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也像全篇小說別的地方一樣，喜劇性的語言與語調，亦即金大班喜劇性的觀事態度，使她的「歹惡」變成頑童的「惡作劇」一般，絲毫不含惡毒成分，只顯得可愛，好玩。

金大班雖然如此「惹不得」，不讓予人一句話的便宜，她卻不在乎自嘲，常用自我嘲弄的眼光與口吻，來看自己，打趣自己，批評自己。如此，產生極佳極生動的喜劇效果。事實上，她的自嘲包容在她的喜劇人生觀照中——也是不含酸性毒性的，很令人覺得有趣的。而這份自嘲，是構成她的——與作者的——喜劇語調之重要因素。例子俯拾皆是，舉之不盡，我們隨便選幾個看看。

金大班望著化妝鏡，把嘴巴使勁一咧，眼角子上便現出幾把魚尾巴來。她想著：

四十歲的女人，還由得你理論別人的年紀嗎？饒著像陳發榮那麼個六十大幾的老頭兒，她還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腳呢？這個把月來，在宜香美容院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拉麵皮，扯眉毛——臉上就沒剩下一塊肉沒受過罪。每次和陳老頭兒出去的時候，竟像是披枷帶鎖，上法場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裡，綁得那一身的傢俬——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兩下——發得她一肚皮成餅成餅的熱痱子，奇癢難耐。

她想起上海時代同她一樣大出風頭的舞女吳喜奎，來臺後竟改頭換面，成了個大佛婆。因而想到自己：

孤鬼一個，在那孽海里東飄西蕩，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偏她孃的，她又沒有吳喜奎那種慧根。西天是別想上了，難道她也去學吳喜奎起個佛堂，裡面真的去供尊玉觀音不成？作了一輩子的孽，沒的砧辱了那些菩薩老爺！她是橫了心了，等到兩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層地獄去嚐嚐那上刀山下油鍋的滋味去。

金大班在舞廳，與幾個在洋機關做事的浮滑少年，敷衍調情，說著低階趣味的笑話。

正當小蔡兩隻手不規矩的時候，金大班霍然跳起身來，推開他笑道：「別跟我鬧，你們的老相好來了，沒的教她們笑我‘老牛吃嫩草’。」

她回想到當年替月如懷了孕，她母親狠心在面裡暗下一把藥，把胎兒打了下來。

一輩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見：吞金、上吊、吃老鼠藥、跳蘇州河——偏他孃的，總也死不去。

金大班的口頭咒語「偏他孃的」與「娘個冬採」，很有喜劇味，令人覺得好笑極了。同時亦顯示金大班出言之鄙俗不雅。她的言語之「粗」，與她的性格之「俗」相伴，到處都表現著。就以她罵朱風的幾句話為例：

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連他鳥毛也沒抓住半根！

既沒有那種捉男人的屄本事，褲腰帶就該紮緊些呀。

怕痛？怕痛為什麼不滾回你苗栗家裡當小姐去？要來這種地方讓人家摟腰摸屁股？

怕痛？到街上去賣傢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

金大班不但性格粗俗，言語粗俗，她的動作也粗俗不堪。譬如她和洋機關做事的浮滑少年調笑對答時，「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兩隻大腿中間，使勁磨了兩下」，後來又暗伸下手去，「在小蔡大腿上狠命一捏，捏得小蔡尖叫了起來」。又譬如，當蕭紅美賭氣不肯去陪周董事長時，金大班「乜斜了眼睛瞅著蕭紅美，一把兩隻手便抓到了蕭紅美的xx子上，嚇得蕭紅美雞貓子鬼叫亂躲起來」。之後，她倚在舞池邊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籤剔著牙齒」，一面望著蕭紅美妖妖嬈嬈走向周富瑞。她私下讚賞蕭紅美的「心黑手辣」，想著「那個姓周的，在她身上少說些也貼了十把二十萬了，還不知道連她的騷舐著了沒有？」

然而，如我已提到，金大班這種照理應該使人覺得厭惡難耐的粗俗，在她喜劇性的人生觀籠罩下，以及作者喜劇性的語言語調影響下，變得有趣可笑，而不令人憎厭。

顏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論到《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他認為這篇小說在語言的使用上，可以說完全成功。但他接著說：

惟一的一段敗筆，便是接近篇尾時，金大班回憶初得月如的童貞。從「當晚她便把他帶回家裡去，當她發覺他還是一個童男子的時候」，直到「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來了」，完全不像金大班的氣概。太軟，太浪漫！「可是那晚當月如睡熟了以後，她爬了起來，跪在床邊，藉著月亮，痴痴的看著床上那個赤裸的男人」。雖說這是回憶，而當年的金兆麗可能不如現在的金兆麗之硬且辣；但是，回憶的行為發生在現在，怎麼一點沒有被「硬且辣」所沾染呢？

