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收到這篇稿子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說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時候，我很驚異地發現了我自己放書的理論，已被一個別的人同時發現了。我如何能不就此發揮幾句呢？我知道閱讀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經變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業化的事情。收集書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娛樂，但是自從暴發戶出現以後，現在的情況也隨之慘變。這些人藏著各個作家的整套書籍，裝潢美麗整齊，擺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們的朋友面前炫耀。但是當我看到他們的書架的時候，裡邊從來沒有一點空隙或書本的誤排，這表明他們從來不去動那些書籍。其中也沒有書皮扯下來的書籍，沒有手紋的印子或偶然掉下來的菸灰，沒有用藍色鉛筆畫下來的記號，沒有楓樹的葉子在書中夾著。而所有的只是沒有割開的連頁。
所以，收集書籍的方法似乎也變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謝寫過一篇《舊硯臺論》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現在姚女士則引申到收集圖書的事。可見如果你只要說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會沒有與你同感的人。王雲五之方法利用於公共圖書館中很好，但是公共圖書館與一個窮學者的書齋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必須有一個不同的原則，就如《浮生六記》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這位作者所發表的意見，是關於一個窮士的房舍花園應當怎樣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書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這個原則，你可以把一個窮士的書房，改變成宛如未經開發的大陸。
書籍絕對不應分類。把書籍分類是一種科學，但不去分類是一種藝術。你那五尺高的書架，應當別成一個小天地。必須把這個詩歌擱置在科學的文章之上，同時使一本偵探小說與居友（guyau）的著作並列。這樣安排之後，一個五尺書架會變成蒐羅廣博的架子，使你覺得有如天花亂墜。如果架子上只有司馬光的一套《資治通鑑》，當你無心去看《資治通鑑》的時候，就變成一個空空如也的架子。每個人都知道女人的美麗，是她們予人一種莫名其妙而又遍尋不著的感覺，古老的城市如巴黎與維也納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你在那裡住了十年以後，也不確知某一個小巷中會有什麼東西出現。一個圖書室也是同樣的道理。
各種書籍都有它的特點，所以裝訂得也不相同。我從來不去買《四部備要》或《四部叢刊》，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買一部書的特點，一方面由書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來，一方面由購買時的情形不同而來。書買來以後，把它們不分類自然地擺在架上。當你要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時候，你會翻來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處。在你找到以後，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只是拿它下來到手。這時你已經香汗盈盈，好像一個得意的獵人一樣。也許當你已發現它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時，卻發現它已不翼而飛。你站在那裡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會把它借給某人，於是長嘆一聲，好像一個小學生看見一隻幾乎被他捉著的鳥，忽然又騰空飛去了。這樣一來，你的圖書室常有一種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氣存在，簡而言之，你的圖書室將會有女人的隱約的美麗，以及偉大城市的玄妙莫測。
幾年以前，我在清華大學有個同事，他有一個「圖書室」，其中只有一箱子半的書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類編成，用的是美國圖書協會的分類制度。當我問他一本經濟歷史的書的時候，他很自傲地立時回答說書號是「580.73a」。他有美國式的辦事效率，很是自以為驕傲。他是一個真正的美國留學生，不過我說這話的意思，並不是稱頌他。
著作和讀書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遊行一般，披肚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技巧和細心。我完全歸罪於北洋軍閥給我們的教訓。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闢蹊徑以發情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個奇妙的空氣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的寫作者了。也許如某人曾說，人生太悲慘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則將要悶死。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一種很尋常的現象吧——即是在十分危險當中，我們樹立自衛的機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辯。這一路的滑口善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發現祖國之經過也許可詠成一篇古風，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興趣多於別人吧。我常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我自己要選擇一個，或為舊者，或為新者，由兩足所穿的鞋子以至頭頂所戴的帽子。現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著皮鞋。至最近，我始行決定舊式的中國小帽是比洋帽較合邏輯和較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總覺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選擇我的哲學，一如決定戴那種帽子一樣。我曾作了一副對聯：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原意不是一種暗襲的侮辱，我以為那評語是真的。我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奔騰。我偶爾想到有一宗開心的事，即是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henryford，美國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克唐納（前英國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們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瞭解。這樣發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較，其興味之濃不亞於方城之戲，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麼片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獨可以夜以繼日，日復繼夜，還可以永不停息，沒有人知道最後輸贏。
