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固有中國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們國民素質的某種可悲可嘆可憎可惡的方面。所以十億之眾的大多數其實都如美國「聖殿教」的教徒。所以張志新，我們復旦大學當時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學生很像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歲以下的中國人，也許不太知道，中國當年曾進行過全民性的哲學普及教育，我記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眾哲學》。幹部張口「哲學」，學生張口「哲學」，工也「哲學」，農也「哲學」，兵也「哲學」……營造過一個哲學的年代。歸根結底，那是從前的時髦。和以後的，和現在的許多時髦，沒什麼本質的區別。一旦人人都頗似哲學家，哲學本身就尷尬了。
多少掌握點兒哲學，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釋！
技巧也罷，才情也罷，在我看來，永遠不是第一位的東西，第一位的東西是真。沒這個「真」字，作家筆下的一切文學便沒了魂。沒魂的文學，也便談不上朝什麼境界提高。「為賦新詞偏說愁」，該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決定我們命運的，不是我們的際遇，而是我們對過去際遇的看法。
看一個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這個人對於他無利的人取什麼態度。
只要我們自己不俗，則人與人的交往便不至於被俗所染。
一門心思發財的那些「二道販子」，連想要消遣時也是不看小說的，甚至不怎麼看文字——擲保齡、玩電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們沒工夫。他們有他們的話法——「騎著摩托揹著秤，跟著老共幹革命」——於是他們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我不會去走「背對生活，面向內心」的創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內心並不那麼豐富，那裡面空曠得很。我想，知識豐富，生活積累豐富的作家，其內心世界也必然豐富。豐富的內心世界，其實是包容著豐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藉此才可以產生豐富的藝術想象。內心世界宏大而豐富的作家，是決不可能「背對生活」的。我覺得俄國文學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特現象。在十二世紀以後，它幾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紀，卻名家輩出，群星燦爛。高爾基之後或與高爾基同時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馬雅柯夫斯基等，同樣使我感到特別親切。更不要說奧斯特洛夫斯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幾乎就是當年我這一代中國青年的人生教科書啊！
存在心裡的，是不會丟掉的。
寫作之於我有時不完全是為了寫給別人看。有時亦更是為了通過寫作，喚起記憶，重溫我所經歷的事，審悉我所熟識的人，從心靈中擯除某些事和某些人，或者在心靈中重新確定珍藏它們和他們的位置。這樣，會因為自己能夠從心靈中擯除什麼而愉悅，而對自己感到滿意，而信任自己。甚至，喜歡自己。
我所向往的美好愛情生活的背景，時至今日，幾乎總在農村。
我並非一個城市文明的徹底的否定主義者。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連自己也解釋不清自己。
回到家裡遂想到——愛情是多麼需要空間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擁擠了，愛情沒了躲人視野的去處。近年城市興起了咖啡屋，光顧的大抵是鍾情男女。咖啡屋替這些男女儘量營造有情調的氣氛。
大天白日要低垂著窗慢，晚上不開燈而燃蠟燭。又有些電影院設了雙人座，雖然不公開叫「情侶座」，實際上是——但我很懷疑是為真的情侶們提供的……
愛情，或反過來說情愛，如流浪漢，尋找到一處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並不那麼容易。白天只有一處傳統的地方是公園，或電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廳。再不然乾脆臂挽著臂滿大街閒逛。北方人又叫「壓馬路」，香港叫「軋馬路」。都是談情說愛的意思。
於是情侶們最無顧忌的選擇還是家。但既曰情侶，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單單是自己們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員都不在的時間佔用，於是不兔的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當然，如今有錢的中國人多了。他們從西方學來的方式是在大飯店裡包房間。這方式高階了許多，但據我看來，仍有些類似偷情。姑且先不論那是婚前戀還是不怎麼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戀……
情愛放在農村的大背景裡，似乎才多少恢復了點兒美感。似乎才有了詩意和畫意。生活在農村裡的青年男女當然永遠也不會這麼感覺。而認為如果男的穿得像紳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園的長椅上雙雙一坐，耳鬢廝磨；或在咖啡屋裡，在幽幽的勉光下眼睛凝視著眼睛，手握著手，那才有談情說愛的滋味兒啊！
但一個事實卻是——攝影、繪畫、詩、文學、影視，其美化情愛的藝術功能，歷來在農村，在有山有水有橋有林間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環境裡，才能得以充分地發揮魅力。
無論是《安娜·卡列尼娜》，還是《戰爭與和平》，還是幾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經典小說，當它們的相愛著的男女主人公遠離了城市去到鄉間，或暫時隱居在他們的私人莊園裡，差不多都會一改壓抑著的情緒，情愛也只有在那些時候才顯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麥秸垛後的農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來，的確要比樓梯拐角暗處摟抱著的一對兒「美觀」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懼的身影，在我看來，比大飯店包房裡的幽會也要令人嚮往得多……
愛情或曰情愛乃是人類最古老的表現。我覺得它是那種一旦框在現代的框子裡就會變得不倫不類似是而非的「東西」。城市越來越是使它變得中倫不類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著大自然的地方才越與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裡起碼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標起碼仍是衣服。而情愛一旦經過包裝和標價，它天然古樸的美感就被汙染了。城市雜亂的背景上終日流動著種種強烈的慾望，情愛有時需要能突出它為惟一意義的時空。需要十分單純又恬靜的背景。需要兩個人橡樹，像鳥，像河流，像雲霞一樣完全迴歸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機會。對情愛城市不提供這樣的時空、背景和機會。城市為情愛提供的惟一不滋擾的地方叫作「室內」。而我們都知道「室內」的門剛一關上，情愛往往迫不及待地進展為什麼。
在城市裡，對於許多相愛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內」的價格，無論租或買，都是極其昂貴的。求「室內」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遠足，於是情愛頗似城市裡的「盲流」。
人類的情愛不再動人了，還是由於情愛被「後工業」的現代性徹底地與勞動「離間」了。
幾乎只有在農業的勞動中，男人女人之間還傳達出某種動人的愛意。那愛意的確是美的。又尋常又美。
我在城市裡一直企圖發現男人女人之間那種又尋常又美的愛意的流露，卻至今沒發現過。
在中國，在當代，愛情或曰情愛之所以不動人了，也還因為我們常說的那種「緣」，也就是那種似乎在冥冥中引導兩顆心彼此找尋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於是愛情不但變得簡單、容易，而且變成了內容最淺薄、最無意昧兒可言的事情。有時淺薄得連「輕佻」的評價都夠不上了。「輕佻」縱使不足取，畢竟還多少有點兒意味兒啊！
