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工友終於又來了，他說街上已戒嚴，但夜市未收，士兵們在趕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亂，所以他沒有受到盤問。毛澤東有點不耐煩地問道，陳延年同志呢，見到沒有？工友說，他在文德樓附近看見他帶著他的秘書，據秘書說，是往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宿舍。於是毛澤東不再多問那愛嘮叨的工友，揮手叫他回去睡覺，對我說，他要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宿舍去。我說：「路上已戒嚴，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澤東點頭。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離毛澤東的寓所不過一箭之遙，路上沒有碰到戒嚴的崗哨。但到軍事顧問團宿舍時，卻見士兵甚多，簡直把宿舍包圍起來了。毛澤東和我走到宿舍大門前就有兩個士兵上前盤問。毛澤東坦然答道：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又指著我說，「這是我的秘書。"士兵聽說是中央委員，就陪笑道：請進去。我們進了大門，是個傳達室，毛澤東叫我留在傳達室，獨自進裡邊的會議室。我在傳達室先聽得講話的聲音，象是毛澤東的。後來是多人講話的聲音，最後是高聲爭吵，其中有毛澤東的聲音。又過一會兒，毛澤東出來了，滿臉怒容。我們回到家中坐定，毛澤東臉色平靜了。我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回答：據陳延年說，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還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關在一間屋子裡，揚言第一軍中不要共產黨員。據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季山嘉說：蔣介石還要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團。我有點驚異，問：那怎麼辦呢？毛澤東回答：這幾天我都在思考。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夥，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我對陳延年和季山嘉說，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目前就廣州一隅而言，蔣介石的武力佔優勢，他有王柏齡一個師的兵力，再加上吳鐵城手下的武裝警察，就有一個師和一個營了。然而就兩廣而言，蔣介石這點兵力就居於劣勢。第一軍計程車兵和中下級軍官都是要革命的，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軍就會反對他。況且，第二軍譚延闓，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李濟深，第五軍李福林，都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濟深與蔣還有宿怨。二大以後的新中央執委會，又升蔣介石為軍事總監，平空在各軍之上又來一個人管制他們，他們更加不服氣？。因此，我們可以爭取他們，至少可以使他們中立。我對陳延年他們說，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後，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犯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毛澤東一篇講完，我就問結果如何？他嘆口氣說：陳延年先是站在我一邊，可是，以季山嘉為首的蘇聯軍事代表團卻反對。他們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問題，認為真要打仗，肇慶一地的財力要支付一個獨立團的費用，必然不夠；而廣州的稅收比肇慶多十倍。即使其他各軍都袖手旁觀，蔣介石有一個師的兵力加上吳鐵城的武裝警察，對付獨立團就綽綽有餘。況且獨立團只有手頭的彈藥，無法補充，而蔣介石剛收到蘇聯運來的大批彈藥。就這點而言，獨立團不能堅持到一個星期。季山嘉這樣一反對，陳延年也猶豫起來。我再三跟他們辯論，沒有效果，最後決定請示黨中央。我又問：您料想結果如何？毛澤東思索一會兒說：這要看中央的決策如何，如決定對蔣讓步，最好的結果大概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點不在此，在於蔣介石從此更加趾高氣揚，在於國民黨右派會加強活動，對我們挑釁。

此時快近午夜十二時半，毛澤東說：睡覺去罷。就上樓去了。我在床上卻輾轉不能熟睡，但聽不到槍聲，料想沒事，也就睡著了。

第二天我醒來，已經日上三竿，街上已解嚴。毛澤東早已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去了。我到宣傳部辦了些雜事，看過幾封不緊要的檔案。宣傳部裡的同人都不知道昨夜發生了什麼事。我到陳延年的辦公地點，才知道蔣介石派兵包圍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以外，還派兵包圍了汪精衛住宅。蔣的部下對兵士說：共產黨要造反，派兵去，是保護蘇聯顧問和國民政府主席。陳延年又說：蔣介石也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並收繳了糾察隊的槍枝彈藥。過了兩天，我又見到陳延年，我問：事情如何結束？陳延年回答：中央來了回電，要我們忍讓，要繼續團結蔣介石準備北伐。我們已經同意撤回了第一軍中的所有黨員。但蔣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這不是中國黨內的事，讓蔣介石自己向莫斯科辦交涉。陳延年又對我說：「剛收到上海來電，要你回去，張秋人則從上海來，兩三天內準到。"

