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知足
到了中國的遊歷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遊歷家,他們闖進了外人蹤跡罕至的內地,無不大吃一驚。那裡的農民群眾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卻人人埋頭苦幹,他們蓋興奮而知足。就像在大饑荒的省份,如陝西,此種知足精神,普遍地廣播遐邇,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陝西的農民也還有能莞爾而笑的。
現在有許多為局外人認為中國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歐美生活標準之故耳。若欲處處衡以歐美生活標準,殊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數階級能住居於高階的大公寓而自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者。這個標準假使是正當,那麼1850年以前就未嘗有幸福之人,而美國之幸福人必尤多於巴威(bavaria),因為巴威地方很少迴轉輕便的理髮椅,當然更少電鏈和電鈴。但在中國的鄉村裡頭,這些裝置可更少,雖然在極端歐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髮椅已經絕跡。其實這極老式理髮椅才是貨真價實的椅子,而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倫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發現。照著者想來,一個人要坐還是坐一把名副其實的椅子,要睡還是睡在名副其實的床上(而不是白晝應用的沙發),這才覺得幸福些。一種生活標準,倘使拿每天使用機械裝置的次數來測量一個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種標準,一定是不可靠的標準。故許多所謂中國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覺耳。
然無論如何,倘把中國人和西洋人分門別類,一階級歸一階級,處之同一環境下,則中國人或許總是比西方人來得知足,那是不錯的。此種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於智識階級,也流露於非智識階級,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滲透結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勁兒而多閒話的洋車伕,他們一路開著玩笑,最好讓同伴翻個筋斗,好叫他笑個痛快。或則可以上牯嶺去看看氣喘喘汗流浹背抬你上山的轎伕;或則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縴夫,他所能獲得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照中國知足原理上的見解,倘能夠吃一頓菲薄而安逸的苦飯,吃了下肚不致擔什麼心事,便是大大運氣。中國有位學者說過:「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又為「慈祥」「和氣」的代名詞,此等字眼到了舊曆新年,大家用硃紅箋寫在通行的門聯裡,這是一半為謙和的箴訓,一半為人類智慧,明代學者即以此意勸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現已成為普遍口頭禪,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學裡頭,這個意識常轉化而為田園思想,為樂天主義,吾人可於詩及私人書翰中常遇此等情緒。著者暇時嘗於明人尺牘選集中揀出陸深致其友人書一篇,頗足以代表此等情緒: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舫,載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此種情緒當其滲入流行的學者思想,使他們安居茅舍之中而樂天知命。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物體,因為「神」老是嫉妒人類的幸福。幸福問題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問題。人類對於一切文化與物質進步雖盡了全力,幸福問題畢竟值得人類一切智慧的最大關心以謀解決。中國人竭盡了他們的常識,下過最大毅力以謀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義之信徒,他們常熱心於幸福問題,勝於物質進步問題。
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到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著,他們注意於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著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態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態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慾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慾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第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著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慾望。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於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係。他一方面羨慕第俄澤尼的逃禪的理想,同時又捨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藉知足哲學消極地企求快樂,但其逃禪的程度尚未達到第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人與第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慾望,還需要一些東西。不過他所慾望的只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並無堅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將藉此盡情地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慼慼。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位狹仄,則天井裡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餚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僱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緋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隨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註定這一筆豔福,則也不衷心慼慼。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鹹蘿蔔乾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閒暇的生活。而閒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將愉悅如小鳥,若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閒。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於群山之中,小川紆曲縈繞屋前,或則位於溪谷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閒遊河岸之上,靜觀群鵜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內,則也不致衷心慼慼,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隻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做《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底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慾望,以享樂—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
七、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態,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產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內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沒有亞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產也不知將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接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老子先於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譎的狂笑。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於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嗣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罄咳之首卻被莊子抓住。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歷代激動著迴響,吾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玩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於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淵莫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適足以表示其無識,其語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沙土?」一個人之存在於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產生於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於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閒的產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閒,超乎尋常之量。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於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態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倘使吾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確的,那麼幽默一定存在於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於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作「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別號掩其真姓名縱情於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但幽默在文學中不能佔什麼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於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派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號的幽默。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詼諧的趣味,即似《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註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聖詩集》(songofsongs)。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閒暇的知足,風趣的逸緻和豐富的捨己為人的熱情。最好的例子,可見之於他的責子詩: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著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稱之。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事實於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因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產生的。假使有誰要蒐集一箇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拔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柵垣以外之產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態度的拘謹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於人生的詼諧的觀感。儘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律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採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菸委員會。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近來游上海,歷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到新生活運動時,輒復鬨堂大笑;假使他再鄭重地引證禁菸委員會,不知要引起怎樣更響亮的笑聲哩!
