這個字眼是曾經熟思的,因為青樓妓女不同於一般普通放蕩的賣淫婦也。她須得受人的獻媚報效。這樣在中國等同於尊重婦女之道。有一部專事描寫近代青樓豔事的小說叫做《九尾龜》,告訴我們許多男性追求那看來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經年累月,花費了三千四千銀子,始得一親芳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為婦女遮藏時代始有之現象。然男人們在別處既無法追尋異性伴侶,一嘗風流的羅曼斯況味,則此等情形亦屬事理之常。男子對於結交異性既無經驗,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黃臉婆子的絮聒,始乃頗想嚐嚐西洋人在婚前所經歷的所謂「羅曼斯」的滋味。這樣的人見了一個頗覺中意的婦女,不由打動心坎,發生類乎戀愛的一股感覺。青樓女子經驗既富,手段嫻熟,固不難略施小技,把男子壓倒在石榴裙下,服服貼貼。這便是中國很正當而通行的一種求愛方法了。
有時,一種真實的羅曼斯也會發生,有似歐美人士之與情婦戀愛者。如董小宛與冒闢疆之結合經過,自從其初次會見之艱難以至其時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讀來固無殊其他一般之羅曼斯也。羅曼斯之結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則長齋禮佛,終其生於寺院中;顧橫波、柳如是則享受其貴婦生活於顯宦家庭中,為後世所豔羨。
妓女是以叫許多中國男子嚐嚐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有時這種戀愛環境真是撲朔迷離。至如杜牧,經過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歸與妻室重敘。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也。有的時候,也有妓女而守節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實又繼承著音樂的傳統,沒有妓女,音樂在中國恐怕至今已銷聲匿跡了。妓女比之家庭婦女則比較上反覺得所受教育為高,她們較能獨立生活,更較為熟習於男子社會。其實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她們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縱高階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種程度的政治實權,關於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說項,有所較議,胥取決於她的妝闥之中。
妓女的歸宿,總無非是嫁作小妾,或則做人外室情婦,像上面所提過的幾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歷史的久遠,殆不亞於中國自身之年齡。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問題,亦與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並興。倘尚遇婚姻不如意,東方人轉入青樓北里,或娶妾以謀出路;西洋人的解決方法則為找一情婦,或則偶爾乾乾越禮行為。兩方社會行為的形態不同,然其基本關鍵則不謀而合。其差異之由來,則出於社會態度,尤其婦女界本身對待此等行為之態度。中國人之娶妾,如經公眾之容認而為堂皇之行為,在西洋則有恥言姘婦之習俗。
堅持以男性為中心的嗣續觀念,亦為鼓勵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國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產男孩子,真會自動要求丈夫納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規定,凡男子年滿四十而無後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這一個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歐美之離婚事件。結婚和離婚為最困難的社會問題,至今猶無人能解決之,人類的智慧上還沒有發明過完全解決的辦法,除非如天主教的辦法可算是一種解決之道,它蓋整個兒否認此種問題之存在。吾人所可斷言者,即婚姻為婦女惟一之保障,無論何時,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為女性,不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濫施戀愛。在性的關係中,好像有一種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為性的平等這一個名詞,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為種族之延續而已。所謂現代婚姻,男女雙方以五十比五十為基本原則者,生產了小孩以後,實際總成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佔便宜。