我在晚上，對毛澤東說起這些事。毛澤東說：「看來汪精衛要下臺了，我這代理宣傳部長也不用再代理了。張秋人，你認識他麼？"我回答：認識，也是浙江人。毛澤東點頭說：「張秋人本來要到宣傳部工作的，現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編《政治週報》罷。你且等張秋人來了再回上海。"

在張秋人到的前兩天，孔令俊突然來找我，他也是從上海坐船來的。原來令俊上海大學尚未畢業，德沚認為上大中文系畢業沒有什麼意思，不如給他找個職業，又料道廣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沒有告訴我，就叫令俊來了。我那時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傳部當個小職員，同時告訴了毛澤東同志。

兩天以後，張秋人來了，也住在毛澤東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鋪上。我向張秋人交代了有關《政治週報》的存稿等等，算是辦好了交代。於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條"醒獅」輪船，定的官艙，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開航。在這兩三天內，我總算有工夫觀賞了一下廣州的名勝古蹟。我又乘鄧演達的小汽艇同鄧到黃起軍校看望了惲代英，又乘原艇和鄧演達同回廣州。

此時早知道包圍汪精衛住宅的兵已經撤回，汪精衛卻稱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衛。在樓下一進大門，就有個男子攔住我，用廣東話說了一大串。我不耐煩與他糾纏，就拿出名片來，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樓去了。一會兒，就下來請我上樓。我上樓後，看見陳璧君正在指揮兩個女僕整理物件，轉臉對我說，汪先生住在裡邊一間。汪精衛看見我很高興。當我說要回上海時，他苦笑一下說：「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我們的事業沒有完。我們後會有期。"

醒獅輪開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說：「上海《民國日報》早為右派所把持，這裡的國民黨中央在上海沒有喉舌，你到上海後趕緊設法辦個黨報，有了眉目就來信給我罷！"我答應努力去辦。卻又問他：還管宣傳部的事麼？毛澤東說：「他們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挽留我再管幾天，再說，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長以後經手的事情，作個書面報告，作個交待。"

我已經上了船，中央黨部的書記長共產黨員劉芬匆匆找上船來，把一個紙包交給我，輕聲說：這是檔案，帶回上海交給黨中央。

輪船開航的時候，我站在甲板上，遙望江天，心中感慨萬端。

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船靠碼頭後，我下船坐上人力車，急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我進了大門，就有個陌生的男子攔住我，問我是誰，有什麼事，我拿出名片給他。他上樓去了一會兒，下來請我上樓。我進了那個會議室，但見滿屋煙霧（吸菸的人多，又不開窗），聽得彭述之的聲音在說：「都是季山嘉把蔣迫成……"彭述之看見進來的是我，也就截住話頭。我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處，取出劉芬託帶的檔案交給陳獨秀，我便了樓回家去了。

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實現毛澤東囑咐的在上海辦一個國民黨中執委領導下的黨報。我把此事對陳獨秀說了，陳獨秀說《中華新報》正想停刊，不妨去了解一下。我找到《中華新報》的人，知道印報機器及其他裝置出盤價錢是三千六百元。我看了機器，很小，每日印報三千至四千份。但想到廣州的國民政府財政困難，目下只能頂盤《中華新報》的小小裝置，在上海先辦起來再謀擴充套件。我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名函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三千六百元可以頂盤《中華新報》的機器及其他裝置，但開辦費估計需要三千八百元，開辦後每月經常經費估計為四千六百元。至於總經理，擬定為張廷灝，總主筆擬請柳亞子擔任，我為其副手，並推薦侯紹裘、楊賢江、顧谷宜為編輯委員。

這封公函去後，不久就收到毛澤東簽發的宣傳部覆信。這時我才知道毛澤東雖然忙於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籌備工作，仍代國民黨支撐宣傳部的局面。覆信加一個張靜江為正經理，張廷灝為副經理，把我所擬總主筆名稱改為正主筆，餘俱照準。但謂開辦費（連頂盤《中華新報》機器等費用在內）七千四百元，可由宣傳部陸續支付，每月經費照原定四千元樽節開支。

我接到這封覆信的時候，正因法租界工部局對我們申請立案的呈文遲遲不批覆，因此，跟《中華新報》並不說死，況且錢也還沒匯來。一兩天後，法租界當局的批示下來了：不準。因此，擬名為《國民日報》的上海黨報，就此告吹。我據此函告中宣部（此時顧孟餘已為中宣部長），謂編輯部正主筆柳亞子，副刊主編孫伏園曾為此事開過幾次會，計劃此報和副刊的內容，並擬寫了報紙和副刊的發刊詞，似應略有報酬。

