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那次進攻惠陽，目的在掠奪物資。敵人這目的沒有達到，獸性發作，就濫燒房子濫殺人。我們人命的損失比房子的損失大，屍首都被丟在江裡，數目不可確計，有的說六七百，有的說千外。除夕，街上冷清清地，元旦，爆竹聲也只寥寥數響。街上冷落是因為逃難出去的人還沒大批迴來，少數爆竹倒不是為的劫後的人民存心緊縮到這一項，而是因為買不到爆竹。食物已經漲價，但用品還不能跟著漲。事實上，那時在廣東境內，東江是生活費用比較高的地方，例如半個月後六七人在曲江上館子，有魚有肉有雞鴨，飽吃一頓，不過花了三十元左右，可是十五天以前在惠陽三個人"飲茶"，吃些點心，也要花到十元光景。只有衣料和其他的日用品，那時的惠陽還比曲江便宜些，——至少是差不多，後來如何，那就不知道了。
離目的地愈近，心裡愈急，這是旅行者常有的心境，何況在逃難中，更何況敵人雖已退卻，亦不過回覆原態勢而已，說不定再來一個突然的進攻，所以雖在廢歷年關，明知木船的老闆夥友都要舒舒服服過年，但聽說可以僱到木船而且可以即日出發，還是努力要去進行。
那時候，東江的木船，理論上都是在"徵發"的狀態中——或者說得更恰當些，實際上都是在"隨時隨地可被徵發"的狀態中。為了行動上的自由，木船老闆必須找個機關，（只要是機關，大小倒可不論，但自然，機關招牌大的總比小的好，）先把自己"封"起來；這就是說，在船艙篾篷上，貼一張印有某某機關名號的信箋，隨便兩行核桃大的字，無非是此船已為本機關封用，「仰即知照"云云，下面當然還得蓋個關防。這樣經過被「封"的船便算是保了險了，船老闆可以放心裝貨載客，否則，不但泊在惠陽的空船，會突然被"拉了去"，甚至客貨滿滿的也會被人當真"封"起來，而且開出惠陽，沿途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在被"拉"的危險中。當然這太不"自由"了，所以，為了求得「自由"，就先找個「封條"來貼上。
這一點兒小小"過門"，在西方人看來也許大為驚奇，但在我們這國度裡恐怕只有書呆子這才不懂得。當時惠陽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竅脈的人就不大能夠僱到。
五"韓江船"
大除夕的下午，匆匆的上船，我們是包了整個後艙的。前艙已經滿滿的，男女老小都有，都是逃難人。後艙在"理論上"是不再招呼另外的客人了，後來證明這到底不過是"理論"。後艙較小，可也塞進了男女大小十四人，全盛時代乃至十六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闆找"封條"來的，又一位是他的朋友，船老闆最初對後艙那夥客人說並無外客，其實不算扯謊，因為這兩位當然不作乘客論。
如果是熱天，這小小後艙擠了那麼多的人也許還能見得寬舒些，可惜是冬天，這些逃難人雖則身無長物，因為一到惠陽就逢到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冷，不能不臨時買了棉被，這一下，艙裡的地位便不經濟了，人們又不能將彼此的被筒打通，於是每人更多佔了一英尺的十分之幾的地位。記得曾在一本古代歐洲史上看到了一張畫，古羅馬的販奴船的橫斷面圖；那地位之被經濟地使用，實足驚人。但這販奴船到底還給每個奴隸以仰面平臥的權利！
船家說翌晨就開船。翌晨者，廢歷大年初一也。連過舊曆年的習慣也在戰時改掉了麼？當然叫人高興，為的可以早走。哪裡知道大年初一不走還不足奇，竟幾乎連初三那天也想留在惠陽。據說船老闆確實是作了大年初一就開船的打算的，因為停一天，開銷還是他的；而終於不得不捱到初三者，那位給他找"封條"的先生有些私事還沒料理清楚而已，可是這卻苦了前後艙的"沙丁魚"，活活多受兩天罪。