倘今有一個婦人當雙方愛情冷淡時真肯詼諧地解除男人之束縛,則四十歲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個離了婚的四十歲老婦人且為生過三個孩子的母親者不能享受。真實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種概念,可資以辯論娶妾制度。中國人把婚姻看作一個家庭的事務,倘婚姻不順利,他們准許娶妾,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為一社會的單位。歐美人則反乎是,他們把婚姻認為個人的羅曼斯底情感的事務,是以准許離婚,可是這一來,拆散了社會單位。在東方,當一個男子成了大富,無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復愛其妻子,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慾;不過她居於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堅定崇高之地位,仍為家庭中很有光榮的首領,圍繞於兒孫之間,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領受其安慰。在歐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離婚的訴訟,敲一筆鉅額生活費,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愛護而仍能保持家庭中榮譽地位者的比較幸福呢?還是拿了生活費而各走各路的比較幸福呢?這一個問題殆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啞謎。在中國婦女尚未具備有西方姊妹們之獨立精神時,那些棄婦常為無限可憐的人物,失掉了社會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婦人,便另有一個無論怎樣盡人力所及總不能使她成為幸福的婦人。這個問題就是真正的婦女經濟獨立也不能解決它。
在中國,這樣的情形每日都有見聞,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殘忍的心腸攆出人家原來的妻子,照我看來,跟我們的祖宗的野蠻思想相差不過毫釐之間,雖然她們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過去,往往有一個實際是好婦女,受了環境關係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經結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愛他,因服順自動地願充偏房之選,並甘心謙下地服侍大婦。而現在則各不相讓,彼此掮著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攆出另一個人而攘取她的地位。這在現代女子看來,可以認為較為進步的方法。這是摩登的、解放的與所謂文明的方法。倘婦女界自身喜歡這種辦法,讓她們幹下去好了,因為這就是她們自身才是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人。年輕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們的二同性鬥爭中會獲得勝利而犧牲了老的女人。這個問題實在是既新而又長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為人類天性是不完美的,我們不得不讓這個問題以不了了之,或許只有賴天賦之平等均權意識和父母責任心之增進,始能減少這種案件的數量。
當然,辯護娶妾制度是廢話,除非你準備同時辯護一妻多夫制。辜鴻銘是愛丁堡大學的碩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來爾(thomascarlyle)和愛諾爾文字的學者,他曾經辯護過多妻制度。他說:「你們見過一把茶壺配上四隻茶杯,但是可曾見過一隻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這一個比喻的最好的答辯莫如《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小老婆潘金蓮說的那句話:「哪有一隻碗裡放了兩把羹匙還會不衝撞的?」潘金蓮當然不是無意義地說這句話的。
七、纏足的習俗
纏足的本義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誤解過。但無論怎樣,它曾是代表一種束縛並壓迫女性的記號,而且這個方法是很適宜於這種效用的。宋時,儒學大師朱熹也曾很熱心地推行纏足制度於南部福建,作為傳播漢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別。倘使纏足只當作壓迫女性的記號看待,那一般做母親的不會那麼熱心地替女兒纏足。實際上纏足的性質始終為性的關係,它的起源無疑地出於荒淫君王的宮闈中。它的所以獲得男子的歡迎,乃緣於男人崇拜金蓮和繡鞋兒作為戀愛的偶像,並欣賞其婀娜的步態,其所以能獲得婦女的歡迎,則緣於她們的欲勾動男人的愛悅而已。