不久中宣部來信，謂應給柳亞子一百元，孫伏園六十元，也給我八十元，此項費用可由宣傳部之上海交通局支付。平時我正代理交通局長，原局長是惲代英。

在我回到上海後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開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代表大會。四月三日的會到八十一人，楊賢江為主度，我在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我舉出此次大會的特點有七。一、廣東革命空氣之強烈，使不革命者受其影響而轉向革命；二、此次派往廣州出席的代表都是國民黨改組以後各省努力革命的同志，帶來了改組後兩年奮鬥的經驗；三、此次大會宣言對世界各國民族運動之觀察及分析，異常明確，並確認中國國民革命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四、大會對於革命之敵人，即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買辦階級、土豪等，認識極為清楚；五、聯合各階級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但認為聯合戰線中之主力軍應為工農階級，故發展工運、農運實為當前最重要之任務；六、嚴申紀律，使參預西山會議之黨員皆受紀律制裁，此已見大會決議案；七、注意各地的黨務發展，並對環龍路四十四號之偽代表大會加以觀察和批判。

接著我又收到編輯國民運動叢書的通知，這也是毛澤東未曾交卸代理宣傳部長時計劃的。通知中任命我為駐滬編纂幹事。這部叢書是為對外宣傳、對內教育訓練及介紹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用的。叢書是小冊子，計劃每冊至多一萬二三千字，至少八千字。列為叢書第一輯的，有《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論》，汪精衛著，已有；《中國近百年史略》，此書應注意外交之失敗及民族思想之發展；《十九世紀歐洲之政治問題》；《產業革命》；《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封建社會》；《婦女解放運動小史》（或據德國共產黨人培培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編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革命》（此為美國文學家傑克·倫敦所著之短起小說）；《俄羅斯社會革命小史》；《法國大革命之意義》；《世界之農民運動》（一）（總名雖為世界，實在分國別，每冊一國）；《二七運動始末記》。

第二輯書目為：《中國國民黨之使命》；《世界大戰後之初十年》；《社會主義與宗教》；《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自中古自由市民到產業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土耳其國民革命》；《蘇維埃制度》；《蘇聯之外交》（編或譯）；《世界之農民運動》（二）；《魯爾佔領後與道威斯計劃》；《黑種人之革命運動》；《五卅慘案之前後》。

第三輯叢書之書名如下：《孫文主義》；《馬克思的歷史方法》（譯）；《勞動運動之開始至俄羅斯社會革命》（世界史略之三）；《華盛頓會議後之國際形勢》；《革命的文學》；《歐洲保安公約之分析》；《資本的集中與中產階級的消滅》；《世界之農民運動》（三）；《蘇聯的教育》；《紅軍》；《猶太民族解放運動》；《摩洛哥戰爭》。

第四輯書目為：《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洛加諾會議》；《巴黎公社》；《五一勞動節》；《馬克思論東方民族革命》；《蘇聯的藝術》；《世界之農民運動》（四），《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敘利亞戰爭》；《將來之國際大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會革命失敗史》；《反動勢力下之巴爾幹》。

第五輯書目如下：《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沙基慘案與省港罷工》；《三八婦女節》；《資本主義下之戰爭與和平》；《法西斯蒂》；《墨西哥革命》；《波斯問題》；《莫索爾油礦》；《英美在國際之利益衝突》；《大戰後之世界婦女運動》；《殖民地最近的革命運動》；《裁減軍備會議》。

以上各書都為待編或譯。

我所以不厭其詳地全部抄引了毛澤東當時計劃擬定的書目，因為它對當時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有重大教育意義。這套叢書究竟出了幾種，現在記不清了。

最後，補敘我怎樣離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當我回滬的第二天，鄭振鐸就來找我，吞吞吐吐說：「當地駐軍派人到編譯所問過幾次，我們回答說，從前在這裡工作，現在到廣東去了。」我問當地駐軍怎麼知道編譯所有我這個人？鄭振鐸回答：「香港報紙上說你是赤化分子，過去做過什麼事，說得很詳細。當地駐軍是看了香港報紙才知道你在編譯所工作。"我說：「本來我也不想在編譯所工作了，現在我就辭職。"