本質上相類同的「緣」，在中國比比皆是地湧現著。比隨地亂扔的糖紙冰棒籤子和四處亂彈的菸頭多得多。可謂之曰「緣」的「泡沫」現象。
而我所言情愛之「緣」乃是那麼一種男人和女人的命數的「規定」——一旦圓合了，不但從此了卻男女於情於愛兩個宇的種種調根和怨嘆，而且意識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著，於是滿足得肅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末成眷屬，也終生終世回憶著，永難忘懷，於是其情其愛刻骨銘心，上升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擁有，幾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動著你自己。美得哀婉。
這一種「緣」，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的當代，是差不多絕滅了。
情愛之於現代人，越來越變得接近於生意。而生意是這世界上每天每時每刻每處都在忙忙碌碌地做著的。更像股票，像期貨，像債券，像地攤兒交易，像拍賣行的拍賣，投機性，買賣性，速成性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司空見慣。而且，似乎也越來越等於情愛本身了。於是情愛中那一種動人的、感人的、美的、彷彿天意般的「緣」，也越來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為和撿錢搭子、小頭彩、一鍁挖到了金脈同一種造化的事情了。
現代人的愛情或曰情愛中，早已缺了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愛情不能承受之輕」了。或反過來說「愛情不能承受之重」。其愛其情摻人了太多太多的即兌功利，當然也沉甸甸起來了。
依順了現代的現實性，愛情或曰情愛的「緣」的美和「義」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現代人葉公好龍的憧憬了。
故自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從全世界的範圍看，除了為愛而棄王冠的溫莎公爵一例，無論戲劇中影視文學中，關於愛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風毛麟角。
愛這個字，在語言中，有時處於謂語的位置。有時處於主語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愛」就處在謂語的位置。「做愛」、「求愛」、「示愛」、「乞愛」，皆行為動詞也。
「做愛」乃天倫之樂。乃上帝賜與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權力。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為。那一時刻，尊卑貴賤，無有區分。行為本質，無有差別。很難說權大無限的國王，與他傾國傾城的王后，或總統與總統夫人的那一時刻，一定比一個年輕的強壯的農民，與他的年輕的健康的愛妻在他們的破屋土炕上發生的那一時刻更快活些。也許是一樣的。也許恰恰反過來。
「求愛」乃是一種手段，其目的為了婚姻，有時為了一次或幾次「做愛」的許可。傳統上是為了婚姻。在反傳統的男女們那兒，往往是為了做愛的許可。當然，那許可證，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簽發」的。無論為了婚姻之目的，還是為了一次或幾次「做愛」之目的，這個過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質的事了。
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為搶婚。「做愛」也可能是另外性質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為強好。
對於成年男女，「示愛」已帶有經驗性，已無多少美感可言，只不過是相互的試探罷了。以含蓄為得體，以不失分寸為原則。含蓄也體現著一種自重，只有極少數的男人會對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對方討厭。反過來，男人對女人也一樣。不管不顧，不達目的不罷休，一味兒的大獻殷勤，其實等於是一種糾纏，一種滋擾，一種侵犯。不要誤以為對方的冷淡反應是不明白，或是一種故作的姿態。這兩種情況當然也是有的。但為數實在極少。與其推測對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為什麼裝糊塗？與其懷疑對方故作姿態，莫如問問自己是否太一廂情願強求緣分？
在所有一切「愛」這個宇處於謂語位置的行為中，依我看來——「乞愛」是最劣等的行為。於男人是下賤，於女人是卑賤。
在愛這個宇的後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愛就處在主語的位置了。「愛意」是所有世間情意中最溫馨的一種。使人感覺到，那乃是對方在某一時某一地某一種情況下，所能給予自己的臨界極限的情意。再多給予一點點，就超越了極限。超越了極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為在極限上，所以具有著相當特殊的令我們深為感動的意昧兒和意義。
充滿「愛意」的目光，乃是從女人的極其善良的愛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誤將此當作和「愛」或和「愛情」有關的表達去理解，不是女人們的錯，是男人們的錯。據此進一步產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則就錯上加錯，大錯特錯了！
我最尊祟的人，正是一個充滿博愛之心的人。在這樣的人面前，我會羞慚得什麼話都不敢說了。我遇到過這樣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識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這樣的人，乃是「隱於市」的大隱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薩。
「愛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響力的。除非人拒絕它的影響，排斥它的影響，牴觸它的影響。
我們只要願意發現，就不難發現，並且不得不承認，往往是從最普通的某些人們身上，亦既尋常百姓中的某些人們身上，一再地閃耀出「愛心」的動人的光暈。在尋常百姓的階層裡，充滿「愛心」的故事，產生得比其它一切階層多得多。
「愛情」也如「愛心」一樣，普遍地存在於尋常百姓階層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識者最不能容忍我這一種觀點。他們必認為我指的根本不是「愛情」，只不過是「婚姻」。
而我固執地認為，對於百姓而言，「愛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愛情」。百姓是現實的。
當安娜墜人愛河以後，她毅然提出與自己的丈夫卡若林離婚。
不顧上流社會的譴責，毅然決定與渥倫斯基結婚。這時，「愛」在安娜心裡，上升為「愛情」了。她期待著他為他們的「愛情」負起「婚姻」的責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倫斯基並不打算真的負起什麼責任。他要的只不過就是「愛」，而且得到了。責任使他厭煩透頂，因而他們發生激烈的爭吵，因而絕望的安娜只有臥軌自殺……
渥倫斯基「愛」安娜是真的。
安娜對他的「愛情」也是真的。
悲劇是由二人所要求的東西在本質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責任感的「愛情」，它必然與「婚姻」連在一起，成為完整的要求。渥倫斯基僅要不附加任何責任前提的「愛」。他認為有愛已足夠了。連安娜為他們的「愛」而毅然離婚，在他看來都是愚矗的，不明智的。
一個現象是——某些大談「愛情」至上的男士們，其實本意要的僅僅是「愛」。
但另一個現象是——漸多起來的女人們，也開始為男人們預設圈套了。她們以自己為餌，釣男人們的錢財。
牛郎織女式的夫妻，在尋常百姓中一對兒一對兒的依然很多很多。他們的生活裡離不開生兒育女，離不開蘿蔔白菜，離不開吵架拌嘴，但也離不開責任感。責任感是他們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聖的相互承諾。誰主內，誰主外，大的開銷究竟誰說了算，小的花費誰有自主權，諸如此類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內容，在他們都是必須加以考慮的。但是據我看來，這些俗內容，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一對兒一對兒的夫妻恩愛著。
