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父吟》小說裡，王孟養的國葬儀式，可比李將軍的國葬儀式，十分「風光」，「人到得那麼齊全」。可是王孟養晚年，顯然由於現實情勢的拘囿，和「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才智……沒能展盡」，相當不得意的樣子。《國葬》的李將軍，命運似亦相同。作者沒有一句明白的話，可是文中隱藏著絕對不錯的暗示。葉輝的輓聯，下聯後半是：

聞道霸陵夜獵何人願起故將軍

這裡，作者顯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為西漢時代防禦匈奴的正直名將李廣。李廣一生汗馬功勞，但運氣不好，晚年征戰無功，屢遭貶黜，最後被迫自殺。李廣被劾落職，家居賦閒，曾經夜獵（李浩然也「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將軍」夜獵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態的炎涼。

如此，就小說人物而言，《國葬》和《思舊賦》，特別和《梁父吟》，確實好像是有關係的。然而這三篇小說更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小說的象徵意義與悲悼氣氛。

討論《思舊賦》的時候，我已解釋，該篇小說真正的主角，不是順恩嫂和羅伯孃，而是殘破的李家與其所象徵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討論《梁父吟》時，我亦說過，如果我們把王孟養當作諸葛亮來解釋這篇小說，則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樸園，而變成王孟養和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精神。同樣，《國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義方，而是李浩然將軍，和他所象徵的我們國家與文化。

順恩嫂、羅伯孃、樸公，秦義方諸人，其實只是故事的敘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說的「中間人」，把過去光輝無比但現在殘敗死亡的主角，推介給我們，讓我們也一同追悼憑弔。

《思舊賦》之李長官，《梁父吟》之樸公，王孟養，與《國葬》之李浩然將軍，既然或象徵我們文化，或象徵我們國家，無怪乎彼此之間彷彿相關，甚至好像是同一個人。

李浩然將軍一角之象徵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說題《國葬》，就似有所暗示。從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集中華民國之史蹟於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緊要關頭，沒能「挽回頹勢」，終於「一敗塗地」而使同胞子弟「盡喪敵手」，秦義方的記憶中，最光榮的一日，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他隨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那一天。

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也是很有含義的。暗示李浩然這個人，繼承國父的精神和遺志，一生抱持和我們國父同樣的崇高理想。他和國父同是廣東人，也是作者的一個暗示，此外，「廣」「東」二字亦可解為「廣大的東方」，所以好像同時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義。

出殯的行列向墓地進發，到南京東路，路旁有一部隊正在行軍。部隊長看見靈車，馬上發出一聲號令：「敬禮！」聽到這聲號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禮，秦義方瞬間回想起當年到中山陵去謁陵時的情形。那時他年輕力壯，跟在十分英俊豪邁的李將軍身後，那些駐衛部隊，排列在陵前，一見他們走上來，便轟雷般地喊起：「敬禮——」。相隔二十餘年的今昔兩景，看來頗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將軍致敬。可是當年李將軍去中山陵，顯然是為了向國父的在天之靈報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訊。而今日，他的遺體被移往墓地，情況又是多麼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顯的。事實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沒有多少餘力對小說人物加以慣常的反諷。上述今昔兩景的對比，固然不無反諷含義，但一般說來，《國葬》一篇的反諷意味著相當微弱的（當然，小反諷還是時常出現，譬如秦義方認為沒有「良心」的年輕侍從，卻很健康，有「良」好的「心」髒：而他認為很有良心的李將軍，卻因心臟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們卻不能把作者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質的悲觀。《國葬》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的惟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於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保持一份記憶。一份禮敬。

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國葬》一篇的最後一句，也就是《臺北人》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士兵轟雷般喊出的「敬禮——」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葬，部隊士兵行禮的物件，是「靈」車。行禮的地點，是「南京」「東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紮成的「高大」牌樓。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義的。如此，當部隊長高聲發號：「敬禮！」就好比《臺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號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對於「靈」或「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臺北人》的這個未篇小說裡，達到了最高xdx潮。我們讀《國葬》，從頭至尾，一直感覺到「靈」的存在。首先，小說主角李將軍，就是已經脫離了肉體的「靈」。小說情節發展的地點，是「靈」堂。而「殯儀館」、「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靈臺」、，「遺像」、「致祭」、「黑布鞋」、「白髮如雪」、「白鬚白髯」、「陰霾……冷峭」、「哀樂」、「啟靈」、「靈柩」、「靈車」、「黑色……汽車」、「白菊」、「白麻孝帶」、「靈堂裡黑壓壓」、「凝神摒氣」、「交通已經斷絕」，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們感觸到死亡，或靈與肉的永別。掛滿於靈堂四壁的輓聯，「拖到地面，給風吹得飄拂了起來」；靈臺的正中，懸著一幅「李浩然將軍穿軍禮服滿身佩掛勳章的遺像」；「香筒裡的檀香，早已氤氳的升了起來了」。這樣的描寫，使人覺得李將軍的靈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氣裡，統攝著整個靈堂，統攝著整篇小說。

《國葬》的神秘性質或氣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將軍已經去世的事實，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還有其他情節上的因素，譬如秦義方住在臺南榮民醫院，一夜夢見李將軍騎馬奔過來，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揮刀不見了。」嚇得他一身冷汗滾下床，心裡就知道：「長官不好了！」我們記得，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時，「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掛在腰際」，指揮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揮刀之遺失，即暗示生命之喪亡。李將軍的靈魂託夢向秦副官告別，亦增添小說的神秘性質。

比這個夢更具有重要意義的神秘情節，就是老和尚劉行奇的突然出現於靈堂，以及隨後的突然飄逝。和尚「滿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掛著一串殷紅念珠，站在靈臺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義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談話，他卻只吐出兩半句話，掉下幾滴眼淚，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只剩下了一團黑影」。如此之描寫，暗示這個和尚，已經解脫成仙。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過極端痛苦考驗，他體悟到人世之無限悲苦，於是生出菩薩心腸，以廣大的慈悲，憫憐受苦的眾生。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這指示出《臺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我們記得，《臺北人》首篇之尹雪豔，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靈」，可是她冰冷無情，毫無慈悲心腸，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薩。白先勇開始寫作《臺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豔，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著一篇篇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隨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歷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於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彷彿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裡，替芸芸眾生擔當著無限的憂苦。

所以，《國葬》這篇小說，題材雖然和《永遠的尹雪豔》同樣涉及死亡，兩篇小說的含義、語調和氣氛，卻都迥然不同。《永遠的尹雪豔》冷酷而悲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卑微；《國葬》則溫和而達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尊嚴。

李將軍一生，倔強不屈，保住人性尊嚴，所以雖然身死，精神尚存，堅留不去。正如章健輓聯上所題，「豈容青史盡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異於尹雪豔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頹廢喪氣，卻予人一種壯烈的悲劇感。

有生必有死。這是絕對改變不了的事實。由於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無常」是必然的現象：年輕的人終將老死，貴族之家終將沒落，興盛的國家終將衰亡，燦爛的文化終將失色。在這無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們人類，只要能夠畢生保持住一點靈性的光輝，不喪失人性的尊嚴，也就算是沒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場。

死神，當然，是無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縱結束我們的肉體生命，未必管轄控制得了我們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樣，他的血肉之軀很快就會化為白骨灰燼，可是他的精神，由於《臺北人》這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已經超越時間的限制，達企了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