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簡直髮懵了。弄不明白他為什麼希望「莫須有」的事成為事實。更不明白他何以會因此而內心裡產生了某種快感似的。

我說：「我什麼也不會交待的，隨你們的便吧！」說罷，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裡，小莫見我臉色不對，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將事情前後對小莫述說了一遍。

小莫追問：「到底是不是v給你打的電話？」

我說：「是。可他否認。」

沃克連聲說：「這太無恥了！這太無恥了！……」小莫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問你一句朋友之間的話，你可別多心。」

我說：「問吧。」

小莫說：「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嗎？」

我說：「見他媽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讓我平平靜靜地度過這最後一個多學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爾濱。回不了哈爾濱，能讓我回兵團也罷！」

小莫說：「那就好辦了。我代你找v去談判！告訴他，他可以想方設法進北京，但不要和你競爭，更不要陷害你達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這條路可走。我點點頭，表示同意。沃克卻說：「這太軟弱了，這太軟弱了！我看讓我找幾個留學生狠狠揍他一頓才對！既然你們中國學生可以在工宣隊的唆使下蠻不講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聯幾個留學生揍v一頓！」

我說：「沃克，你要敢這樣，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v將此事亦向工宣隊彙報了。

於是我「莫須有」的「錯誤」更加「屬實」，情節更為「惡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勸。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給我打電話，還有一個人也在電話中對我嘻嘻哈哈了一陣。

這個人是誰呢？

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更不敢貿然問誰。

沃克仍想串聯幾個留學生揍v。我和小莫極為嚴厲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徹底打消了念頭。

好事無人知，醜事有人傳，此話真不假。中文系許多學生，都漸知創作專業的梁曉聲「出事」了。於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覺著高興。雖然我與他們並無利害衝突，亦無什麼不快的瓜葛。自己沒什麼值得高興的事的某些人，見別人「出事」了，可不是會覺著也夠高興的麼！實乃中國人的心理遺傳。

我走在校園裡，出現在圖書館或食堂裡，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個「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覺著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著我。我也確實覺著大不自在。c和v們，當然挺高興的。因為這正是他們預期的「輿論效果」。

在給工宣隊打的「證言」中，c寫道：「某月某日，事發前，我與梁同返雜技學館。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郵局內的‘匯款領款常識’前，看了許久——可見其犯錯誤前是有縝密準備的。」

確有其事。我承認了。她寄信，我沒事，就看那東西。「梁在將匯單交付我時，猶豫了一陣——這是其犯錯誤前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也承認了。確實猶豫一陣——因我本不願勞她代辦任何一件小事。

「當我對梁說：‘e老師替你取’時，梁的臉色頓時蒼白，呆呆地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是他預感到事情將要敗露時的緊張心理的反應……」

這就有點不實事求是了。

但她覺著我當時就是那樣的，我也無法。

v的「證言」簡單些，只有兩條，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沒給梁打過電話，叫他回學校取匯單。二、莫替梁與我「談判」，企圖說服我承認給梁打過電話。

作廢了的匯單壓在工宣隊那兒。人證物證俱全，只待我低頭認罪了。

我離開學校，「逃亡」雜技學館。

大學裡有工宣隊。雜技學館也有工宣隊，是上海某紡紗廠的幾位女工。學員們盡是十幾歲的男孩女孩，整日被關在曾是汪精衛的一個小老婆的獨院別墅裡練功，其實談不上什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的。但幾位紗廠女工卻不這麼認為。她們也時常地製造出什麼「新動向」、「新情況」，折磨孩子們，折磨雜技老師們，也折磨她們自己。彷彿不唯此不足以顯示出她們存在的價值。孩子們在她們的授意下，也常常寫幾張「大人腔」的思考「路線鬥爭」或「思想鬥爭」的大字報。貼在練功房裡。

我是北方人，愛吃辣醬。學館的趙老師就經常從家中帶點辣醬來送給我。趙老師是學館負責人。但受工宣隊領導。被女工宣隊員領導更是不幸。故而學館內的「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便集中體現在她和幾位女工宣隊員之間。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馬玉濤。她也是北方人。我們便認了「老鄉」。她為人坦誠，性格耿直，我覺得她比幾位嚴肅的女工宣隊員可親，願意接近她。她是中國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員，而且是蘇聯舞蹈家西諾夫培訓過的。工宣隊認為她是「文藝黑線」上的人物。我則覺得她不唯可親，亦復可敬。我親她近她。女工宣隊員們大不高興。她們認為：一名「工農兵學員」，理應對工宣隊員們親而敬之，才對頭。否則，就不對頭。她們經常對c叨叨咕咕，說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學館體驗生活時期的直接領導，非常樂於將學館工宣隊們對我的這類意見反映給學校工宣隊。其實我的屁股是常和她們坐在一條板凳上的。她們還是不高興，認為我「屁股雖然和她們坐在一條板凳上了」，可「思想是與趙老師合拍」的——也即「與舊文藝思想合拍」。我無法討她們歡心，只好隨她們不高興去。她們不免常以冷臉對我。