在沒有婚姻為載體的「愛情」中，到頭來，遍體鱗傷的幾乎註定了是女人。她們獲得過的某些歡樂、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終的悲傷抵消得一乾二淨。
在沒有婚禮為載體的「愛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婦」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間自然關係的角色。即或那些專以獵名流、傍權貴、傍「大款」為能事的女人，一旦覺得鞏固了「情婦」的地位，也還是要產生顛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對方妻子的野心的。這時的男人用他們「愛至上」那一套哄她們是根本沒用的。所謂哄得了一時，哄不了一輩子。結果男人大抵只有三個選擇——要麼離婚，承認自己「愛至上」那一套論調的破產，面對既又「愛」了，就還是免不了結婚「至上」的現實。要麼給她們以多多的錢財，多到她們終於滿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為止。要麼，被逼得走投無路，狗急跳牆，殺了她們，或反過來被她們所殺。
所以，據我想來，無論在外國還是在中國，「情人節」永遠不會是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日子。這是一個暖昧的灰色的日子。這世界上沒多少人會真正喜歡這個日子。真的處在正常的熱戀關係的男女，每一個日子都可以是他們的「情人節」。他們在那一天的擁抱和親吻，不見得比在別的日子更溫存更熱烈。而既是「情婦」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諱那一天的。
即使瞞天過海湊在一起了，各自心裡的感受和感想也會很苦澀。
我覺得，事實上，一個作家是很難與他或她的讀者「們」交往的。
我相信大多數的作家皆和我一樣，內心裡最真實的願望恰恰是擁有充分的獨處的時間。究竟能擁有多少這樣的時間，對作家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種時間居然被情願地或不情願地壓縮到了最少的程度，那麼在我看來是值得同情的。
試問在中國，在目前，卓絕的評論家大名阿誰？差不多夠個評論家的，我幾乎都讀過他們的文章，當場對面聽過他們的發言。他們中有我極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覺得誰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當代作家，沒誰招得起「卓越」二宇一樣。
評論和創作一樣，在我看首先是職業。職業者、「啖飯之道」。
從天性上，我喜歡靜。喜歡獨處。
獨處對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時光。
魯迅在他所處的時代，是一位受傷頗多的作家，所以才說那樣激烈的話。魯迅還說過——跟死神走那一天，「一個也不寬容」。魯迅的話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個人不得不「橫著站」內心裡那種感覺。
我基本上同意魯迅的話。
但僅限於相對魯迅而言。
過於追求虛榮而又毫無同情心的女人我不與之交往。
女人而毫無虛榮是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沒有的。
我不會主動與任何女人交往。
在中國，在現實中，有林黛玉那一種「自我中心」的缺點中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種「淡泊功利」的女人風毛麟角，我沒遇見過。
在都市裡，我認為也不太可能有了。
寶玉一向被中國文人們說成是「叛逆」的典型，實在是中國文人們的故意的誤導。寶玉身上，寄託著仕途失意的中國封建文人的「情結歸宿」。說穿了是，以小兒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贊著寶玉，骨子裡還是想當官的。若當不了官，最好寶玉似的，身邊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紅顏相陪著打發寂寞。寶玉的生活，是封建舊文人們「服官政」以前的嚮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後的美夢。
中國封建文人們的骨氣，大抵是當不成官以後的表現。之前便有的極少。寶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麼骨氣，只不過是自小在女人堆兒裡被寵壞了的「女氣」。寶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頹廢的典型。
男人們的心理上，不但有「戀母情緒」，還有「戀妹情結」。無妹可戀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結糾纏。男人疲憊了，就想變成孩子，於是從「戀母情結」那兒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覺稍好，就想充當「護花使者」，於是「戀妹情結」滿足男人的關懷心。曹氏之偉大，在於塑造了林黛玉這一男人們的尤其男文人們的「世紀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兒、寄人籬下、有才華、多愁善感、任性、愛耍小脾氣，但是本質不壞，高興或不高興時，談鋒永遠的機智尖酸卻又不失俏皮……這一切都極符合男人們措香伶玉的條件。曹氏偉大還偉大在，雖沒讀過弗洛伊德，卻也堪稱男人們的心理分析大師。
一部《紅樓夢》，栩栩如生，細緻人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寶玉、黛玉、寶釵。在我看來，寶鍍是正常的；黛五是病態的，體質上那樣，心理上其實也那樣。生理上的病根糠令人憐憫，心理上的陰幽幽令人反感。作為少女當予體恤，作為女人需要批評。這人兒身上體現出「病態美」，中國傳統文人們一向也喜歡這個。中國傳統文人們對女性的賞悅心理，其實一向同樣是有幾分病態的。
至於寶玉，太讓人膩歪了。他「腳踩兩隻船」的「愛情遊戲」，絲毫也無打動我處。我的兒子將來若有半點兒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調教過來。
這個卡耐基純粹是胡說八道。
公關小姐、交際秘書、庸官、直銷僱員以及一切專業上沒有出息的人，才會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時間和精力去搞人際關係。
每個人都應該具有這樣的能力——在學校，在單位，在社群，儘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別人討厭。依我看誰都不必刻意去獲得別人的喜歡，不令別人討厭也就足夠了。
一個人不可能也沒必要天天總在那兒按別人的好惡改變自己，還要做好另外的許多事。所以，達到起碼的修養就可以了。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活著的目的、意義和價值並不是做君子，面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不主張年輕人培養什麼「交際」能力。年紀輕輕的，時間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麼「際」？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點。得「一幫」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會」了。三五知己可也。
我只知世上有一種友情如陳釀——我珍重這一種友情。我對這—種友情的原則是——絕不利用了來將自己的困難強加於人。
商品化的人際關係，人還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權」。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可以不那樣。你不願別人那樣滋擾你，你可以遠避那樣的人。
商業時代並不能將它的功利目的強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細看，所謂人際關係的商品化，無不是人與人自願的。
而在政治時代人沒有絲毫的「自主權」。政治對人的強加帶有不可抗性。每一個人都無法置其度外。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已觸犯了政治。別人對你那樣，也有政治要求作為正當的理由。
在商業時代，人起碼擁有這樣一種自由——自我隔絕的自由。
自己將自己像猴子似的關在籠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無奈。
