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馬丁格對父親說，真正開啟我對佛教興趣的不是閱讀，是1966年的喜馬拉雅山之行。

那時你二十歲！

老頭輕而易舉算出兒子的年齡，很微妙的顯示了對兒子的關心。

馬丁格稍稍想了一下，接著父親的話：

那時我在巴黎理工學院，還沒進入巴斯德學院。就在那個時候，在理工學院，一次電影剪輯課上，我看到了阿爾諾·戴雅爾丹攝製的西藏大師的電影。阿爾諾·戴雅爾丹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與一位通譯作了兩次喜馬拉雅山旅行，深入到那些大師的隱秘的生活之中……

馬丁格的敘述越來越流暢，好像已清晰地分離出了自己的「前世」，好像畫外音似的講解著自己的當年。馬丁格想起那時因為剛剛結束學期合格考試，在投入研究之前他有六個月的假期，也想進行一次遠方的旅行。那是「嬉皮士」時代，許多法國年輕人駕駛著雙馬力雪鐵龍汽車或是靠招手搭車而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上通向印度的道路，而馬丁格那時還在被東方的武術吸引，他本來想去日本，但是看了阿爾諾·戴雅爾丹的電影，他決定去喜馬拉雅山。

阿爾諾·戴雅爾丹的電影好像也在法國電視二臺轉播過。

父親說，也陷入了回憶。

是的，馬丁格說，從1966年起轉播過多次，那部電影資料片包括《西藏人的使命》、《安詳之地喜馬拉雅山》，《智慧的子孫》、《瑜伽信奉者之湖》共四個小時。那是一些個非同尋常的資料，那些資料顯示人類史上也許從無先例的事實是：西藏有眾多的人在修行，他們是和尚、尼姑、洞穴中的隱修士、寺院裡教學的學者，精神實踐在西藏無可爭議地是個人存在的首要目的，與精神生活相比其他都是次要的。

馬丁格完全進入了自己的內心，有種平靜的激動。

老頭沒打斷兒子。馬丁格繼續說：

在喜馬拉雅山，我看到這樣一些人，他們自身即是他們所傳授的事物的影像，看起來那麼引人注目。我當時還不能明確把握什麼要旨，但是使我震動的是我可以確認他們符合我理想的聖者、完人、哲人的形象，這樣一類人在西方几乎找不到了。那些靜穆的西藏大師是我想像出的聖方濟各或蘇格拉底那些西方古代偉大哲人的影像，但這些西方的幅影像當時對我來說已變成了一紙空文。我不能去與蘇格拉底相會，不能去聽柏拉圖的談話，不能坐在阿西茲的聖方濟各的腳下，但就在這時候，突然出現了一些人，他們彷彿是智慧的活的榜樣……

等等，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打斷兒子，你剛才強調古代哲學的特徵或形象，顯然是指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一致的，可這並不新鮮。在柏拉圖時代，哲學的確並不簡單地是一種知識或一種理論，一種對於世界或生命的解釋，哲學還是一種生活方式。蘇格拉的學生們不僅學習哲學，也在生活中實現哲學，至少是和他們在自己的談話中使之理論化一樣。在西方，直到羅馬帝國結束時，哲學家們都是很活躍的。哲學家在一大群重要人物身邊扮演著親信、精神主人、指導者、道德安慰、有益的伴侶等角色。他們不滿足於傳授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成為所傳授的事物，這種對哲學的理解在很多情況下與一些宗教的面貌相近。在伊壁鳩魯派學者或斯多葛派那裡就制定了一種學說，同時自己又是這種學說的化身的特點。我想，我可以理解你看到那些西藏人後所受到的精神上的震撼，理解在這些西藏哲人身上一開始打動你的顯然是一種直觀性或者接近性，這種接近性與西方哲學的那些起源差不多是一樣的。

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取消了佛教修者與古希臘先哲的區別，意在說明馬丁格所見所感並不足導至兒子的選擇。馬丁格不認可父親，溫和地反駁道：

西藏的大師並不試圖制定一種學說，而是要成為一種千年傳統的忠誠完備的守護者。總而言之，不管古代西方情況如何，那些身體力行的西方大師現在早已消失了，而現在在西藏，在喜馬拉雅山，仍然存在著一種活著的、可到達的、像美好事物的櫥窗一樣的傳統，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的事實。

請原諒，哪些美好事物？老頭晃了晃空菸斗，你領會了佛教學說中的什麼東西？我是說那時候，你年輕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成為一種學說的化身是不夠的，還必須使這種學說具有價值！

父親老而奪人的目光直擊兒子。馬丁格不得不承認，在六十年代，確切地說在1966年，他對佛教的確還沒什麼明確的概念，不過是僅僅看見了那些哲人，僅僅是通過一部電影看到了透露出的那一點點東西。

但是，就是那一點點東西，已使我預感到了一種有著啟發意義的東西！

馬丁格沒覺察到自己的聲音也多少提高了。

你知道，馬丁格又緩和了口氣，在我成長的環境中，由於你，我遇到一些哲學家、思想家、戲劇家；由於我的母親畫家雅娜·勒圖默蘭，我遇到一些藝術家和詩人，像畫家亨利·馬蒂斯，超現實主義者安德烈·布勒東，音樂家史特拉汶斯基，由於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圖默蘭，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險者；由於我的導師雅格布，我遇到一些來自巴斯德學院舉行講座的學者。我就這樣被引導著，與很多方面具有懾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同時，他們在自己的學科中顯露出的才華並沒有必然引起這樣一種東西：我稱之為「人的完善」的東西。他們的才能、知識、技能、名聲並不因此就使他們成為好的人類存在者。一個偉大的詩人可能是一個騙子，一個偉大的學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個不幸的人，一個藝術家則粗野、驕傲自大……

馬丁格談到的問題是尖銳的，事實的確如此，就人的理想的「完善」的境界而言，這的確是一個個人是否真正幸福的問題、是那些傑出人物或者任何一個人的困境。但是，這是永遠也解釋不清的。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顯然不想在這個一般性的問題上糾纏，於是不無幽默地談起兒子對對鳥類的愛好。

那時候，我記得，也就是1966年前後，你好像還熱愛過一陣子照相術和鳥類學，對了，我記得你在22歲時還寫了一本關於動物遷徙的書。此外，我記得你曾強烈地投身於音樂。

這些愛好回憶起來的確是親切的，馬丁格似乎進入了父親的軌道。

但事實並非如此，馬丁格堅如磐石。

是的，鳥類學和新音樂都曾經強烈地吸引過我，特別是音樂，在我母親那裡我多次見過作曲家伊戈爾·史特拉汶斯基和另外一些法國傑出音樂家，我有很多機會與那些在西方激起人們崇拜的人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一次次懷疑地問自己：我是不是嚮往他們這一切？

你並不想成為他們。

是的，不。他們當時並不讓我感覺滿足，相反倒是那些喜馬拉雅山的電影讓我發現了更多的東西。阿爾諾·戴雅爾丹在電影中說的話讓我震撼，他說：我相信，最後一批偉大哲人、精神活著的榜樣，就是現在這些居住在喜馬拉雅山的西藏大師。就在那個假期，我改變了原來準備去日本旅行的想法，去了喜馬拉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