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回哈爾濱——我衣兜裡只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她聽了我的話，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的隱衷，又問：「北京沒有親戚？」

我搖頭道：「沒有。」

再問：「也沒有同學。」

我搖頭道：「沒有。」

繼續問：「一個熟悉的人也沒有？」

我說：「有幾個當年在北大荒同連隊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說：「這就好啦！住他們家吧。三天後你來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這已經算照顧你了！……」

還說什麼呢？不能再說什麼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謝意，心情沮喪地離開了文化部。

四點多了，我不知該向哪裡去？頭腦裡倏然想到一個人——黃宗江。

便決定去找他。

那時我還不認識黃宗江老師，但已認識了黃宗英老師。在上海讀書三年，我覺得最榮幸的事，便是認識了兩個我極尊敬的人：一個是黃宗英老師，一個是茹志鵑老師。每每想到她們，心中便懷著感激。

我認識她們，說來也算「機遇」。

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市文藝工作者的大會，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多少多少週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師，兩名學生。我是其中之一，參加小說組討論，擔任記錄員。如果我沒記錯，茹志鵑老師，好像擔任副組長。小說組還有巴金老、師佗、任幹……共十幾人。

巴老那年身體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給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詞，平易近人，說話很慢，彷彿句句都須經過思考。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復和平反，但毫不自輕。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內心的剛強自尊。會議開了五天，我們常在一張桌上吃飯。我沒與他交談過。因為過於敬重這矮小而又難以壓垮的老人。但吃飯時，常替他盛飯，或主動將他夾不到的菜盤往他面前遞一下。茹志鵑老師發言不多。身為討論主持者不得不「請求」別人發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當成一種罪受。讀過《百合花》的人，都說茹志鵑老師該是個清秀女性。似乎不應像她本人身材那麼高，手那麼大，還吸菸。似乎她寫《百合花》時，不是個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對勁。而且還有的說她的名字也是那樣的文雅。

我沒見到她之前，想象中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個樣子。但見到她之後，又覺得她就該是那個樣子。覺得吸菸對她來說是一種特殊的風度。她那雙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該寫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雙手小巧，倒是有點不像女作家茹志鵑的手了。

我基本上沒發言。都是長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願說，只想聽。

但是有一天開全會，《朝霞》編輯部的一位代表發言，竟說什麼「像《百合花》這樣的小說，思想情調畢竟是不健康的，畢竟屬於小資產階級情調，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學工作者們應自覺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這使我很惱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的小說。對一個我喜愛的人，或一篇我喜愛的作品，我容不得別人在大庭廣眾面前貶低。於是下午繼續討論時，我便措詞激烈地發了一次言。那隻不過是一種感情式的發言，沒有談出什麼有邏輯的理論。當時我也談不出什麼理論。那次發言之前，我與茹志鵑老師雖然一塊兒開了幾天會，同桌吃了幾次飯，但也並未說過話。我對自己所尊敬的人，只願將尊敬放在心裡，不願溢於言表。

我發言時，茹志鵑老師目不轉睛地望著我。神態有些驚訝，有些意外，似乎還有幾分擔心。興許怕我說得「走了火」，說出什麼不妥的話來。

我沒「走火」。

記得我說：我們無產階級所謂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我認為實實在在是人類非常富有詩意的情調。我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這種情調，那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願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我們的文學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迄今為止，我認為自己說過而且說得挺好的話，實在不多。這番話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發言後，眾人沉默良久。沒人支援我，也沒人反對我。大家繼而發言，都與這話題無關。

接著又開了一天半會。茹志鵑老師仍未與我說話。我也仍未與她說話。

直至散會，她交給我一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面寫著她家的地址，真誠地對我說：「有空兒到我家來玩吧，我這人挺隨便，絕不會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歡接近年輕人。」

我共去過她家兩次。

第一次是畢業前，帶了兩位同學，與她交談了近一個半小時。她對我們很坦率，談了許多與當時仍很「革命」的文藝理論相左的文藝觀。

交談中間，她忽然說：「我把我女兒叫下來和你們認識一下吧，她也喜愛文學。」

就是在那一天，我認識了王安憶。當時安憶還在徐州地區文工團，個子起碼比現在矮半頭，皮膚曬得很黑，披散著並不濃密的頭髮，穿一條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褲，趿拖鞋。茹志鵑老師對安憶說：「他們稱我老師，按理說你也該稱他們老師，因為他們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安憶並不稱我們「老師」，也沒打量我們，似乎是為了遵從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們對面，手中還拿著一本什麼書。茹志鵑老師又說：「你們都是年輕人，今後都有志於文學，你們之間應該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安憶仍不作聲。

我記不得自己對她提了一個什麼問題，她才顯然是出於禮貌不得不回答。怎樣回答的，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她說話極快，標點符號不分明。給我的印象是，她急於表達自己的思想，可她頭腦中的思想又是多層次的，內涵廣泛的，是隻適於用筆而不適於用話表達的。另一個印象是，她從內心裡不大瞧得起我們這三個工農兵學員。

她說完，也純粹是出於禮貌，陪坐了幾分鐘，便起身上樓去了。

茹志鵑老師連忙對我們解釋：「安憶的性格就這樣，你們別見怪。」

我們起身告辭時，茹志鵑老師對我說：「曉聲你先留步，我還有話跟你講。」

我便留了下來。

她說：「《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學》就要恢復了。你畢業後，如果願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學校爭取。」我說：「我是北方人，我還是想回哈爾濱。生活在上海人之間，我常常會感到孤獨。」

她沉吟片刻，說：「我能理解你。那麼今後不管你分配到哪裡，再來上海，我都歡迎你到我家裡來。」

這話當時使我很受感動。

她又說：「你是一個好青年。你可別以為你替《百合花》說了些辯護之詞，我才誇獎你啊！我是憑直感。你長的像上海人，性格卻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歡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為《上海文學》改稿，抽時間去茹志鵑老師家中看望她時，她向安憶的父親介紹我，第一句話仍是：「曉聲是個好青年……」

她說這話從來是很認真的。

也許她無法知道，這句話對我是多麼重要。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好青年，但認為自己還不壞。從復旦到北影，至今已經八年，在名利場上，在影視圈中，沒有沾染什麼很可惡的壞毛病，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實在是因為經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變成了某一類人，茹志鵑老師將會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將有何面目再見茹志鵑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