在政治時代，所有人都無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關在籠中的猴子。籠中只有政治一種關係。政治又在籠外進行著最嚴厲的監管。
自行地關在籠中(如果誰真的對商業時代不堪忍受的話)總比被別人關在籠中強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總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近年出國的大陸中國人，幾乎皆有學識和專長，個體素質相當高。所以拋卻了叢集生存的立足意識，追求實現個人目標的惟我機會。從正面說，個體的中國人在國外的競爭能力普遍強了，顯示出一種個體中國人的龍虎之氣；從反面說，同胞間的相互排斥、掣肘、傾軋，又總還是民族遺傳性的猴氣十足的劣相……
中國底層百姓之間，當年那一種互諒互怒是多麼可貴呢！
但這一種關係，似乎已由於他們當年的「二哥」成了一個寫小說的人，而在質量上有所檀變了。我猜測大小的到來，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來一樣有難事相求。並且估計到了可能是哪幾方面的事。
也許，正因為有難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樣的拘謹吧？同時想到，我除了說些體恤的話，肯定還是幫助不了什麼的。而這，才正是我內心裡多少有點兒難受的原因。
下崗失業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況下，我一個寫小說的人，再懇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麼作用呢？當時不過是自欺欺人地給二小帶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給趕集的人帶了一疊假鈔。
現實生活，使他們確信不疑著一個顛撲不破的邏輯，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繪個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難便會迎刃而解。
大小和二小，從小便是窮困老百姓家的孩子。四十多歲了，一個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質量，幾乎每一天都在中國水準的貧困線上浮動著，幾乎每一天都有沉淪在那貧困線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識，幾乎每一天都承受著那巨大可能的壓迫。一個至今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小家。甚至連一個起碼的棲身之所一張屬於自己的床也沒有。而且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而且從自己命運的明天，暫時還看不到什麼希望的曙光。像這城市裡的一個人人視而不見的孤魂似的。而城市本身，卻在日新月異著。另外的一些人們，卻在燈紅酒綠著，狂歌勁舞著，追奢逐糜著，一擲千金地高消費著——你難以否定他們也會受到強烈的誘惑。但他們不偷、不搶、不肯索性變成酒鬼和賭徒，不肯墮落為歹人惡人。對社會和時代也不心懷著深仇大恨似的。他們的靈魂裡，似乎有一種天生的，到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會喪失的，對墮落和犯罪的抵抗。在這一種抵抗過程中，他們有時真是表現得像戰士一樣頑強啊！他們的希望，正體現在他們抵抗墮落和犯罪的頑強之中。
有一個事實是，從八十年代至今，我們舉不出任何國產商品名牌是任何明星的功勞。而另一個事實是，我們也幾乎舉不出任何幾位私營企事業家，動輒一拋幾百萬請什麼明星做廣告。私營者，自己的錢也。自己的錢，一拋幾百萬值不值，誰都會暗捻手指算個一清二楚的。第三個事實是，恰恰是某些國有企業的「老闆」，慷慨極了，大方極了。爭相以高價紛請明星大做廣告的心勁兒，也足極了。
美國國家經濟資訊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做過一項實驗，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隻猴子同時作了一則商品廣告，結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過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
按說，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正在經濟困境裡掙扎。經濟效益好了的，即使無力援助同行業，也總可以給同行業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們僅僅從廣告意識和行為中，也眼睜睜地看到了令人深感憂患的不良傾向。贈別墅、送車、幾百萬一擲若輕的現象，真好像要撅起「比、學、趕、超」的「大躍進」！
猴於也罷，明星也罷，普通人也罷，電腦也罷——誰新穎，誰誠信，誰刨意好，誰對產品的說明和介紹比較清楚明白，我們就信誰的。
否則，我倒寧願受猴子做的廣告的影響。
那時我並不能明瞭，「改革開放」最終要呼喚來的乃是一個商業時代。我想我的許多同代人也不能明瞭。其實我們當時呼喚的不是未來，面是過去。是建國以後「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暫的中國夢的片斷。它在我們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種烏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當時代宣佈改變了以後，絕大多數人是隻能也隨著改變的。若時代變而入不變，那得有極其雄厚的資本和異乎尋常的資格。你如果企圖超脫於商業時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傳的產業足夠養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費祖業的方式，也必是商業時代的方式。你的消費傾向，也必受商業時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業時代的規則謀職謀薪，不管傷思想上以多麼激烈的姿態抵抗它，你實際上已經屈服於它了。
縱觀世界，非商業色彩的藝術和文學已屬鳳毛麟角。我不想宣告我一定加入風毛田角。因為我做不到，還因為我不認為只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清高如鄭板橋者，也是為自己的畫明碼標價過的。更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商業時代的小說家，靠稿費盡家庭經濟責任，而又能相對嚴肅地進行長久的創作，乃是很「誠實的勞動」之一種。比之不能這樣，而不得不向國家伸手討索，討索不到就牢騷滿腹怨天龍人強。
商業社會的特徵，的的確確乃是金錢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命運的特徵。它有時太令人厭惡。但細想想，又不見得比政治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的命運更不堪承受到哪兒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業化恰恰是成熟的商業時代的標誌。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預言，人其實只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不是，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至相等。而理相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被時代所甩棄的卻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中層甩得再頻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遊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牡，也彷彿不是一個作為人的資格起碼完備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她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當年中國在歸類學方面的經驗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們的先人曾說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話。建國以來的同胞發現自己並非面對那麼多種可選擇的職業。甚至縮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還綽綽有餘。小學教師無一例外地在課堂上講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種誇張的比喻……」而與此同時，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發達國家，現代人卻面臨著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密越來越豐富的選擇的猶豫和困惑。一個外國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變更過數種職業。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你若面對一個調動過工作的人，你則不禁地會對他刮目相視。因為那意味著他「很有門路」並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個「等閒之輩」。