枯水時期的東江，由惠陽至老隆，木船須走十至十二天，如遇順風，那就不定，五六天也可以。但那時正多北風，人們不存奢望，船家口口聲聲說要十二天，對，十二天，四十多人在船上要過十二天，二百八十八小時。船呢，每天約行三塘路，每小時期均五里，為的要揀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過夜，所以儘管天一亮就開船，卻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間得除去船上夥友吃飯時間的一個鐘頭。
每天負擔過重的，卻是船上那兩隻小的行灶。其實只是大些的風爐，其中一隻還是效率不高，只能充個副手。從早上起，除了船家不算，那前後艙四十光景的客人就分組來使用這個原始的燒飯工具。一共有七組之多，後艙客人分兩組打夥食，但前艙那十多位卻分了五組，他們原是一起的，搭船的時候他們集體包了那前艙，但輪到吃飯，他們就各自為謀。他們這麼一來，船上那兩隻行灶是苦了，但他們自然方便了，——各人保有自由，愛吃好些的就好些，愛省儉些的就省些，既無你多我少之爭，亦免除了口是心非之病，而尤其重要的，五個單位各自燒飯，各人自顧自，所以工作的分配的問題就完全不會發生。他們是經驗豐富的聰明人，知道有些事可以搭夥，有些事卻不能。至於時間和人力的不經濟，那算得什麼！反正在船上沒有事呀。
然而灶頭以外，後艙那班客人卻也苦了。灶在船尾，因而那五組的燒飯者必須以後艙為走廊，川流不息的人，捧著鍋子、木柴、菜蔬，淋著水，飛散著煤煙的在後艙那班客人的膝上跨過，跳過，腿旁踹過擠過，特別是因為那五組的各個主持者最善於利用童工，所以油湯滴滴搭搭，把一間後艙淋個不亦樂乎。
前艙那幾位先生都有老有小，其中一家還是"三代見面"的。雖在船中，而且又是逃難，是在那樣一條統艙風格的船，可是諸位先生的"家庭"之中依然保持傳統的規矩；老爺們還是那種悠閒而尊嚴的風度，他們抱膝清談，或者吆喝他們的小兒女、太太們主持家政——那是縮小到只有燒飯一件事了，但在船上，在起組人合用一具原始工具的船上，在窄狹到擠不下三個人、而同時必然有三個人以上在那裡動作的燒飯地方——船尾，這一項家政實在是夠苦的。老爺們只在船靠埠（打尖或過宿）的時候，上岸去買菜蔬，這是他們ae？尊的唯一例，但買菜蔬就含有"對外"的性質，所以也還是無違於"男女分工"的傳統精神的。
然而幾位先生可以讚佩之處，尚不止此。他們之佔有這前艙，是用集體名義向船上包了下來的，他們中間一共有五個單位，——即五個家庭，各家人口數目不等，各家人口中老小的數目亦不等，因此，在現在這社會中一個最普通的問題，也一定會在他們中間發生，這就是如何分配地位與分攤船錢的問題。究竟他們的問題如何解決——換言之，是以人數來計算金錢的分攤呢，或以地盤的大小來決定分攤數目的多寡呢，局外人未易妄猜，但是看到他們的劃地而住，疆界儼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就不妨斷定他們是把前艙的總面積分為若干方尺甚至方寸，然後按寸計值，各無爭論。這當然是最公平的辦法，同時也是最能尊重各人的自由的辦法，在各人的小天地中，各有絕對的主權，痰盂作為便桶，儲存了一整天才倒掉，這是各個小天地中最起碼的一件事，而"家教"之好又表現在孩子們的知禮守法，越界的事情絕無僅有。從這點上看，便可知道諸位先生之間的"君子協定"確是大家能夠在字面上、精神上嚴格遵守的，他們提供了"紳士相處如豪豬，彼此間必保持相當距離"——這一作風的真其實據。
這一種木船是所謂"韓江船"，底平，肚闊，兩頭尖，而船頭尤為特別，尖頭高翹，計其"坡度"，高低相差不下於三公尺。從尖頭到前艙的前端，約長丈許，這都是屬於船頭的區域，這一區域，在前艙交界處最寬，約五尺，由此漸狹，漸翹而高，至尖端，則僅容一人坐，而離尖端四尺處，有一孔，船停時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別針釘蜻蜓似的就將船釘在淺水的東江內了。行船不以櫓，亦不以槳，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兩組在船頭上來來往往的撐，篙長丈餘，堅木製成，形狀實如長柄之槳，惟下端扁平部分僅闊三寸許，倘以划水，則嫌無力。