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使勁點頭，把書放入懷中，夾好。

館內已空無一人，閉館時間早過了，只有工作人員行色匆匆，老人送李慢到圖書館大門口，安全地走過了傳達室。李慢一齣門就跑了起來，沒有回家，一直沿筒子河跑，最後跑到了快到故宮午門城牆的拐角處，進入五月的樹叢中。那裡百草叢生，有石桌石凳，是李慢最喜歡的地方，夜晚情人在此幽會，白天幾無行人，行人都在午門廣場。除了這裡李慢還能到哪兒看畫冊呢？

夕陽慢慢透入樹叢，照耀著李慢，那一年的春天。

那是1975年，李慢十三歲。

沒成為一個雜耍演員，讓人懷念。那個冬天好像也沒什麼演出，不過聽說在巴黎獲了獎，還是大獎，轟動了巴黎。巴黎，我想也不曾想過的城市，就算夢見過天王星或海王星我也沒夢見過巴黎。

冬日陽光直照，正午時分，河岸空無一人，我挽著老館長或者莫如說是老館長挽著我，我們並肩走在風后的積雪上。老人腰彎得厲害，老得不成樣子，但仍比我高出許多，仍昂著頭，因為昂著頭臉拉得越發長，目光直瞪，如同過逝之人。最初看到老人遠遠瞪著我，恍忽以為河邊一尊街頭青銅雕像。故宮河畔始終沒一些雕塑實在讓人遺憾，古老名城因此缺少一種藝術底蘊實在不該。石獅銅獅固然是藝術，但究竟還是一種圖騰，還是不如人像。

「這雪天您也出來，也不怕摔倒了。」

「我摔不倒。」還是有點南方口音。

「您可真是。我沒事的，您不用操心我。」

「你不來看我，我找你還不行麼。」

「這路多滑呀，您也不多穿點兒。」

「我不冷。」老人硬硬地說。

老人的固執得驚人，以至有些湖塗，沒有溫度感。幾天來我沿著河岸慢步，凝視雪後的太陽，古老城牆常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已風燭殘年，不久即可羽化成仙，直到見到見雪中老人才發現時間不對。我的時間還無比的漫長，幾至讓人生畏，讓人絕望，一個人可以那麼久嗎？那時老人一條黑手杖，穿了一件單薄的黑呢大氅，一頂舊氈帽，站在一棵樹下，像一隻蒼老的烏鶇，滿地積雪，不禁想起斯蒂文森：

周圍，二十座雪山

惟一活動的

是烏鶇的眼睛。

這也是老人賞識的詩，但老人眼睛不活動，直目，好像盲人。老人出來散步，也是為了找我。我送老人回家，與其說我攙扶著老人不如說老人拉著我。老人的手依然有力，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如果老人滑倒我根本拉不住老人，但如果我自己滑倒說不定會一下吊在老人的手臂上，我覺得自己的樣子一定十分好笑。假如在雜耍舞臺上這一定會是個生動的笑料。想象一下吧，一個類似小道士的年人輕攙扶著一個老人，倒年輕人常常摔倒，像盪鞦韆似的吊在老人身上悠來蕩去，嗯，完全可以演上一陣子。馬戲或雜耍的特點除了精湛技藝就是譁眾取寵，讓人發笑。我記得當時還偷眼看了一下老人的氈帽，覺得很有某種效果，只要再稍加化裝老人就是大師，同樣可能會轟動法國。老人是西班語翻譯家，但法文也是不錯的。

老人住北長街一個灰色小院，在一條只有兩個院門的小衚衕裡，原是獨門獨院，過去有影壁，古木，花園，魚缸，現在一切面目全非，影壁被推倒，樹伐倒，花園蓋起了新房。小院歸了房管局，搬進許多住戶，很快便人丁興旺，各家的小廚房土圍子佔用了越來越多的空間。老人一家被轟到一間房子裡，若干次抄家，甚至挖地三尺，已是家徒四壁。第一次抄家還是老人兒子帶人抄的，老伴為此氣絕撒手人寰。老人的兒子當時大學一年級，文革之初即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成為當時背叛與決裂的典型，但是很快還是因為決裂不夠徹底被清出紅色組織，1968年自願到廣闊天尋求革命，在包頭的武鬥中衝鋒在前，死於亂槍之中，實際上已精神錯亂。女兒早早下了鄉，回到南方老家，1972年去了香港，後到了美國。