纏足制度的起源時代問題,為一大爭辯的題目。這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比較適宜一些的,還是談談它的演進吧。所謂纏足的惟一確切之解釋為用幾碼長條子的布,把足部束緊起來而廢棄短襪。這種方法歷史上第一次有明確記載者為南唐後主的豔跡,其時期約當第十世紀初期或宋代之前。唐代的楊貴妃還穿著短襪,因為她死後有一隻短襪流落於一個老嫗手中,而輾轉傳覽於民間,凡納錢百文,都得一觀。瘋狂樣的讚美女人之纖足和她們的弓鞋的風氣盛行於唐代。弓鞋的式樣系鞋頭向上彎翹,大類羅馬划船的船首,或即為纏足之起源或一種初步的形式。此種弓鞋本為宮中舞女所用,在這種奢華的氛圍中,充滿著女性的舞蹈,笙歌,縈繞著麝香龍涎,錦繡珠簾,天然會產生一種別出心裁的意匠,其結果即為此種性的矯飾。這一個創造的心意,系屬於南唐後主,他原來是一個細膩的詩人,他有一個纏了足的宮女,能輕盈地緩步於六尺高的金質蓮花瓣上,四周復綴以珠花金鍊。從此這個風尚受民間的模仿,這纏小了的足,因以飾地稱為金蓮或香蓮,此等字眼且常點綴於詩句中。這個「香」字倒是下得很有意義,因為它指示出中國富貴家庭中的多肉慾的氣息,他們的書齋固充溢著異香,而巨帙著作便寫作於這樣的書齋中。
婦女們非但極願意而且很愛悅犧牲其肉體上一部分之安適以趨應時髦。這樣的特性,非為中國女子所特具。晚近如一八二四年,英國女子很願意躺臥地板上,讓她的母親手足並施的用鯨鬚束壓她的身體。那時有本時裝雜誌上說:「束鯨索的方法,小姑娘應該面部向下的躺伏閨房地板上,她的母親可將一足緊踏於她的背部腰際,俾易於用力絞轉,這樣,不難使鯨索兩端接合。」這種鯨鬚一定大有助於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女子在適當場合的昏暈。婦女在中國,可以成為懦弱,但從不趨時髦以致於昏暈。俄羅斯舞隊中的足尖舞,是肉體痛苦造成的美的另一模型,然此種痛苦,可美其名曰藝術。
中國婦女的小腳不僅使男人的眼光感覺可愛,卻是微妙地影響及於婦女的整個風采和步態,致使她們的粉臀肥滿而向後凸出,其作用等於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產生一種極拘謹纖婉的步態,使整個身軀形成弱不禁風,搖搖欲倒,以產生楚楚可憐的感覺。看纏足婦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繩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撩起無限煩愁的心緒。纏足卻為中國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詭秘。
此外,完全無關於女性姿態的本身,男人們乃從而歌詠之,崇拜之,蓋把小腳看作戀愛的偶像。金蓮的尊崇,無疑導源於性的詭秘境界。鑑賞各種不同式樣的纏足藝術之著作之多,不讓於批評唐詩之著作。倘你能設想真正纖小的形式美觀的小腳之稀少——大率一個城市裡找不到十雙——那就很容易明白男人見了這樣的小腳,將如何感動,豈將不如受精美的詩的感動一樣?清人方絢,嘗著一部專書,叫做《香蓮品藻》,專門論述纏足的藝術,將各式各樣的小腳分成五大類十八品式。謂香蓮(小足)有三貴,(一)曰肥(二)曰軟(三)曰秀。又說:
瘦則寒,強則嬌,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轉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
凡能明瞭時髦在女子心理上所佔之勢力者,類能明瞭這種制度的何以能持續而不衰。所更可怪者,康熙皇帝禁止漢人纏足之聖旨不多幾年就被廢棄,而滿族婦女反迅速地模仿漢人也纏起足來,直到乾隆皇帝再度下旨而禁止她們。母親凡慾望其女兒長大成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給士紳之家,便得從小把她的足好好纏起來,這一舉動為做父母的一種先見之明。至新嫁娘受了人家對於她的小腳的讚美,宛像受了孝順的讚美。因為次於容貌的美麗,婦女便以其腳之纖小無限地引為自傲,有如摩登姑娘之誇耀其足踝骨的瘦小,因為此等足踝使她們在任何社交集會中立刻引人注目。婦女的纏足是痛苦的,毫無悲憫的痛苦,當其發育之際;但一旦纏成美麗的一雙小腳,她的光榮,終身享受不盡。
但這種可怕而怪僻的嗜好,至少受過三位學者的駁斥,那三位學者是《鏡花緣》(作於一八二五)作者李汝珍,詩人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九)和經學家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這三位學者都是具有獨立的精神和偉大的精神的。但這種風尚不遽廢止,直至基督教會推行社會改革事業時始漸有收效。這種改革事業,中國婦女對之應該深深感謝的。但基督教會的成效,也受了當時環境的協助,因為中國婦女從其他方面獲得了較可忍受的代替品,即摩登姑娘的高跟鞋。高跟鞋提高了女人的形體,發展一種婀娜的步姿,更產生一種幻象,使覺得她們的足部看去好像較實際者為小。李笠翁所著關於生活的藝術的精深的觀察,至今猶為真理。其語云:「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而與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趾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此種對於無聊人生之精深的觀察,常為中國人天才之特性。