撐時，以篙入水中，肩胛頂住了篙上端如把手之工字柄，從船頭高翹之尖端向下行，漸行身漸傴伏，將近前艙處，亦即撐的一個單位動作完了時，那簡直是頂住了那篙子用力在爬，起辛苦可想而知。撐篙者如為四人，則分兩組，左右列，各組之二人一來一往，而與其對組之人相配合，倘為六人，亦分兩組，亦左右列，而左右組各人一來一往之行動亦必與對組相配合。工作緊張的時候，但見那丈把長的高翹的船頭上，船伕們往來上下歷歷落落若甚雜亂，但其實他們各人的動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起穩向前。
這一項工作，一看就知道很辛苦，所以通常撐了一程，就得換班，備有六個船伕的一條船通常只能有四個人在撐，蓋要留二人作為輪流換班時補充之用。如果六人一起上馬，那隻好撐一程歇一程了。上水每小時僅能行五里，船伕日須吃四頓飯，船老闆倘不帶點貨，兼做生意，除了開銷，就沒有好處了。
東江枯水期行船，掌舵的非內行不可，要能熟識"航線"，方不致擱淺在江中的暗灘上。表面看極其寬闊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條狹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碰了就會擱淺，船底被沙礫膠住，進退不得，那時惟有減少船的載重量，僱人下水把船抬起，方能出險。用人力撐的時候，掌舵者仍在工作，原因即在船須覓路前進，而此路惟舵工熟識。
東江路上，時有土匪搶劫客商。瘦狗壠，離惠陽八十里，曾為那些攔江劫掠者出沒之所，後經獨九旅痛剿，這才好些，然而船家倘非不得已，必不泊瘦狗壠宿夜。舊曆大年初四，早起時發水口，十時三十分至橫瀝，水口至橫瀝僅二十里，十二時發橫瀝，北風甚勁，三十里至瘦狗壠，天已黑，遂不得不在此地寄泊。時同行者三船，船家請客人們公攤些錢出來，給他們在岸放哨的人作點心錢，於是每客人出一元。那一晚上，平安無事。岸上究竟有沒有人放哨，不得而知，但三條船的船主和大部分夥計那夜確實辛苦了個通宵，卻不是守望，而是賭博，大概是借賭博來防盜，因為惟有賭博能使他們通宵不睡。這一次開了頭，以後就像有癮，晚飯後，既衝了涼，客人們都睡了，三條船的船主夥計們便集中在一條船上賭博起來，這一陣賭風，過了河源以後，方才平息。
從惠陽到觀音閣，約一百三十里，敵人犯惠陽時，橫瀝很是吃緊，逃難的人們以及疏散的貨物都以觀音閣為安全起點，若過觀音閣，便沒有事了。這一理論，不知從何而來，但倘就平時的安全標尺來估計，觀音閣以下，地方荒涼，沿途隔三四十里始有一小村鎮，亦無駐軍，當然安全的程度是有限的。觀音閣以上，步步熱鬧起來，村鎮多了，相距近了，治安狀態自然比較好多了，而且據船家說，此後水路也較平易，不像觀音閣以下那麼暗灘多而且水流急。中央賑濟委員會招待歸國僑胞的招待站第一次出現的地方，就是觀音閣。
六老隆
老隆，十足一個暴發戶。這無名的小鎮，在太平洋戰爭以前，當沙魚涌還是"自由港"的時候，成為走私商人的樂土。而老隆之繁榮，其意義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過的一條汽車路，其餘全是湫隘的舊式街道。沒有一家整潔的旅館，也沒有高樓大廈的店鋪，全鎮只有三四家理髮店，其簡陋也無以復加；然而，不要小看了這外貌不揚的小鎮，它那些矮簷的鋪子簡簡單單掛了一塊某某號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進出，十萬八萬不算多。請注意，這還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時候。如果和湘桂路兩端的衡陽和柳州來比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見大巫，可是，在抗戰以後的若干"暴發"的市鎮中間，老隆總該算是前五名中間的一個。