中國之傳統經濟體制，以它的理論的概念化、教條化和與全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亦即世界市場化形成的背逆性，以它的實踐的簡單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當代經濟學家撓頂困惑。
除了農民，儘管每幾百個中國人裡只有一兩個在「中國式」的人的價值觀念的導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認為成功地走完了他們的一生，但是誰也不能夠反駁，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望著一位局長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車時，會認為那是最好的人生……
結果是目前我們的共和國已有三千四百餘萬行政人員。每年僅行政開支競高達約一千四百億元人民幣……如果玩具之對於兒童，僅只是一樣東西。那麼兒童的最經常最活躍的衝動，只能是佔有那一樣東西的衝動。如果在兒童中號召起類似「革命」的大行為，那麼他們首先認定的「革命」物件當然只能是佔有著那一樣東西的童伴。
如果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佔有權之間架設橋樑，那麼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
無論任何人，當其作為人具有典型性的時候，歸根結底，意味其「竊取」了時代的典型特徵。乞乞科夫是沙俄時代農奴制產生的怪種。愛迪生是美國資本主義科技童年時代的兒子。雅科卡則是當代西方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的驕予。所以雅科卡才會說：「都是這個國家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而伊索的不幸恰拾在於，時代不曾給予他渴望的自由……
我們稍對時代加以研究，便會發現時代原來具有這樣的稟性——它一向只欣賞兩類人——甘願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違逆它的願望並且最終成為它的挑戰者的人。它因欣賞前者而獎賞他們，它獎賞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更符合它的要求，對它的圈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對質者照例是不予獎賞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懲劍懸其頭上。它欣賞他們大抵在它確感需要他們的時候。亦即我們叫作「轉折」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們的叛逆和挑戰的勇氣及其精神，是促它嬗變的催化劑和促它「轉折」的推動力。正如蛇有時需將身體夾在樹叉之間完成它的蛻皮一樣。沒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桃戰者，一個時代是不能從它的舊的軀殼之中擺脫出來同時獲得新生的。為此它才慷慨地獎賞他們。這種獎賞往往是一次性的，是無比豐厚的。其後它不再賜惠於他們，因為它已經獎賞給了他們對人而言至關重要的千載難逢的時機，而且一併加上了明天。事實也正如此，那些在時代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時機，並且由此獲得到了成功的人，成功將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續性，因為他們乃是和一個新時代同時誕生的，而一個新時代的壽數，通常是按世紀來計算的。新時代需要它的推動者陸伴同行。至於那些曾被它欣賞過、青睬過甚至恩寵過的人們。或者被它留在舊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轉折」的時候，分擔它的痛苦並和它一起擅變。它最不欣賞的也許是那樣一些人們——在昨天裡既不曾被它當作過典範而重視，今天對它的「轉折」又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裡不暗示給他們任何機會，它也不在明天裡留給他們什麼。它對他們無轍亦無奈，正如他們對它也是那樣……匪今斯今，恆古如茲！
我們傳統的社會的綜合教育，幾乎可說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現」、「自我證明」意識為己任的。溯望遠久的中國歷史鏈，可發現這一點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說些「自薦者不明」之類的話，意謂誰「自我表現」了，就不可敬也不聰明了。《禮記·中庸》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徽，故君於慎其獨也。」意謂在最細小的事情方面，在獨處無人的時候，也要行為規不越矩。做到怎樣才算典範呢？——「天蓋高，不敢不踞；地蓋厚，不敢不趨。」意謂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個楷模人物站著不敢不彎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個希望獲得別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緩行。而老子則乾脆沾沾自喜地說「吾有三寶」——「三口不敢為天下先」。
於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們這一代人惟一普遍獲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氣牡地表現自己證明自己的機會。其表現方式是演習「革命」。其證明內容是「無限忠於」。其理論基礎是「造反有理」。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釋放大宣洩。它耗掉了作為每一個單獨的人來說，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進行儲備的那一種「自我表現」的激情。同時嚴重挫傷了整整一代人將這一種激情化為自我實現的衝動，此後十年內他們只能聽憑時代的擺佈。
一個國家，尤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若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社會成員的職業分工應是這樣的——每—千人中，最多有十個官員就夠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專家又是官員的人。應有二百名左右國家重點企業的工人。應有三百名左右非國家性質的中小企業的工人。應有四百名左右依靠個體職業能夠豐衣足食的人。其他屬於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