八、解散運動
婦女束縛,現在已成過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離開中國而重返者,可以發現中國女子之體力與智力的狀況變遷得如此廣博,幾難以置信。現代婦女之氣質、裝飾、舉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於十年前的所謂時髦姑娘。這種變遷乃由於各方面的勢力在發生作用。總括地說,它們可以稱為西洋勢力的影響。
變遷之顯著者是一九一一年從帝制的革命而為民國,承認男女平等。新文化運動開始於一九一六——一七年,由胡適博士與陳獨秀為之領導,他們詛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婦守節制度和雙重性標準。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或學生運動乃由於凡爾賽會議協約國秘密出賣中國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領域上崛起重要活動。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學第一次招收女學生入學,隨後,其他各大學遂繼起實行男女同學。男女學生之不斷參加政治活動,導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大部分實即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指導與鼓勵下的學生的功績,而在上述兩黨的工作中,中國女子很活動地擔任黨務、看護、甚至擔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女黨員供職中央黨部,佔居首要位置者繼續不輟。一九二七年以後各政治機關任用女公務員之風勃興;南京政府公佈法律,承認女子享有平等承繼權;多妻制度消滅;女子學校盛行。一九三○年以後,女子在運動界嶄然露頭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績之優異。裸體照相盛受社會歡迎,報章雜誌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額夫人的來華,因之節制生育及性教育漸見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紹與輸入(這可說是倫理革命的惟一原動力);各大報章發行《婦女週刊》的附刊,專以討論婦女問題;張競生《性史》出版,張競生是位留法國學生,而《性史》這本大作頹廢色彩未免太重。葛雷泰嘉寶、瑙瑪希拉、梅蕙絲的影響,中國電影明星的鬨動,電影雜誌的流行,跳舞場、咖啡館到處林立,這是一九二八年之際始傳入中國。在這些跳舞場、咖啡館裡,中國姑娘行動態度的改變,使任何人大吃一驚。英國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國絲襪,高叉旗袍,西式緊身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獨幅女子浴衣,才是時代的驕兒。
自從纏足以至獨幅浴衣,誠為一長遠之距離,而此等變遷雖看似甚覺淺薄,卻不妨其奧妙的意味。因為人生就是這些淺薄的現象所構成的,變換了它們,即變換了吾人的人生觀。
摩登姑娘以其行為淺薄,受盡了許多中國雜誌的譏諷嘲笑。好像她們的愛好奢侈,缺乏耐勞力和其他家庭美德。因為梅蕙絲的影響力,遠過於華爾茲敦諾克弗(marywollstonocaft)的影響力。事實是這樣:婦女有兩種不同的典型,一種顯露其頭角于都市社交生活,另一種則安穩隱沒於好好家庭中,後者是謹飭而聰慧的人物,可是不甚通行。有幾位在政治上佔重要地位的婦女,公開施展其蠱惑手段,才是婦女界最壞的惡棍,所以此輩不足以代表中國新女性。總之,此等摩登風尚應作為自由主義化的影響,大體上是為了中國女性的幸福而工作著,從而及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幸福。第一件主要的影響為女子之體格。在運動會中顯露的姑娘們的大腿,常為守舊的人們蹙額惋惜不止,其實最後倒有利於國家民族。由於體育的發展,產生一種運動,比之培育於閨房之內的纏足運動遠較為天然而高潔。
體育變遷的結果,又產生對於女性美的觀念底變遷,從昔時矯揉造作的所謂嫻靜溫雅變至較為適合於人類天性的活潑健美相近於歐洲婦女。女人之能作出真性的狂笑,實較之吃吃而淺笑為可愛。孔教學說所予婦女界之人為的限制和過分劃分的性的區別,必須讓其地位於適合人類天性的觀念而不復回覆。不過這樣的結果,恐怕性別將完全消滅而喪失純粹女性型的女人。婦女的想摹擬男性的行為這種意念,其本身實即為一種女性的束縛。還是讓女人珍惜其固有的性型,因為只有實現她們的自身的性型,她們的莊重的使命才配稱得起偉大。不過把中國婦女與歐美女子做一比較,則中國摩登女性還是比較穩足而莊重,但在另一方面,她們比之西洋姊妹們似較為缺少自動的和自立的精神。或許這種根性是存在於她們的血胤裡面的。假令如是,一切不如任其自然,因為忠實保持固有民族之本來面目,亦足稱為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