這裡的商業活動範圍，倘要開列清單，可以成為一本小冊子。有人說笑話，這裡什麼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這裡的所有的買賣，其為就地消耗且為當地流動的冒險家而設者，卻只有兩項：酒飯館和暗娼。而這兩者，又都不重形式。在發財狂的"現實主義"的氣氛中，食色兩事的追求也是頗為原始性的了。而這，完成了老隆這暴發戶的性格。
離惠陽三十里的一家雜貨店裡朝外貼了一副紅紙的對聯，上句是"目下一言為定"，下句是"早晚時價不同"。當時看了，頗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聽到曲江的汽車評價，這才知道這兩句話倘以形容老隆的車票行市，實在再確切也沒有了。從老隆到曲江，有沒有公路局的定期客車，我不大明白，但事實上，在老隆打算走曲江，你去打聽車子的時候，決不會聽到有公路客車（現在如何，我可不知道），因而雖有官定的評價，實際上只足備參考罷了。老隆有不少車票掮客，到處活動，嗅覺特別靈，當你在街上昂首躊躇的當兒，他們就會踅進身來兜搭道：去曲江麼？有票，車子頂括括！於是他就會引你去看車子，講價。"早晚時價不同"的意義這時你就真正體味到了。因為今天有多少車開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決定了評價的上落。掮客們對於今天有多少車開出，自然能知道，而對於客人的數目則因他們自夥中互通情報，所以也能估計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車子的好壞，新舊，也參加著決定評價的高低。但這上頭，掮客們頗能耍花樣。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車，抄下號碼，而臨時則該車沒有了，或者說是今天不開了，那時候，你對掮客發脾氣也不中用，他會勸誘你去坐另一部車，今天仍能動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們往往不願等待，便只好遷就。
掮客們作成一樁買賣，向客人取佣金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這在車票以外，也是臨時講定的。車票呢，掮客不過手，所以客人們即使有損失也不過舒服與時間而已。至於掮客向司機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機先生的高興了。
1943年2月。重慶。
〔附記〕這是我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間所寫的關於東江游擊隊奉黨中央的命令搶救一、二千（有人說二、三千）淪陷於香港的文化人的第一篇雜記。在這以前，即在四二年，我寫過兩個短篇，也是屬於同一題材。後來（大約是一九四五年或更後些），我又把香港戰時及戰後我離開香港以前約十來日的經歷寫成《生活之一頁》（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新群出版社有單行本），而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那時我在香港）方才有時間把在東江游擊隊保護之下如何逃出淪陷區到達惠陽的一段過程比較詳細地寫了出來，發表時也題為《生活之一頁》（這一部分，後來稍有修改，用《脫險雜記》的題目收入一九五二年四月開明書店出版的《茅盾選集》，"新文學選集"第二輯）。《脫險雜記》所記，有極小部分和此篇的第一、二段可以參看。此篇第三段以下，記錄了從惠陽到老隆的見聞，而從香港脫險到當時的後方桂林，這一整段的行程中，此篇所記，實屬於最後一階段，故雖寫作時間最早，現在卻不能不把它編在《脫險雜記》的後邊。特此說明。
1958年11月14日。茅盾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