有一次我問趙老師：「她們怎麼這樣吶？」

趙老師說：「你別在意，只當她們是在更年期。」

我那時特傻，不知「更年期」為何意，因問「更年期是怎麼回事啊？」

趙老師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年齡。」

我覺得身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們一樣受命運的擺佈，還要受生育之苦，還要受「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年齡」的捉弄。便對那幾位女工宣隊員格外同情起來。中文系圖書館有「文革」前的《婦女雜誌》，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閱，選出幾冊載有「婦女到了更年期怎麼辦」一類文章的，借出來帶到學館，推薦給幾位女工宣隊員讀。不料想她們甚為惱怒，以為我當面羞辱她們。其實我一向尊重婦女，而且確確實實一片好意。我盡辦傻事。

著名戲劇家黃佐臨先生小女黃小芹，在雜技學館作鋼琴伴奏老師，與我是同齡人。我們之間亦頗有話說。心是相通的。常揹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覺得彼此都一吐為快。我們唯獨不避趙老師。小芹是趙老師調來的人。趙老師與我交談時，常流露出對佐臨先生的敬仰。她將小芹調到學館，頗費了一番周折。幾位「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女工宣隊員，當然自以為她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斷，一個「文藝黑線」上的人物，一個被「打翻在地」的「資產階級戲劇藝術家」的女兒，再加上一個愛吃「文藝黑線」上的人物的辣醬，「屁股坐歪了」的工農兵學員湊在一起，所談所論肯定都非「革命言論」無疑。

我從學校逃到學館，連我給他們作了半年之久輔導員的孩子們也知道「大梁老師出事了」。c已將「輿論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愛的孩子們用種種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態度對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連趙老師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欲問而不便問。

我也沒心思向她們解釋。只好再逃。

上海郊區有個小鎮叫朱家角。據說電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鏡頭，就是在那裡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鎮上。他回上海探家時，曾帶我到他的外婆家住過幾日。我很喜歡那小鎮。那裡似乎是一個寧靜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誠地歡迎我再去作客，視我為他的親外孫一樣。

我從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著實過了幾天清靜日子。老阿婆說我瘦的叫人可憐，頓頓給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問：「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沃克回答：「小莫告訴我的。」

我只告訴了小莫一個人我在什麼地方，而且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他告訴了沃克，我有些不悅。我不願被任何一個人擾亂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靜。這小鎮上最主要的一條街，又深又窄。兩旁盡是歪斜的木板閣樓。對門住著的女人們，常一邊坐在自家門坎上摘菜，一邊隔街拉話。姑娘們結伴從街上走過，木底拖鞋在石路上發出叭噠叭噠的響聲，其聲如梆，遠遠地傳過來，又遠遠地消失了。給這小鎮增添了一種獨特的音韻。而老人們在敞開的視窗隔街對飲，那真是一幅妙趣橫生的畫。鎮外還有一條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橋。河中有木船駛來駛往。就這些，對我已足夠了。我喜愛上了這小鎮。而最主要的是，這小鎮的政治氛圍較淡薄，不那麼壓迫人。沒有男性工宣隊。也沒有「不知將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女工宣隊員。也許。只有鎮「革命委員會」那幢不大的二層樓裡的人們，才像別的地方的某些人們一樣，有興趣去玩從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橋牌。總之我是那麼不願離開朱家角，不願回到上海，不願回到雜技學館，更不願回到復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畢業，隨便他們將我分配到什麼地方。還有那張匯單，也見它媽的鬼去吧！隨便他們給我下個什麼結論！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興，說：「小莫本不想告訴我你住在這裡，是我逼問出來的。我不能不來見你一面。因為……我是來向你告別的。我……要回國了。以後，也許不會再到中國來了……」

我心中倏然對這位瑞典留學生產生了一種依依不捨的感情。同時也因為對他的冷淡而自責。

我問：「你為什麼突然要回國呢？」

他說：「我把v揍了一頓。」

「你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了？」

「沒那麼嚴重。不過我對中國感到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