今天的中國人畢竟都恢復了尋找時機的本能，但時機註定不屬於以下兩種人：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時代像寵愛自己的阿姨一樣，將自己輕輕抱起來，讓自己騎在時代的頸上招搖過商……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以什麼聽來正當的名義，將原先和自己一樣，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樣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啊，我的兄弟姐妹，我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種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二種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對於犯了過失罪的人，與那些流氓歹徒、殺人犯、強xx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而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汙、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而我常想，留給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過分濃重地溫情化了呢？也許只不過就是一些誰都經歷過的片片斷斷的彷彿小貓小狗間的友愛，被我這個小說家未免太理想化太詩化了。然而我又是那麼的不願輕論留繪我的這一截。因為我總感覺到我必須為自己儲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詩化了的東西。現實已不怎麼可能向我提供這些東西。我只能從過去找到，並倍加看重。我設法兒不以仁義對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這仁義萬不可延伸人第三個階段。否則，我自己也將走向反面了。那麼所謂仁義也就該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時走向它的反面了……
他家的馬桶是幾萬元的那一種。用電控程式的。有烘乾功能的。我想不通人為什麼非需要那麼昂貴的馬桶。也想不通廠家有什麼必要生產那麼複雜的馬桶。現在的中國人，雖然開始重視貧富貴賤之分了，但排便畢竟對誰都只不過是排便，無論多麼講究也夠不上是儀式啊。就算真的講究到接近儀式的地步，麻煩的還不是自己嗎？……
是的，我認為，輪到我們這一代人犯錯誤——不，是輪到我們這一代人接二連三地犯罪了。
某類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條件和犯的資格。不是誰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貪汙、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之類。
今天，在我的大批同代人面臨「下崗」和第二次失業的嚴峻人生考驗的同時，時代也出於需要，將我們中的極少數人推上了官位。
我回答他——他的話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我說首先他應該明白，非是知青這一代人開始躋身中國的權力階層了，乃是中國的中年人開始這樣了。而這一般是時代的規律。古往今來，中老接替，歷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掃描國外的社會格局，權力階層的平均年齡，大約比中國還要小十歲。時代迅進，事物更新，整個世界的權力階層，正是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負，來日方長，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悶。其次，由於他自己也在權力階層，終日所見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疊疊，故才生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倔張。但是，只消十餘年後，使他備感最直接壓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頂頭上司們，將整代的屈身而退，盡數隨著某頁歷史翻過，曠出大片空白。那時他只不過四十多歲，龍中虎中，大顯作為，充分證明自己的才幹和能力就是了。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頂頭上司們明攀暗比，那是很沒志氣，也很沒出息的。他們不過是時代所臨時物色的一批過渡者。他們的優勢是人生經歷，他們的劣勢是知識結構。他們從人生經歷中總結出人生的經驗，這是後天所得。而知識結構的普遍落伍，卻是先天的嚴重缺憾。人生的經驗人人都可以從自己的人生中總結。有了這一種經驗的益處是，善於較自如地行使權力，也善於較圓熟地服從權力。知識結構卻只能從知識中搭建，它比人生經驗是更來之不易的。
請你以後不要再當著我的面動輒便你們「知青這一代」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這一代總體上目前仍是中國最值得同情相待的人。
中國近千萬「下崗」失業的人中，他們佔十之六七。這才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一批科長處長，一些副局級局級幹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實少到沒有什麼代表性可盲……
權錢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難始於一而止於一。
商業時代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階段，乃是利益二宇最為亢奮的「發情期」。就好比十六七的花季是人必經的青春躁動期。這一階段，金錢發出更加騷態的荷爾蒙氣味兒。每一項強制商業納入規範法的出臺，都預示著要鑽時代的空子更難了，人對金錢的貪婪目的之實際更不容易了。受到這一種預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係，是開展得更加頻繁，建立得更加純粹，交換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從上至下，從下至上，周密地控制著這一個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黨中如果出了一個壞幹部，我們可以叫做「棍」，叫做「惡吏」。如果出了一批，我們可以叫做「幫」，叫做「官僚勢力」或「腐敗勢力」。即使構成了勢力，也還是可以看成是「一小撮」。
然而，這「一小撮」如果抗瀣一氣，狐假虎威、由於什麼利益攻守同盟，親若一丘之貉，並且從上至下，從下至上控制了一方政權。比如一個村的，一個鄉的，一個縣的，一個市的，一個地區的，那麼，一方政權的性質其實就演變了。或者發生了徹底演變的危險。「公僕」們一旦為所欲為，嘴臉也就和當年的「黃世仁」無二了。「主人」們倘偏不馴，下場也就都跟「楊白勞」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把以江青為首的四條「黨棍」叫做「四人幫」，而且進一步指出「你們搞‘四人幫’不得人心呢！」
現在，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官幫」、「吏幫」，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再多則幾十人，上百人。有的已被揭發，受到了法辦，有的尚未被揭發，仍遣遙法外。
稍加分析便可明白，這樣一些權力「幫」那樣一些權力「幫」的形成，歸根到底是由於利益關係所決定的。
故我以為，反腐倡廉，首先要從高階幹部以身作則做起。大官大吏，起碼要時刻告誡自己，萬勿因為錢財，而輕易就上貪官汙吏的賊船。那賊船是上得下不得的。因為一旦上去了，就只能與貪官汙吏們同舟共濟了。他們的尾巴一旦被揪住，就跟揪佐了你的尾巴一樣。你不說情，不庇護，不解救，那是不行的……
民心可欺，民心不可辱。他們看在眼裡，心中是自有一杆秤的。
貧窮的經歷只有對人有以上的「教化」意義，它才算是一筆「財富」。否則，貧窮只能是罪惡。而且幾乎只能滋生罪惡。
「政治是非凡的痛苦」這一句話，又如一條潛在水底的怪魚，由於記憶的死搪受到劇烈的攪動，大張著可怕的嘴，吐著一串串混濁的水泡，(疒參)人地浮出水面了。
我又由「政治是非凡的痛苦」這句話，聯想到劉少奇。堂堂國家主席，最後竟是被綁在一處神秘的土監中的一隻條凳上苟活了許多日子。連用自己的真實名字死去的起碼權利都被剝奪了……
當然，還聯想到了彭德懷、賀龍，被摔斷過一條腿的羅瑞聊，以及許許多多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物的可悲下場……
聯想到了前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大清洗。
聯想到了美國曆史上被刺殺的兩位總統——林肯和肯尼迪。
的的確確，在人類歷史演進的湍湍長河中，「政治」二字常伴有血腥之氣。依我看來，其對人類的負面危害，是大於「戰爭」二字的。因為說到底，戰爭亦即「政治」的一種特殊手段。
只不過，不知為什麼，在一個時期內，中國大談特談「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太多太久了，談「改革開放」的最終原則太少太不夠了。
談方法多了，談目的少了，方法就容易給人某種錯覺，彷彿已經實際上成了目的本身。真正的目的，也就難以被深人人心地相信。當人們開始懷疑目的之時，方法的說服力也就隨之喪失。
