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淡淡地說：「你見不著他。在國外訪問呢！」問：「那你們黨委書記在哪兒？」

說：「不能告訴你。在開會。」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訴我，誤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沒完！」

她見我來者不善，改換了一種比較客氣的口吻說：「我告訴你也沒用啊。他在二樓會議室，正開會，能接待你麼？」

我也不跟她羅嗦，轉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層樓，找到會議室，按捺住肝火敲門。

一個人將門開條縫，探出頭說了句：「開會呢！」又欲將門關上。

我的肝火終於按捺不住，一腳踹開門，氣勢洶洶闖將進去。

十幾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環視他們，大吼：「哪個是黨委書記？！」一時無人作聲，面面相覷。

我將嗓門提得更高：「哪個是黨委書記？！」

一個黃瘦臉上佈滿皺紋的六十多歲的人，用嘎啞的帶有湖南口音的語調頗不安地問：「你找他什麼事？」我從書包裡掏出檔案袋（來時封上的，膠水還沒幹），當著他們的面，像撕信封一樣撕開了封口，抽出我那幾頁「靈魂」，往一張茶几上使勁一摔，厲聲道：「我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過了三天，來了兩次，竟然連個具體的答覆都得不到！我在北京舉目無親，身上的錢已花光，連個棲身之處都沒有。你們如此對待一個與‘四人幫’作過鬥爭的大學畢業生，如此對待大學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話了吧？你們心目中還有沒有文化部？！難道你們北影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領導之下？！你們不想要我，就乾脆說明，也算一種答覆！偌大個北京，文化藝術單位多著呢！我不是到你們北影乞求臨時工作的盲流！……」我這一番即興演說，振振有詞，效果頗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同志很客氣地說：「你先別生氣，坐下談，坐下談。」說著從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檔案看起來。看了一會兒，望著其他人又說：「是同‘四人幫’作過鬥爭。」白紙黑字，那還有假！

入廠後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當時北影的「清查小組」負責人，文化部「清查辦公室」成員之一。一個與她年齡不相上下，黑紅臉微胖的男同志說：「我看一下檔案。」

她就將檔案送給了他。

他看了一會兒，對那個黃瘦臉的人說，「我們編輯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廠後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

黃瘦臉連連點頭，「同意，同意。」

他便是黨委書記。過後我才知道，開的是敦促他「說清楚」的會。在座的都是黨委委員，難怪他那麼無精打采的。我主演的這出「春草闖堂」正趕在了鑼鼓點上。我畢業鑑定中「與‘四人幫’作過鬥爭」那一條，顯然對他們每個人都起到了潛在的影響作用。

編輯部主任對我說：「你去找人事科辦關係吧。」

真沒想到奔波了數次，一個星期內憂愁得我吃不下睡不著的事，幾分鐘內就簡簡單單地解決了。

看來有些時候一味地溫良恭儉讓不行。該動肝火的事，還是得動動肝火。

「與‘四人幫’作過鬥爭」的「光榮」，雖然寫在我的「第二靈魂」上，卻常使我感到滑稽並羞臊。

政治有時對人過分慷慨……編輯部主任又問我：「你的東西什麼的都在哪啊？」我說：「都打在托執行李裡了。」

他說：「催領單到後，派車給你拉回來。」

我說：「那得先給我解決個住處吧？」

他說：「這事以後再談。你先到廠招待所去吧，我這就打電話，給你安排一個床位。今天休息，在廠裡參觀參觀，明天上午到編輯部找我。」

我就這樣成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部的編輯，分配在外稿組。

成了北影廠的編輯後，我對自己的「闖堂」行為竟感到後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來。回想自己當時的樣子，總覺得有點「耍光棍」的性質。只怕給那些黨委委員們留下的第一印象並不佳。

編輯部的多數同志卻對我格外好。從主任到我們的外稿組老組長。後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幹部，「魯藝」出身，《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作詞者之一，電影《畫中人》的編輯，肖紅的故鄉人，當然與我也就沾著點老鄉的關係。他個子矮矮的，形象似農民，穿著也似農民，尺半長的煙鍋整日不離手。最初我還很奇怪，以為他是位什麼老「農宣隊」的遺留人員。瞭解後，極生敬意。