在這裡可以略說我讀書的習慣。我不喜歡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學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級可以說是人類思想之源頭，如孔子、老子、莊子、柏拉圖等等是也。我所愛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baronesscrczsy，edgarwallace和一般價極低廉的小書，而尤好民間歌謠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大多數的著書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竊抄襲而來，可是他們剽竊抄襲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詞句間失了生氣和強力，而思想上也因經過剽竊抄襲的程式而失卻真實性。因此，欲求直接的靈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淵源處去追尋了。為此特別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經》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對我均為同等。
我讀一個人的作品，絕不因有盡責的感覺，我只是讀心悅誠服的東西。他們吸引我的力量在於他們的作風，或相近的觀念。我讀書極少，不過我相信我讀一本書得益比別人讀十本的為多，如果那特別的著者與我有相近的觀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我心內了。我相信強逼人讀無論哪一本書是沒用的。人人必須自尋其相近的靈魂，然後其作品乃能成為生活的。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發展個人的著者。我相信有一種東西如sinte-beuve之所謂「人心的家庭」，即是「靈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親屬」。雖彼此時代不同。國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瞭解，比同時同市的人為多些。一個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註定，而不能自己的。
我辦《論語》
在我創辦《論語》之時，我就認定方巾氣、道學氣是幽默之魔敵。倒不是因為道學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學，乃因道學環境及對幽默之不瞭解，必影響於幽默家之寫作，使執筆時，似有人在背後怒目偷覷，這樣是不宜於幽默寫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點天真，有點傲慢，不顧此種陰森冷氣者，才寫得出一點幽默。這種方巾氣的影響，在《論語》之投稿及批評者，都看得出來。在批評方面，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方巾氣越來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學，或哼唷哼唷文學，皆在鄙視之列。今天有人雖寫白話，實則在潛意識上中道學之毒甚深，動輒任何小事，必以「救國」、「亡國」掛在頭上，於是用國貨牙刷也是救國，賣香水也是救國，弄得人家一舉一動打一個嚏也不得安閒。有人留學，學習化學工程，明明是學制香水、煉牛皮，卻非說是實業救國不可。其實都是自幼作文說慣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這些名詞還在潛意識中作崇吧。所以這班人，名詞雖新，態度卻舊，實非西方文化產兒，與政客官僚一樣。他們是不配批評要人「今夫天下」的通電的。西洋人討論女子服裝，亦只認為審美上問題，到中國便成了倫理世道什麼夷夏問題。西人看見日食，也只當做曆象研究，一到中國，也變成有關天下治亂的災難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為大學教授，卻因天性所返，好寫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頭扭頸，作家讀者也沒想到「文學正宗」「國家興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學，卻因此發達。假如中國人如作一篇《吃蓮花的》，便有人責問，你寫這些有何關於世道人心，有何益於中國文化？這不是桐城妖孽還在作崇是什麼？因此一招，寫作的人，也無意中受此輩之壓迫，拿起筆來，必以諷世自命，於是純粹的幽默乃為熱烈甚至酸腐的諷刺所籠罩下去。
辦幽默刊物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辦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驚小怪？原來在國外各種正經大刊物之內，仍容得下幾種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國，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須「風行一時」，人人效顰。由於譽幽默者以世道譽之，毀幽默者，亦以世道毀之，這正如一個乳臭未乾專攻文學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國被人捧為文學專家一樣的有苦難言，哭笑不得。其實我林語堂並無野心，只因生性所近，素惡《東方雜誌》長篇闊論，又好雜沓亂談，此種文章既無處發表，只好自辦一個。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購讀，就一直胡鬧下去。充其量，也不過在國中已有各種嚴肅大雜誌之外，加一種不甚嚴肅之小刊物，調劑調劑空氣而已。原未嘗存心打倒嚴肅雜誌，亦未嘗強普天下人皆寫幽默文。現在批評起來，又是什麼我在救中國或亡中國了。