我認為，所謂「後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就是一種思想上更為現實的，克服「烏托邦」傾向，但對社會進步又仍抱有理想追求，不滿足於現狀，尤其不向現實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妥協的思想者。
一個國家在其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完全採取肆水自流的態度是不可取的，還是要多多少少注人一些理想的目標成分為好。而那理想的目標成分，說到底，又幾乎可概括為一條——從廣大民眾的利益出發。
我這樣的一個寫小說的人，與某些政府官員之間，倘論友誼，那友誼也更是從前的某種特殊感情的延續。能延續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這一種友誼在現實之中的基礎，其實是較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視。
妹妹，為了過好一種小百姓的生活而永遠地打起精神來！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夠得到的生活。正是這一種生活才是屬於我們的。
一個時代的發展，體現於一座城市，往往是明顯的。五六年內，多了幾片樓區，幾座立交橋，幾瞳摩天大廈，人們就都會承認，發展了，變化了。但體現於小百姓的實際生活方面，則往往就不那麼明顯了。非與自己十年二十年前乃至父輩們的生活狀況相比，是不大容易被自己承認的。
面臨困難尤要保持樂觀。重要的是，將我們的生活的追求標準，定位在小百姓這一廣大的階級層面上，即或眼前面臨失業的窘況，也要較樂觀較有信心地去為實現自己小百姓的小康日子孜孜奮鬥。
雜文好比是文人自己選擇了並且穿上的一件鬥牛士才穿的服裝，而散文卻好比永不過時的休閒裝。
我認為今天原本應該是一個雜文活躍的時代。而明擺著的道理，今天又根本不可能是一個雜文活躍的時代。一言以蔽之，雜文首先是寫它的人，用它對社會各方面現象發表的一種「意見」。在諸文體中，雜文最像公開的「意見書」。而且往往是尖銳，甚至尖刻的那一類「意見書」。即或幽默，那幽默也常屬黑的、冷的、辣的。所以在「原本應該」和「根本不可能」之間，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發現許多報上的雜文越來越少。雜文顯然是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了。先是不討眼睛長了鉤子似的監察報紙的某些人們的喜歡，自然的也就不討編報的人們喜歡了。或者他們只能心裡暗暗喜歡，原則上卻要敬而遠之的。
雜文的作者，由於所觀察的往往是社會的醜陋現象，由於常將雜文當了「巴首」和「投槍」，便又往往的會變成所謂憤世嫉俗之人。
這樣的人，現在是越來越「不合時宜」了。「不合時宜」便孤獨。孤獨而仍要取一種「鬥士」的姿態，便不免的常會心生出諸多悲慨來。而悲慨久之，是傷主智的。每每被譏為當代「唐·吉河德」時，那悲慨便尤甚，會直蝕進靈魂裡去的。
在中國當代史上，毛澤東的偉人地位永遠不可動搖。繼孫中山之後，無人可與相提並論。進言之，在中國五千餘年的文明史上，毛澤東這個名字，使歷代帝王將相以及歷代傑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攝政權威超越於一切中國帝王；他的軍事謀略堪稱中國的另一部《孫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二十年後的今天，仍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頭腦，尤其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著先人為主的，同時又依賴難捨的影響。
偉人既逝，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漸成「歷史人物」。偉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歷史化了，也就沒有了現實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一概起碼的「公民權」可言，往往被當作了「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譜」。
歷史的「頭腦」所記住的，永遠是有缺點的，包括有汙點和劣點的偉人和名人，而將「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對歷史而言，人最大的「缺點」是普通。
對普通人而言，偉人和名人最大的「缺點」是不「完美」。
但在歷史的專門詞典裡，從來不收入「完美」這一詞條。
作為共和國同齡人的我，多麼希望中國能出現一部關於毛澤東的，其認識價值如美國的麥克阿瑟晚年所著的關於「越戰」問題的權威性的書啊！
我認為我的希望，也代表著許多中國人，尤其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同時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內，希望只能是希望。
一箇中國人，哪怕將「毛澤東現象」思考明白了一點點，對於中國之事，或許也就會看得稍微清楚了幾分吧。
現在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並不標榜自己是什麼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確地說，馬克思本人並不是「暴力革命」的積極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並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發生的社會學者。
毛澤東是馬克思學說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虜誠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堅定的實踐者之一。
現在，有些中國共產黨入迷憫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最基本的觀點上似乎錯。因為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榮昌盛了起來。
其實馬克思主義恰儈在這一點上並沒有錯。因為馬克思的預見的前提是——如果資本主義並不能尋找到緩解階級矛盾的有效方式，那麼它將有可能被無產階級紛紛興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資本主義尋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十高速發展的經濟。
錯了的是某些中國共產黨人自己。
階級鬥爭對歷史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階級鬥爭也會對歷史產生巨大的破壞性和摧毀性。否則我們將無法解釋——為什麼恰恰在沒有激烈的階級鬥爭發生的歷史年代裡，人類的生產力和文明更得以大踏步地邁進？毛澤東是帶著「革命精神」的「興趣」去研究中國歷史的。他一生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都沒有擺脫那一種「興趣」。更不曾超越過那一種「興趣」。越到晚年，那一種「興趣」在他身上體現得越強烈，越偏執。
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毛澤東是在他的革命同志中最具有演說天才，也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個現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舉凡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領袖，大抵同時又是「革命理論家」。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自不必說，鐵托也是。
毛澤東是中國近代歷史以來領袖十「革命理論家」之惟一一人。面且，在他活著的時候，是「十」得最嚴絲合縫的一人。
國外一項經濟政策或生產法令的出臺，每每數百萬字的調查研究為依據，每每經歷幾十次論證。「革命」的方式，尤其中國農民革命的方式，是根本不應該允許用來操作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務的。而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其間農民「革命」式的，大哄大嗡的現象不勝列舉。
毛澤東的時代，除了他自己的革命哲學思想「一花獨放」，中國再沒了別的任何一類哲學。當然也沒了任何意義上的哲學爭鳴。從事哲學之學者、教授，或成了「闌而無用」之人，或成了「思想改造」的長期物件。大學裡，就只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了。好比文學系只允許講一種文學理論——「樣板戲」創作的「三突出」原則。