幽默是什麼?我已經說過,是一種人生觀的觀點,是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齣大趣劇,而我們人類僅僅是其中的傀儡,一個人把人生看得太認真,遵守圖書館章程太老實,服從「草地勿準踐踏」的標牌太謹飭,常讓自己上了當而給長老的同伴笑話。不過笑話是有傳染性的,不久他也就變成幽默漢了。
此種幽默漢的滑稽性質結果削弱了中國人辦事的嚴肅態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禮。中國人的喪葬儀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視全球。中國人上中階級所用的送葬儀仗就滿儲滑稽資料,你可以看見其中有街頭流浪頑童排成行列,體膚汙穢,而穿著繡花的彩袍,錯雜伴隨以新式樂隊,大奏《前進！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歐美人引為口實,證明中國人的缺乏幽默。其實中國人的送葬儀仗正是中國幽默的十足標記,因為只有歐洲人才把送葬儀仗看得太鄭重,太想使它莊嚴化。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像的。歐洲人的錯誤是這個樣兒:他們把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演繹的斷定葬儀應該是莊嚴的。葬儀宛如嫁娶,應該熱鬧,應該闊綽,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莊嚴其實只配備於其誇張的服裝裡,其餘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劇。直到如今,著者猶不能辨別送葬和婚娶的儀仗二者之間有何區分,如非最後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
中國的幽默,觀乎高度滑稽的送葬儀仗的表現,是存在於外表的形式,與現實的內容無關。一個人倘能賞識中國葬儀的幽默,大概已能讀讀或好好地翻譯中國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們大概系由專門的職員來起草,專司起草職員系宏麗辭藻、堂皇語法的專業者,恰如貰器店之專備婚喪儀仗、燈綵行頭以出租為業者,故有見識之中國人士便不當它一回事。倘若外國新聞記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則他大概不致再誤解中國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棄把中國當作不可理解的特異民族的念頭了。
諸如此類之趣劇味的人生觀和分辨形式與內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萬萬不同的方法來表明。數年前,國民政府根據中央黨部之建議,有一條命令禁止政府各部會在上海租界區內設立辦事處,倘真欲實行這條命令,於各部長殊感不便,他們在上海置有公館,又得敲碎許多人的飯碗。南京各部長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請重行考慮,或老老實實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實行之理由。沒有一位專業的師爺,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擬此類呈文而適合於優良之形式。因為中國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區域的這種慾望,即是不愛國。不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出一個巧妙別緻的方法,就把駐滬辦事處的招牌換了一塊,叫做「貿易管理局」,每塊招牌的花費只消二十大元,結果使得沒有人敲破飯碗,也沒有人失面子。這個玩意兒不但歡喜了各部長,抑且歡喜了頒發這條命令的南京中樞當局。吾們的南京各部長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漢之流亦然,軍閥亦然,中國內戰之幽默處,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與此恰恰相對照,吾們可以把教會學校做例子,來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會學校幾年前碰到了一大尷尬,原來那時接到地方當局的命令,要他們辦理登記立案手續,外加要取消聖經課程,還要在大禮堂中央懸掛中山遺像,每逢星期一則照例舉行紀念週。中國當局殊不解教會學校何以不能遵守這些簡單的條款,而教會學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於是乎雙方陷入僵局。有幾個教會團體曾有停辦學校之意,某一個時機,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解決了,只有一位頭腦固執的西籍校長真是頑梗而誠實。他拒絕從他的學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蓋明定以推行教義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長意下頗欲直率地公開表明宗教課程確為辦理學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會學校一直未嘗登記。這事情真不好辦。其實教會學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長的智慧來遵守一切官廳訓令:懸掛一張中山遺像,其餘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國式而進行的了。不過恕我無禮,這樣辦理的學校,將為天曉得學校。
中國人的趣劇的人生觀便是如此這般。中國日常語言裡頭便充滿了把人生當作戲劇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職卸任,中國人稱之為「上臺」「下臺」;而人有挾其誇張之計劃以來者,謂之「唱高調」。吾們實實在在把人生看作戲劇。而此等戲劇表現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為喜劇,此喜劇或為新憲法草案,或為民權法,或為禁菸局,或為編遣會議。吾們常能愉悅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國人民有一天總得稍為嚴肅一些才好。幽默,駕乎各物之上,正在毀滅中華民族,中國人所發的欣悅的狂笑,未免太過分了。因為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氣息一觸,每朵熱情而理想的花,無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保守性
每一箇中國人,即從其外表上看來,未有全然不帶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義本身而言,非為玷辱之辭。保守性不過為一種自大的形相,基於現狀之滿足的感覺者。因為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保守性是以實為一種內在的豐富之表徵,是一種值得羨妒的恩賜物。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歷史作一番全盤的檢討,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自明之事實。——惟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於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誇耀於孔子,即誇耀於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質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係之人生問題。
他的態度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這個解答是確定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既有效而且為真理,天然變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別種人生的範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範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於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鬧街道,此等事實叫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禮、義、廉、恥,並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將讚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挽著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臺上又是接吻,車站月臺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此等舉動使他確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隨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愛的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攝影機,照像,德律風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著治外法權的庇護,西歐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對中國苦力而沒有法律之救濟,使中國人自尊心之喪失更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的進攻租界而所取的種種騷動的措施,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於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於中國苦力身上,確常含有相當內在的憤怒。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將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饗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許多這樣的衝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產生了中華民國。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人敢擔當這個責任,除非是呆子,否則是鼓吹出來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自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革新中國的宣傳運動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維持君主而革新並限制其君權;一派則為民主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左翼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雙方辯論的結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之本能的抬頭之結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隨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胡適所倡導,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