他常於無事時同我聊幾句。多次問：「在復旦怎麼同‘四人幫’鬥爭過的啊？講講，講講。」

每一次都令我大慚。作謙虛狀雲：「沒什麼可講的，沒什麼可講的。」

他對我好感愈增，視我為一謙虛青年。

後來主任告訴我，如果我的鑑定中沒有那一條，就憑我當時「闖堂」那種「紅衛兵」遺風，他是絕不要我的。其實我當「紅衛兵」時，反倒「溫良恭儉讓」。「大串聯」回到哈爾濱，見了我的語文老師，當時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剃了鬼頭，我仍在校門口對她行禮，問「老師好」。因為我是她喜愛的學生。我的壞脾氣，是到了北大荒後，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養成的。

母親從小對我的一句教誨——「頭三腳難踢」。意思是，到了一個新地方，新單位，在新同志中間，尤其要謹言慎行，給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親雖然是普通家庭婦女，目不識丁，但卻很重視對我們的家教。希望我們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文質彬彬的，說話慢聲細語的，辦事穩穩重重的。她認為的好青年，是那種「像大姑娘」似的型別。我在十八歲前，身上這種家教的成績特別顯著。不但文質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歲後。這種家教的印痕開始模糊，開始退化。因為母親已無暇再訓導我。社會替母親效勞了。社會的教育內容與家庭與學校大不一樣，也比家庭比學校的教育具有說服力。它採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兩種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潛在影響。平素我要求自己儘量文質彬彬，以禮待人。一旦反抗起來，則「怒髮衝冠」，恨不得「屍橫二具，血濺數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虧我身材瘦弱，毫無拳腳功夫。否則，大概早已鬧出什麼人命官司了。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時體驗一下「情緒打鬥」。

然而我認為母親那句教誨不失為至理明言。「頭三腳難踢」，便得「踢」好。一般說來，我每到一新單位，新地方，「頭三腳」總還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長日久，免不了來次「頭球」或者「倒構」。那「球」多半都是朝領導們射去的，結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腳「勾銷」。誰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溫良恭儉讓」？偶爾露一下「崢嶸」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編輯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從招待所來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後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樸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亂瞟姑娘們。不像某些年輕人見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賊」，更不去搭搭訕訕、粘粘乎乎地結識年輕女演員或者「亞」女演員。下了班則關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間裡看書，從不在廠裡東走西竄。節假日一個人悶得慌，就出廠門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車，直達動物園，去看犀牛。所有的動物中，我最看不夠的是犀牛。因為它從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它，也從不作態。

總之我那時給人的印象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對編輯部的同志一律稱「老師」。有時佯裝乳臭未乾，不諳世故，裝得挺像。

一天終於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國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電影童星兩記耳光。

我住的房間，四張床位。客滿時一張床位也不空。那一時期時常客滿。

住客中有位錦州漢子。人倒不錯，但我對他的存在感到非常頭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說著說著話，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傾倒。人一倒下，鼾聲頓起，如雷貫耳。夜深人靜，那鼾聲猶如一臺推土機在發動。我差不多快得神經官能症了。

終於盼著他與我「後會有期」，九點多鐘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幾天來受摧殘的神經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無法入睡。隔壁房間有幾個人在高聲談天說地，雜以嘻嘻哈哈的男歡女笑。兩個房間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牆上還開著一扇門，被一張床橫住。他們等於是在我的房間裡談天說地，嘻嘻哈哈一樣。

請求他們雅靜吧，我又不願意。犯不著為這種事兒請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頭。無法睡，幹眯著。

眯到十點，招待所規定的安息時間。起身在那扇門上輕敲幾下，以示提醒。

鴉靜片刻，嘻嘻復嘻嘻，哈哈復哈哈。而且那些話語，就有些俗。我們北方人稱之為「逗悶子」。

看看手錶，十點半了。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