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粉碎後，盧先生變成了完全相反的一個人。他變得自暴自棄，凌辱自己潔淨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彈彈」的阿春廝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盧先生長久壓抑的「肉性」。他之低頭屈服於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囂張作勢，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靈」，把「靈」殲滅。改變以後的盧先生，溫柔氣質沒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沒有了（拿小學生出氣），弦子也不拉了（「弦子還掛在牆壁，落滿了灰塵」）。他變得自憐起來，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頭髮胡亂染得漆黑，臉上用雪花膏塗得粉白。這種悲槍可憫的無用企圖，卻使老闆娘想起一個五十大幾的老戲子，唱扇子生，化裝表演「寶玉哭靈」，可是遮蓋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裡直難過。
「靈」的喪亡，就是人性尊嚴的喪亡。盧先生捉好，被打傷咬傷，就是作者以身體之遭受殘虐，影射靈魂之遭受殘虐，以及人性尊嚴的碎裂掃地。盧先生傷愈後，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頭髮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著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對這樣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難怪「他一進來，我們店裡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著他笑」。
這篇小說既然是從老闆娘的觀點寫成的，作者當然不曾探入盧先生的思想意識。但我們可以想像盧先生的內心，該是多麼的憎厭痛恨這個改變以後的自己。領小學生在街上走路，一個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來，他就認定是在笑他。他覺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對這一個女生洩忿，其實就是對他自己洩忿，被人架著拖走時，他還雙手亂舞，嘴冒白沫，大聲喊罵：「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卻是喪失了人性尊嚴的自己。
而他終於如願——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於死亡的，不是什麼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靈魂。難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盧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驗屍官在死因欄上寫「心臟麻痺」，並沒錯誤。
這，便是盧先生靈和肉的悲劇故事。由於他本來是那樣一個溫柔、高尚、貞潔的人，他突然間的直線墮落，以及靈肉相互的毀滅，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憫。而美好的過去，和醜陋的現在，兩者之間的對比對照，就是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
我已提過，細品這篇小說，我們會驚於作者的寫實能力。裡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躍紙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寫，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們隨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紹描寫洗衣婦阿春：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裡，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麼犯著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蹌，噼噼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這樣活潑生動的描寫，不僅把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同時也釀造出一種有點誇張滑稽的語氣，反映出敘述者日常的生活態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個寫實能手，但他並不單單為了寫實目的而寫實。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偉大的作家，例如法國寫實大師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過，氣勢磅礴，令人歎為觀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脫離，獨立存在，不與情節動作或小說主題發生關聯。這卻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大忌諱。
我們如果把《花橋榮記》這篇小說，硬邦邦地解釋為盧先生的故事，則作者讓老闆娘嚕嚕囌囌道出自己生活瑣事，又介紹描寫李老頭子、秦癲子等廣西同鄉顧客，就好像也犯了巴爾扎克的毛病。小說六節中的第一節，事實上就和盧先生毫無關係。可是老闆娘這些好似無謂又無目的的絮聒，實際上都是有作用的。
貫聯這篇小說的大小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題意識。這一主題意識，從小說的開頭，一直穿流到小說的末尾。試看小說開始幾句：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說結尾幾句：
我好指（照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灕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如此，小說以爺爺的花橋榮記開始，又以爺爺的花橋榮記結束。首尾都是有關花橋的光榮過去的記述，難怪作者取名為《花橋榮記》。小說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繞一個圓圈，又回返到原來的地方。而循著情節的圓周，潛流於內的，就是「想當年」的感慨意識和鄉愁意識。
確實，這一主題意識，即「今不如昔」的感觸，在小說裡一再起伏出現。我在這篇論文開頭，已經提過，《花橋榮記》一篇，採用比較明顯的方式呈示主題。我們確可輕易從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對比的明顯例子。小說開頭，在介紹爺爺那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花橋榮記之後，敘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而她現在這麼個「春夢婆」，當然不比在桂林時那「有名的美人」。來飯店包飯的李老頭子，「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裡的房子，他佔了一半」。可是現在流落在臺北，又老又病，被兒子遺棄，最後上吊一死，另一個秦癲子，「在廣西榮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可是現在，在市政府調戲女職員，被開除，又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額頭開花，最後跌進陰溝裡淹死。老闆娘一心向往代表「過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現在」的臺北：
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臺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過，就盧先生而言，「今」與「昔」的界線，是他來臺十五年後理想之破滅。而我已詳細討論，理想破滅之前之後的他，是怎樣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帶領學生過街這同一件事，來比較今昔：從前他極有耐心，像一隻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後來他變得暴躁易怒，甚至動手打人。盧先生之前後判若二人，當然就是這篇小說今昔對比主題的最有力的呈現。
小說結尾，老闆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盧先生少年時期和羅小姐合照的相片。「盧先生還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乾乾淨淨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這樣年輕純潔的模樣，和老闆娘初見盧先生時所見的「一頭頭髮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之模樣，之間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們再拿他墮落以後染髮抹膏的小丑模樣來相較，這一尖銳對比，刺激得令人心酸。過去，盧先生心靈戀愛的羅家姑娘，長得「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這樣一個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體終於姘上的「肉彈彈」潑辣浪婦，真是有天地的差別。
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小說裡，表達「今昔對比」主題的方式，是多方面進行的：
一、藉盧先生的故事來呈現主題。
二、藉敘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來呈現主題。
三、藉李老頭子、秦癲子等配角遭遇來呈現主題。
四、藉敘述者的嘮叨和她對人對事的主觀評語來呈現主題。
而今與昔的對比，就是肉與靈的對比，就是俗垢與純淨的對比。由於時光不斷流逝，不肯暫停，沒有人能長保青春，不受年歲的腐蝕汙染，花橋榮記位於「長春」路底。盧先生在「長春」國校教書，當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另有一點，也順便說一下。像這篇小說的這樣一個結尾內容，即以一張年輕時的照片來引發今昔之感，如果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流於「感傷過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卻十分機巧地迴避了這個陷阱。他迴避的妙法，是用敘述者的現實態度，來中和題材的感傷性，我說過，老闆娘來盧先生住所的動機，完全現實，便是想拿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的飯錢。她看到這幅照片，全是出於偶然的。她根本無意尋找「紀念品」。而她對這幅照片發生興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儘管她很仔細的檢視相片裡的兩個後生（如此我們才見到盧先生少年時的樣子，而得以比較今昔），並對這一對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長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可是她對照片人物的這份興趣，是一時的，鑑賞性的，無關痛癢的。要不是裡面的背景，能讓她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自己的過去，誇耀她爺爺那家「招牌響噹噹」的花橋榮記，那麼，盧先生房裡就是真的「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她也不會想到要把這幅照片帶走的。
其實，說起來，不僅是小說結尾，而是盧先生的整個悲劇故事，單就題材本身來說，過於感傷化（sentimental），過於戲劇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卻十分巧妙地藉由敘述者現實、輕鬆、風趣的「語氣」或「語調」（tone）控制抵擋住這兩種趨向。大凡一個小說作者，寫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不在於選用什麼樣的題材，而在於如何處理他所選用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