第二天，鄭振鐸又來找我，帶來一張九百元的支票，說是退職金。又給我一張商務印書館的股票，票面百元，說這是公司報答你替公司做了許多事，還說票面百元的商務股票，市場上有人肯出二百元買，還買不到呢。鄭振鐸這話是真的。我早知道商務印書館的現有資產，超過註冊的股本兩三倍。

這張股票，不久我賣給一個本家，只要二百元。這個本家高興得很，說是照顧他；如果拿到市場上，至少可賣二百五十元。

現在要講國民黨上海交通局的事。這本是惲代英管的，惲代英留廣州，就由我代理。這交通局可以說是國民黨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機關，辦事人全是共產黨員。交通局的職權是翻印《政治週報》和國民黨中宣部所發的各種宣傳大綱和其他檔案，轉寄北方及長江一帶各省的國民黨部。因為孫傳芳（號稱五省聯帥）派人駐上海郵政總局，專扣廣州寄出的任何書報，所以上述《政治週報》以及其他檔案只能由往來於廣州與上海或香港與上海的各輪船的海員工會的會員秘密帶到上海，轉交上海交通局。交通局有人專辦此事。交通局有職員四、五人，都是辦雜事的，沒有專管會計的人，惲代英是自兼會計。但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上海交通局的業務繁忙了，我還兼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主任委員（也是代惲代英的），所以沒法自兼會計。我向中共上海特別市委說明情況並要求派人。不久，派來了姓鄭（男）姓梁（女）一對夫婦，都是知識分子，也是黨員。這兩人擔任會計和記錄。女的任會計，男的任開會的記錄和收發、登記《政治週報》和國民黨中宣部的檔案。卻不料原有的交通局工作人員對新來的兩個知識分子，不能和衷共濟，時常鬧糾紛，還私下裡說，這兩人是我的私人。結果，我只好請中共上海特別市委出面說清楚，解決了這糾紛。

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稱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至五月底，該局事務由中宣部改為秘書處管理，結果經費遲遲不發，每月經費多少也未規定。我乃函廣州請辭去代主任，並謂照現在這種情況，交通局只好結束。結果，廣州來函任命我為主任，並規定經費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別費項下支撥。大概到八月上旬，我又函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批准交通局設定視察員一人，按時視察北方各省及上起四川下至江蘇沿江各省的黨務及工、農運動情形，提出書面報告，並由交通局轉秘書處以備參考。但視察員之車馬費應如何規定，或實報實銷，應請核示。此函發出後竟如石沉大海，十來天之後，我函請"因病"辭職，並請侯紹裘代理。八月下旬，廣州來函挽留，並批准視察員一人之車馬費應實報實銷。這樣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我曾經物色到一位姓王的視察員（共產黨員）出去視察了兩次。

這年的秋季，我白天開會忙，晚上則閱希臘、北歐神話及中國古典詩詞。德沚笑我白天和晚上是兩個人。她那時社會活動很多，在社會活動中，她結交不少女朋友。這些女朋友有我本就認識的，也有由於德沚介紹而認識的，她們常來我家中玩。由於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識，聲音笑貌，各有特點，也可以說她們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和她們處久了，就發生了描寫她們的意思。那時，因團中央負責人之一梅電龍追求一位密司唐，到了發瘋的程度；一次，他問密司唐：究竟愛不愛他。回答是：又愛又不愛。這在密司唐，大概是開玩笑而已。但是，梅卻認真對待，從密司唐那裡出來坐上人力車，老是研究這"又愛又不愛"是什麼意思，乃至下車時竟把隨身帶的團中央的一些檔案留在車上。梅下車後步行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檔案來，可是已經晚了。我聽到這個事件後，覺得情節曲折，竟是極好的小說材料。我想寫小說的願望因此更加強烈。有一次，開完一個小會，正逢大雨，我帶有傘，而在會上遇見的極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卻沒有傘。於是我送她回家，兩人共持一傘，此時，各種形象，特別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紛紛出現，忽來忽往，或隱或顯，好像是電影的斷片。這時，聽不到雨打傘的聲音，忘記了還有個同伴，寫作的衝動，異常強烈，如果可能，我會在這大雨之下，撐一把傘，就動筆的。

一九二六年冬，國內形勢大變，北伐軍勝利地克復武漢，浙江省宣佈獨立，號稱五省聯帥的孫傳芳只能是"四省聯帥"了。革命高xdx潮在迅猛地發展，我也投入這洪流，什麼寫小說等等，只好暫時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