我們只要重新認真讀一下毛澤東那些關於民主的論述和講話，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主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似乎主要是一種好的工作作風，一種團結大多數人的寶貴經驗，一種保障和鼓勵大多數人充分發表意見的傳統。
在毛澤東關於民主的一切論述和講話中，他一再強調，民主是相對於集中而言的。在民主與集中之間，毛澤東思想上最終捍衛的是集中。
集中是權威功能的充分體現。
而民主的特殊使命，是對個人權威的合法限制。
不受合法限制的個人權威，幾乎不可能不演變成「絕對權威」。
「絕對權威」即帝王權威。或約等於帝王權威。
它是與「共和」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的。
據未德女兒未敏的回憶文章中寫到——朱德作為全軍總司令理所當然地被授予「十元帥」中的「首帥」軍銜之後，回到家中顯得特別愉快、興奮和激動。
是毛澤東親自授銜於他的。
又據有關回憶文章介紹——毛澤東在整個授銜過程中，臉上一次也沒露出過往親切和藹的微笑。表情顯得有些不同尋常的嚴肅。毛澤東回到任處後，曾獨自陷人很久的沉思……
毛澤東當時頭腦中想了些什麼呢？除了毛澤東本人，沒有任何人能告訴我們這一點。
在那一次廬山會議上，大獲全勝的毛澤東的威望，究竟是提高了呢？還是降低了呢？回答是肯定的——降低了。
因為權威和威望是不一樣的。
權威是威攝力。
威望是綜合魅力。包括權威，但遠比權威內容豐富。
一個人的威望中如果僅剩下了權威在分明地突出著，那麼他也就沒什麼魅力了。
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在廬山顯示了他的權威潛力的強大性，但卻是以損害自己的威望為代價的。
當年已六十六歲的毛澤東卻未必願意這麼想。他的最不可原諒的錯誤其實並不是「反右」和「大躍進」，而是他在六十六歲的年齡，仍那麼不可置信地依戀他曾擁有過的，經歷了無數次考驗的，使他成為唱遍全中國的「大救星」式的個人權威。
每當思考毛澤東，便想到他那輝煌的五大本思想著作。以後的世紀裡，不太可能產生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了。因為，一個現象已無可爭議，政治家與思想理論家越來越是對社會作用不盡相同的兩類人了。毛澤東的著作中，仍有相當不少的部分，包含著當代政治家們治國的經驗。今天，即使僅僅從「文章欣賞」出發，毛澤東的著作仍有極大可讀性……
毛澤東的的確確具有偉大性。
公正而論，美國是支援過中國的抗日戰爭的。而且，這種支援在當時對於中國相當重要。
公正面論，美國的武器援助(不僅限於武器，還有軍事專家和空軍戰鬥隊)，當然不可能直接送到「紅軍」手中。一則美國當時的議會不會通過那樣的做法。那樣的做法違反國際軍事援助的慣例。
它只能以國對國的方式實行。
至於蔣介石用了那些武器來剿滅「紅軍」，完全是蔣介石的罪責，不是美國的罪責。
公正而論，當時羅斯福總統執政的美國，並無製造中國內戰的動機。他所批准的軍事援助，目的乃在於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
公正面論，當時的毛澤東作為「紅軍」的領袖，對於以上諸點，是有著正確認識的。這種認識，包括對於美國的理解。
顯然，毛澤東並未因自己是「共產黨」的領袖，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便一定要反美，堅決要反美。
顯然，毛澤東是願意和美國對話，願意自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同美國保持正常的，甚至良好的國際關係的。
顯然，毛澤東認為自己與羅斯福那樣的美國總統之間，或者反過來說，認為像羅斯福那樣的美國總統與自己之間，是絕對不至於成為剪不兩立的國際政敵的。
顯然，毛澤東的開始反美和後來的反美到底，是美國一步步緊逼緊迫的。
反美不是毛澤東的過錯。
是美國自己的過錯。
如果不是美國政府當年對華政策的一意孤行勢不兩立，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也許會不顧蘇聯的干涉和反對，主動與美國保持外交接觸的。
是美國政府當年使毛澤東頭腦中對它所抱的種種期望徹底源滅和打消了。
是美國政府一步步逼迫毛澤東成了一九四九年後最堅決的反美政治家。
「抗美援朝」既不但是「見義勇為」，也是唇亡齒寒情況之下被逼的。
今天之中國人，大可不必對此反思什麼。
值得深刻反思的，同樣仍是美國。
當中國人坐在電影院內，從新聞記錄片中看到赫魯曉夫與尼克松相互擁抱的鏡頭，心理是極其複雜的。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曾如此想過——我們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麼的孤立無援啊！於是毛澤東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號。
於是毛澤東向全世界發出呼籲：「亞非拉美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被迫的「反帝」，已然使中國和中國人民不得不面對美國這樣強盛的敵人擺出「一決雌雄」的姿態了，附加了「反修」的國際使命以後，中國及中國人民簡直等於左右受敵背水一戰了。
亞非拉美某些國家當然是願意與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但他們首先向中國伸出雙手要求援助。
中國及中國人民，不得不在物質十分匱乏的年代裡，勒緊腰帶，過省吃儉用到極點的生活，履行援助的義務。
此時的毛澤東，內心裡未必就半點兒沒有敵我懸殊，勢單力薄之感。
但是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的領袖，又必須在全世介面前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他是中國惟一必須如此的人。
他是中國惟一沒有理由沒有權力動搖信念的人。
因為他已經在充當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精神之父了。
因為他已經被亞非拉美不少國家和它們的人民尊祟為世界上立場最堅定不移的偉大的「反美鬥士」了。
中國人今天可以從多方面指摘毛澤東，但卻應該衷心感激他當年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肩負世界性壓力而堅挺不屈這一點。
中國有句話——「解鈴還須繫鈴人。」
中美關係的兇鈴，是美國繫上的。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使那鈴兇響不斷；尼克松解鬆了系那「鈴」的繩釦。他的名字中的那個「松」宇，似乎意昧著是中美關係中的吉字。
他是主動來叩中國大門的第一位美國總統。無論他被評價為一位怎樣的總統，他對緩和中美關係的作用是巨大的。
蘇共對毛澤東思想中「階級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的理論的批評是對的。
他們對中美關係中毛澤東那種極端強硬的彷彿一萬年也不改變的理論的批評也是對的。
但這種批評似乎應該同時針對美國才公正。因為在中美關係中，在當年，首先是美國拒絕與中國「和平共處」。
中國人中，尤其中國共產黨中，有一種看法目前依然存在——那就是認為蘇聯的解體，完全是由於當年開始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滑得太遠了。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看法。因為首先，指斥蘇聯當年為「修正主義」，已經被證明是思想理論上的簡單化和庸俗化；其次，蘇聯的解體是三十年以後的事，直接導因非是「極端民主化」，而是一次武力扣押總統的政變；不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麗是民族矛盾趁政變後的無政府主義狀態集結勢力的結果。那政變恰恰是由認為自己最「布林什維克」的人們乾的。
在毛澤東的青年時期，一切從鄉村走出來的小知識分子，如果其頭腦中「危世救國」的思想真的很強烈，那麼頭腦中同時必然樹立著某些大文人的榜樣。因為中國的幾乎一切「危世救國」的理論，蓋總結於文人的思想。
中國曆代文人，從古自青年毛澤東的時代，蓋有「傲」與「憂」兩類。「傲」類的文人們，一向備受中國青年文人和青年知識分子所尊崇。因為真優必得投出心去。多數的他們其實做不到。「傲」則不費什麼事兒，對時代對社會對他人，既可為姿態上的矛，亦可做心理上的盾。而且，可形可狀。
儘管毛澤東本人欣賞李白式的文人，或擴言之曰知識分子，但是在毛澤東成為中國人的偉大領袖以後，李白式的、傲氣在骨的大小文人大小知識分子，便幾乎沒了生存的權力。因為在毛的時代，「傲骨」幾乎就意味著「反骨」。
在中國，由於當年政治體制的先天缺陷，領袖即使非是毛澤東，是別的任何人，也將必歷同樣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