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在系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冊子，「文革」前出的，便拿著向他請教某一文藝理論問題。

不料他連連擺手，有些驚惶地說：「不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說：「別人告訴我就是您寫的呀！」

他更加驚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說罷匆匆而去。同學小莫恰巧看見了這情形，對我說：「你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也別給他找麻煩！」

我說：「我又怎麼了呀？不過就是向他請教一個文藝理論問題嘛！」

小莫說：「文藝理論在中國只有一個——‘三突出’創作原則，請教我吧！」

我問：「他不願回答也罷了，幹嘛那麼驚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著他走遠的背影，說：「因為他是個‘壞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訴我：據說他原是徐景賢的同學。徐氏還沒在政治上成氣候時，兩人碰在一起開過一次什麼會。徐氏愛聽鬼故事。他也善講鬼故事。講罷回自己房間睡覺，半夜徐氏敲門，只穿著褲衩跨進他的房間，言道怕鬼，不敢獨眠。房間裡正好空一張床，徐氏便天天與他睡在同一房間。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糾纏他講鬼。後來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反對徐的一派組織就派人到復旦來找這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講師，想從他口中獲得「炮轟」材料。講師本是書呆子，不願捲入政治旋渦，被糾纏煩了，無法擺脫，便拍拍衣兜說：「材料都在這裡。時候不到。時候一到，材料丟擲，十個徐景賢也打倒了。」說的實在是氣話。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當穩了，就下令將他抓了起來，被隔離審查半年有餘，逼他老實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審來訊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條——徐景賢怕鬼。終於定不成什麼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對他耿耿於懷。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總歸是有點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產生疑問：真唯物主義者還是假唯物主義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帶學生。」

於是未蓋棺而定論，這講師便成了復旦園內罪名抽象的「壞人」。以後我每次再見到他，心中尤為充滿同情。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於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係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釋冤的。述說一次自己成為「壞人」的經過，便等於又散佈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的言論，豈非壞上加壞，罪上加罪麼？別人也是無法替他釋冤的。就只有那樣令人莫測地和一個「壞」字連著了。在我看來，他那半禿的頭頂，那列寧式的智慧型的前額，那不修邊幅的樣子，完完全全是個只會做學問的人。可能做學問做的還有點「迂」。嗚呼！悲夫！至今想來，黑色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啟示，卻怎麼在外國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國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麼？

講師成了壞人，學生原來是「試驗品」。

同學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縣人，農村姑娘。矮、胖、圓臉。像目前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兒童動畫片中的「小咪呣」。挺厲害，誰說她一句不的話也不行。開玩笑她會當真。動不動就這樣搶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貧下中農女兒哇？」心眼卻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學中，三年不說一句違心話，不做一件違心事的，我認為只有她一個人。「批鄧」時，每個同學都至少貼過一張表態性質的大字報。唯獨她例外，不寫。很乾脆地說：「阿拉寫不來嘛！」若是別的同學，起碼屬於路線鬥爭的立場問題。對她，沒人敢這麼上綱上線。誰也奈何不得她。

她確是「寫不來」。

老師將我和她編在一組，交給我幫助她提高「寫作水平」的任務。

我第一次看她寫的東西，是學期個人總結。連標點符號也不會用，一「逗」到底，最後一個實心大句號。而那字，像稻田裡插的秧苗，一律傾斜地「長」在格子裡，彷彿字字是從下往上挑著寫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語法就更談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標一下標點，力不從心。一「逗」到底，還看得明白。若重新斷句，則沒有一句話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驚詫，問：「你上過幾年學呀？」

答曰：「初一。」

又問：「為什麼初中都沒念完？」

答曰：「母親死了，家中缺勞力，幫父親掙工分。」

再問：「教你的語文老師沒給你講過如何運用標點符號嗎？」

答曰：「誰有耐心認真學那些？」

「為什麼？」

「不學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著她，許久不知說什麼。

她說崇明對面是臺灣。我告訴她不是。她就跟我爭執不休。爭得我只好說是是是。

後來我才知道，張春橋對復旦中文系有過什麼「指示」，要招收一個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學」為何物的學生，將其培養造就成為作家。以打破「文學神秘論」、「作家天才論」。她就是按照這樣的指示，招入復旦的「試驗品」。