《人間世》出版與《論語》出版一樣。因為沒人做，所以我來做。我不好落入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萬不肯做。以前研究漢字索引，編英文教科書，近來研究打字機，也都是看別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機杼興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還有什麼理由？現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無端被人加以奪取「文學正宗」罪名。夫文學之中，品類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儘可提倡大品；我辦刊物來登如在《自由談》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隨感，他人儘管辦一刊物專登短篇小說，我能禁止他嗎？倘使明日我看見國中沒有專登偵探小說刊物，來辦一個，又必有人以為我有以奉偵探小說為文學「正宗」之野心了。這才是真正國貨的籠統思想。此種批評，謂之方巾氣的批評。以前名流學者，沒人敢辦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氣作崇，脫不下名流學者架子，所以逼得我來辦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談》（《申報》副刊）勸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徑，勿以大海內於牛跡，勿以日光等於螢火」。應先提倡西洋文化後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贊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極複雜，方面極多，「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有點籠統，我們應該隨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紹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學之一部。文學之外，尚有哲學、經濟、社會，我沒有辦法，你們去提倡吧。現代文化生活是極豐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國哼哼唧唧派及哼唷哼唷派之文學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間接增加中國文學內容體裁或格調上之豐富，甚至增加中國人心靈生活上之豐富，使接近西方文化，雖然自身不免詫異，如洋博士被人認為西洋文學專家一樣，也可聽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見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簾花影，每每動人，想起美國有自動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無人「提倡」「介紹」，也頗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氣的批評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國」罪名，則幸甚矣。
在反對方巾氣文中，我偏要說一句方巾氣的話。倘是我能減少一點國中的方巾氣，而叫國人取一種比較自然活潑的人生觀，也就在介紹西洋文化工作中，盡一點點國民義務。這句話也是我自幼念慣「今夫天下」之遺蹟。我生活之嚴肅人家才會詫異哩。
因為西方現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潑的人生觀，是經過十九世紀浪漫潮流解放過，所以現代西洋文化是比較容忍比較近情的。我倒認為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徵象。在中國新文化雖經提倡，卻未經過幾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煉，人之心靈仍是苦悶，人之思想仍是乾燥。一有危艱，大家轟轟然一陣花炮，五分鐘後就如曇花一現而消滅。因為人之心靈根本不健全，樂與苦之間失了調劑。叫苦固然看來比嬉笑或閒適認真愛國，無奈叫苦會喉乾舌燥。這一股氣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後就是沉寂，宛如小孩哭後，想睡眠。雖然偶然在沉寂中哼唧一兩聲，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頹喪，疲靡之音。現在文學中好像就沒聽見聲音洪亮的喊聲，只有躲在黑地放幾根冷箭罷了。但人之心理，總是自以為是，所以有吮癰之癖。自己萎弱，惡人健全；自己惡動，忌人活潑；自己飲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聲，總是心地欠寬大所致。兩千年來方巾氣仍舊把二十世紀的白話文人壓得不能喘氣，結果文學上也只聽見嗡嗡而已。
所謂西洋自然活潑的人生觀，可舉新例說明。譬如遊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遊玩，近來教育觀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於是不但不禁止遊玩，並且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利用遊玩養兒童的德性。西洋夫婦卿卿我我，攜手同遊，也不過承認男女之樂為人類所應有，不必矯飾，於是慨然攜手同行於街上，忝不為怪，由中國人看來，也只能暗羨洋鬼子會享豔福。一旦中國人也男女解放起來，卻認為不可，說是傷風敗俗。看見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戲，雖然也會羨慕，但是看見中國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時罵其為世風不古。西洋女子服裝儘管妖豔，西洋現代的批評，卻沒見有人說她們是有傷風化，因為他們已有浪漫派容忍觀點。然在中國看見西洋女子之妖裝豔服，雖然佩服，看見中國女子一樣服裝，便要罵其為摩登。西洋舞臺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國何止百倍，但是未聞西方思想家抨擊，而實際上西人也並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愛國。中國人卻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學面孔，詈為人心大變天下大亂之徵。然而中國人並不因生活之嚴肅而道德高尚，國家富強起來。全國佈滿了一種陰森發黴虛偽迂腐之氣而已。所以這種方巾氣的批評家雖自己受壓迫而哼幾聲，唾罵「文化統一」，哀怨「新聞檢查」，自己一旦做起新聞檢查員來，才會壓迫人家得厲害。我看見女兒見兩隻臭蟲在床板上爭辯，甲罵乙：「你是臭蟲」！乙也回罵甲：「你是臭蟲」！我卻躲在旁邊胡盧大笑。
因為心靈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氣，所以方巾氣的批評，也只善摧殘。對提倡西方自然活潑的人生觀，也只能詆譭，不能建樹。對《論語》批評曰「中國無幽默」。中國若早有幽默，何必辦《論語》來提倡？在旁邊喊「中國無幽默」並不會使幽默的根芽逐漸發揚光大。況且《論語》即使沒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卻至少改過國人對於幽默的態度，除非初出茅廬小子，還在注意宇宙及救國「大道」，都對於幽默加一層的認識，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還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對幽默的態度。這種消極摧殘的批評，名為提倡西方文化實是障礙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會有結實的成績。《人間世》出版，動起哼唷哼唷派的方巾氣，七手八腳，亂吹亂擂，卻絲毫沒有打動了《人間世》。連一篇像樣的對《人間世》的內容及編法的批評，足供我虛心採擇的也沒有。例如我自己認為第一期談花樹春光遊記文字太多不滿之處，就沒有人指出。總而言之，沒有一篇我認為夠得上批評《人間世》的文字。只有胡魯一篇攻擊周作人詩，是批評內容，但也就淺薄得可笑，只攻擊私人而已。《人間世》之錯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這在方巾氣的批評家，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