我成為老人身邊惟一的人，但直到1978年我才第一次去了老人的家，老人恢復了館長職務，《洛爾迦詩集》也重獲出版，併到了我的手上。我不再是三年前的孩子，三年同老人的接觸，使我成了一個越發寡言的人，我與周圍人的隔膜非但沒有消除反而加深了。現在看來事實上讀了那麼多書對我有點過分了，16歲，我既不像一個孩子，也不像年輕人。當然不僅是書的緣故，更有老人的緣故。我與老人的交往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但我並沒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驕傲，事實是三年中無論我多麼深愛老人，對老人始終是持有警惕的，我們的接觸僅限於圖書館，直到老人平反。我與老人的交往在1977年一時成為校園佳話，但我自己清楚我是不真實的，某種程度我始終部分扮演了一個監視老人的角色，因為某種直接性我的警覺實際上超過了所有同齡孩子，同時這也是我與老頭交往的一個心理支撐和正當的理由。這些當然不是很明確，但它們是存在的。泰戈爾不能抹去老人的標籤，普希金不能，冰心不能，洛爾迦也不能，這些都是文明典範，但仍不能清除我對老人的警覺。人們越是讚揚我，把我視為有思想的小典型，我越是覺得出入很大，是個玩笑。我無法告訴別人事實上我扮演了某種打入敵人內部的角色，這是多麼荒唐，真實有時不能說出，也無法說出，甚至老師也不讓說出。我沒勇氣向老人說出真相，只能加倍地熱愛老人，無條件熱愛老人，什麼也不信了，只相信老人。我去了老人家，結果讓我吃驚。

我記得那年已是年底，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母親單位發了點過新年的年貨，要我給老人送去一籃子雞蛋。這是我沒想到的事，母親想到了。母親說老人對我幫助那樣大，也算是我的恩師，快過新年了應該到家看看老人，老人雖然恢復了職務，可家破人亡，身邊沒一個人也怪可憐的。是母親提醒我去老人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我非常高興，知道老人住哪兒，這條街無人不知。我如此興高彩烈到了老人的小院，可一進院子心先涼了一下，老人房門上墨畫的黑叉子赫然還在，雖然淡了但仍十分清晰；窗欞斑駁，陳年的柿子皮爛菜葉還粘在上面，煙筒正在冒煙。小院已十分擁擠，四周都伸著煙筒，我雖然沒見過早年有花園的小院，也沒見過孩子們眼中的魔鬼屋，但我覺得一切不該是眼前的這樣，應該是什麼樣我不清楚，我的興高彩烈包含了某種理想化的東西，眼前的普通與黑叉讓我定了一會。

敲開了老人的門，更是一下愣住了，如果剛才僅是有點幻滅，那麼現在我真的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老館長人沒變，還是我平時見到的穿藍工作服的樣子，比早年大殿裡的新，也合高大的身，沒什麼特別的，但是房間太奇怪了；我對十年前的1968年並不清楚，我是在人們揭批林彪四人邦運動中才開始重新經歷，對我那已是詞語中的1968年，但是現在我覺得好像真的一步回到了現場的1968年。簡單地說，老人十年的生活幾乎沒有改變，只是藍工作服稍稍改變了一點，比較合身了。我提著雞蛋始終沒放下，像問歷史一樣問老人，牆上的標語怎麼還沒刷掉？我目光朦朧，或者不如說是老人的目光朦朧，總之我們都在穿越時間，我像做夢一樣，而老人幾乎就像實物。

「為什麼要刷掉？」房間幾乎有迴音。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砸爛倪維明的狗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牆上的字有用毛筆寫的，有用刷子刷上去的，老人的名字打了叉子，沒見過那樣粗暴的字，寫滿了一面牆。灰塵佈滿牆壁，蛛網層層疊疊，有的滾成一團，有的拉成一道弧形，能看到上面爐灰髮紅的粉末。去安源的畫像石膏像標準像選集四卷語錄若干紀念章一切都在灰塵中、在時間中的原位，未動過一指。房間空蕩，幾件舊傢俱，有的門子掉了，裡面空無一物；一張床，鋪蓋簡單，黑糊糊的，地上牆角丟棄著或粉或黃的傳單，破碎的唱片，皮帶頭，折了的棍棒，掃把，水桶，皮管子，膠鞋。一件舊藍大褂兒。一張油漆了紅色萬歲的兩屜桌。方凳。菸缸。老人早已不抽菸，只是一種陳列。一把竹躺椅，應該是倖存的，就是當年孩子們看到的：老人柱著半截樹棍，坐在躺椅上，看孩子們探頭探腦，呼喊，向他投擲，衝鋒陷陣，跑掉

你以後不要到我這兒來，知道麼？

回去吧。把雞蛋拿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