知道了這個底細後，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後來同學們差不多都知道了，卻沒有一個人告訴過她。她自己不知，也就從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學金，吃飯很節省，竟能省下近半數的錢。不買書。買衣服。對我說：「兩個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個月，我至少能添十幾件衣服是不是？將來結婚的時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問：「你有物件了？」

她誠實地點點頭，說：「還沒定。」

問：「為什麼還沒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將來就甩不掉了。」

問：「他很愛你？」

答：「當然，我們全公社，這幾年就出了我這麼一個大學生。」

她對我比對別的同學信任，肯講實話。

我在北大荒當過小學教師，就從怎樣運用標點符號起幫她提高「寫作水平」。三年來，我覺得我對她是盡了一個同學的義務的，不乏耐心。畢業時，除了逗號和句號，她還會運用冒號，引號，感嘆號了。字寫得依然如故，不見進步。殘字在她的文化廢墟上，依然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王國」。

有年端午節她從川沙返校，給我帶回十幾個肉粽子。我說：「別都給我，也分給其他同學呀。」

她說：「哼，給他們個屁！」

她覺得所有的同學都瞧不起她這個「貧下中農的女兒」。其實更多的同學並非瞧不起她，是可憐她。她似乎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憐的。三年來與同學們「劃清界線」。

作集體畢業鑑定時，十六個同學中，對十五個同學她一言不發。只對我一個人發了言，提了三條優點。過後，她單獨找到我，說：「我算報答你了吧？」一句話，竟感動得我幾乎落淚。

三年，三條優點。還有那些肉粽子……她是個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強。

三年來我對她的一些所謂幫助，實在不值一報。對於提高她的「寫作水平」，也並不起什麼作用。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訴她，她為什麼會被招入復旦。卻終於沒有告訴她。我想她知道了，準會大哭一場。何必要讓她三年後懷著一顆深深受傷害的心靈離開復旦呢？

她離校時，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同學去送她。因為她不向同學們告別。

我一直將她送到公共汽車站。她對我竟有些依依不捨。忽然她哭了，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復旦是怎麼回事了，把我當成‘試驗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學，讓他們掃興……」「他們」——當然不是指的老師們。老師們對她都很關心，她對此也不無感激。張春橋的任何一條「指示」都是復旦的法令。老師們沒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來不過是以一種消極的心理，嘲弄政治對她的命運的擺佈。

政治擺佈人，如同貓擺佈老鼠。

她還不是「工農兵學員」中最值得同情的一個。最值得同情的是評論專業的一個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兩個孩子的媽媽。入校後有壓力，也想孩子，對文學評論不感興趣，如同盲人對看電影不感興趣。數次要求退學，工宣隊不同意，黨委不批。她是農奴的女兒，認為退了她，是「階級感情」問題。

有天我端著臉盆到水房洗衣服，見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樓走廊的一個視窗出神。一件衣服還未洗完，就聽「刷啦」一響，是什麼從樓上掉下去砸到樹的聲音。我覺著那聲音不祥，滿手肥皂沫衝出了水房——走廊視窗已不見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樓底下臥著她的軀體。

她摔死了……

這些人，這些事，漸漸使我意識到，復旦是不能滿足我強烈的求知慾的。它可以給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類東西：入黨，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墊腳石。想要多少塊？它可以給你多少塊！但需用等量的「實際行動」去換取。在給了工宣隊一個不良的最初印象後，對我來說，換取到那些東西，得「搖身一變」，往自己臉上多塗幾道反差油彩。

我沒有足夠的信心和足夠的勇氣。出賣自己也總需要點勇氣。徹底出賣自己則需要大的勇氣。

我唯願自己能無風無波地在復旦度過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點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為一個人的願望和原則時，還需獲得客觀的恩典。客觀不發「允許證」，主觀就像一個被無賴糾纏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