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離開中國，你都是我的朋友。兩年多來，你們夫妻一直視我為最受歡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體會了這一點。十年內，也許我不會再到中國來了，這輛小汽車，這臺電視機，送給你們作個紀念吧！……」他真摯地對我說。

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卻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車和電視機。

我拿出儲蓄存摺給他看——我的存款當時已足夠買三臺彩色電視機，不過有黑白的看著，不急於買。

至於小汽車，我不會開，沒處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給我帶來許多麻煩。

「我真傻，」沃克說，「明知你不會接受，可我還是……」我說：「沃克，記住兩句話，‘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輕受一文，不敢忘一粥’。這是我們更多的中國人作人的原則。我們要努力保持我們中國人的民族自尊。我們不但靠發展經濟，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車和電視機，我作為一箇中國人的心理，將會感到永遠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諒解我……」

我將預先買下的一對景泰藍花瓶送給了他……沃克回國一個半月後，我才收到他的信。

信中說：我在中國，按照中國的觀念，與小雯結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與小雯離婚。她將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獲得瑞典國籍後，去美國。請你不必為她的處境擔憂，按照我們瑞典的離婚法，半年內我將擔負她起碼的生活費用。她很善於交際，周圍已經開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還有「本錢」。我倒有點佩服她了，一個重慶街道小工廠每月三十多元工資的保育員而能到瑞典，繼而將去美國，不靠權勢，不靠關係，她不是很有點了不起麼？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評價她，認識她。我覺得她身上有一種西方女性的冒險精神。上個世紀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國冒險，如今某些中國姑娘到西方冒險的世紀似乎開始了，用你們中國的話說，她算不算一個「女強人」呢？但願她在美國交好運……我回信說：目前的中國，政策對外開放，幾乎使每一箇中國人都渴望擴充套件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觀念的、經歷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國人憑的是天才、學問、知識、勤奮，在國外獲得榮譽和學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國人的普遍智商一點也不比西方人低。他們是真「強人」。而小雯，不過是一個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險精神，不過是「通貨膨脹」現象。這種女人，中國有，瑞典有，美國也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有。

半年後，沃克從英國給我來信，告知他經朋友推薦，在英國某大學任教。附帶一筆，小雯已獲瑞典國籍，到美國去找那個美國人了……

我就想到了《娜娜》這本書結尾的兩句話：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算來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小學文化水平，字寫得很糟糕，沒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張漂亮的臉，只有一具女人的身體，再從紐約「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樣呢？作為一個將自身當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遠達不到「娜娜」那麼「輝煌」的頂點。

我將沃克與她那張彩色結婚照翻了出來，一剪刀從中間剪下了她，撕碎後扔進了紙簍。

她已不再是中國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國朋友的妻子，我沒來由在我的影集中儲存這一「商品」的「廣告」。

除了沃克，我還與幾位外國人有過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國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留學生佐藤素子、外語學院留學生原田秀美、日本綜研化學株式會社工程設計事業部中國室室長味方重雄。那位美國人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課程主任畢克偉教授。

門戶開放，身在文學藝術界，誰沒幾個外國朋友呢？我引以為榮引以為傲的，從來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們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應擺列哪一檔級。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與外國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著老祖宗們的一句古訓——「不輕受一文」。我從來沒有向外國朋友提過任何請求，諸如出國啦，從國外帶什麼東西啦，兌換外匯券啦……對於為了得到某些洋貨，為了出國，為了其他種種個人好處和慾望，而忘記自己應該怎樣作一箇中國人者，我——一個共和國的同齡人，大聲對你們說——我一概瞧不起你們！

我這人今後可能會犯三類錯誤：因為寫了一篇什麼不合時宜的作品而受批判；違反交通規則而被罰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墮入情網而播「軼事」於文壇，傳詬柄於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這三類錯誤以後，我也還要對你們說——我瞧不起你們！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這篇筆記是該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過幾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給中央黨校研究生班講點有關文學的什麼。本不願去。到中央黨校，我算個人物麼？配去講麼？但那誠意實很難卻。斷然拒絕，又未免顯得過於「高傲」。拖了幾次，終拖不過。便去了。便講了。結果就生出是非來，有人寫信至某中央領導同志，說是梁曉聲大談自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永遠不想加入中國共產黨！於是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查查這個梁曉聲平時表現如何？查查是誰「請」他到黨校去的？果有其事，要嚴肅處理。於是就有調查人員到中央黨校去調查。

安有其事？！

我們的黨畢竟正在恢復著實事求是的作風。調查結果——「梁曉聲的講話基本上還是進步的」。一個非黨作家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基本上」是「進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誰敢說自己的話句句都正確無比？

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保護了我。

人生易老天難老。

屈指算來，我成為北京公民已經九個年頭了。

九年內，我們的共和國熱熱鬧鬧地發生了許多重大變革。我們北影廠的大門，架上了民族風格的牌樓。我由二十八歲而三十六歲。躋身於熱熱鬧鬧的文壇，離群索居，苦心經營地「爬格子」，同時往自己的瘦臉上刻皺紋。

今天，我在離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縣境內一座園林招待所裡寫下這篇散記的最後文字，這地方叫「紅泥溝」，附近有個小村叫「虎峪村」。

時已入冬。西北風從大山深處竄出來，猛烈地呼嘯著，嘶嚎著，從樹枝上往下掠著枯葉。整個招待所大院裡，算服務員在內，只五六人，幾排空房，門扉作響，彷彿鬧鬼。還沒來暖氣，我的房間凍手凍腳，呼氣可見。桌上，幾枝月季，插於瓶內，蓓蕾維持著最後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來的，不忍它們於寒冷過後，落紅滿地。

稿紙旁放著一封無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編輯部轉來的，剛剛讀罷。

信中說：「梁曉聲，你小心點！像《潰瘍》那類狗屁小說，奉勸你今後少寫！用小說和我們對著幹，沒你什麼好結果！有朝一日看我們如何整治你！……」

充滿威脅的一封信。

倒不怕。就是有點冷。

冷也還是要寫下去。

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他——他們，是否也沿用一顆子彈夾在信中，向一個作家挑戰？

好吧，我就應戰！

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為冷，是因為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喚著你，像呼喚母親一樣。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懷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時，讓我傾聽母親的心臟——是在怎樣有力而安穩地跳動著。母親心臟的動音，對我——是一支搖籃曲。

也是我們時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彷彿傾聽到了，沉重，然而多麼有力！

母親，母親，我愛你！

我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