我很高興顏先生提到這一點，因為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值得推敲的問題。不錯，乍看起來，顏先生提到的這一大段金大班對初得月如童貞的回憶，在語言與語調上，好像與全文非常不調和。但至於這是不是作者的敗筆，就值得進一步研究。我覺得，這一段的這種寫法，除了語言語調，還牽涉到許多別方面的問題——特別是主題。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必須先談一談這篇小說的「嚴肅面」。

我已在上文提到，這篇小說的輕鬆面，分量重於嚴肅面，而我這篇論文的討論重心，也在於《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之喜劇成分。但我們絕對不能就此忽略了確然存在於這篇小說裡的認真嚴肅的一面。這認真的一面，呈現出《臺北人》的一貫主題，亦反映作者本人對人生的一些看法。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我曾談到，在《臺北人》世界裡，對過去的愛情或「靈」的記憶，是對肉性現實的一種贖救，金大班年輕時候在上海，與一個名叫月如的年青男子有過一段短暫完美的愛情。主要就是對於這段真情的記憶，使得她在惟利是圖、現實粗俗的環境裡，還能保留某種內在氣質，偶然迸發出高貴的人性光輝。我們注意到，金大班在這最後一夜的兩次「心軟」，都起源於對這段愛情的回憶。朱鳳的遭遇，使她聯想起自己當年替月如懷了孕時的種種傻念頭；於是忿怒轉變為同情，她慷慨卸下鑽戒給了朱風。第二次的「心軟」，就是小說最後一景：一個坐在舞廳裡旁觀的羞澀年輕男人，使她聯想起多年前把童貞給了她的月如。於是她心裡湧起一股柔情，日常的粗俗氣息突然消失，她開始溫柔地教起他舞步來。

我們若把《臺北人》這本書，當一個整體來研究，就會發現，所有作者給予同情的角色，不論是拒絕接受現實的悲劇人物，或像金大班這種能夠接受現實的非悲劇人物，心裡都珍藏著一份對「過去」的記憶。這份記憶的內容性質，隨人而大異，有的與國家歷史攸關，有的只涉及個人私情。然而卻有一個共同點：即這份記憶，是堅固的，完整的，不被時間沖淡的。當無情的歲月逐漸腐蝕他們的肉身，他們卻牢牢衛護著這份記憶的完整，不肯讓它受到時光的汙損。《臺北人》裡許多角色，每天就這樣擁抱著「過去」度日，顧不得現實，不接受現實。金大班卻不同，她並不時常回顧，差不多時間她都在現實中混著，和現實妥協得很好。然而，在她偶然回顧時，這份記憶卻還是完整的，未受時間侵蝕的。

《臺北人》裡有些角色，所珍惜的記憶，可能囊括多年。但金大班珍藏在心底最深處的記憶，卻只是一夜——她得到月如童貞的那夜。當然，她和月如，並不是一夜繾綣之後就分離；在月如被他那「大官老子」派來的幾個衛士從「他們徐家匯那間小窩巢裡綁走」之前，他們可能已經同居幾周或幾月了。然而固定存在於金兆麗心底深處的永恆記憶，卻只是那個晚上的月如，和她自己當時的感動與感激。這就是為什麼當金大班想到別的時候的月如，她雖然也會心軟，但她整個的思想意識，語調不變；她還保持一貫的喜劇式之觀事態度，與輕鬆的自嘲（譬如「偏他孃的，總也死不去」）。但在顏元叔認為「敗筆」的篇尾那段，因為勾起的記憶是那個晚上的月如，她的「硬且辣」就完全消失。她的粗俗也消失。她的喜劇人生觀也消失。她的自嘲能力也消失。間隔她與這份記憶的二十年也消失。留下在舞池裡，和一個陌生年輕男子跳舞的金大班，突然之間，是一個青春已逝，肉體已遭時間侵蝕，但心靈變回二十年前那樣敏感那樣脆弱的女人。

所以，這段結尾表面上語調之不協和，在我們考慮到作者賦予此篇小說——與《臺北人》整體——的主旨命意時，就變得十分合適，十分妥當。如果不是這種寫法，金大班就不是作者要表現的金大班了。作者顯然認為，像金大班這麼一個從現實的汙泥中打滾出來的人，女踝不是靠著這一完美無缺、不被時間沖淡的記憶來「贖救」，就不可能保留住她那份人性，與做人的尊嚴。（這「救贖」主題，我們甚至可從小說裡含有高度喜劇性質的情節段落獲得隱約暗示。作者藉用金大班觀點，對「大佛婆」吳喜奎的描寫，語調內容都十分詼諧有趣，可是話題亦觸及罪與罰的嚴重課題。而金大班，早年「下海」當舞女，就好比「下」人人生苦「海」；今日離開風月場，就好比離開孽海，獲得解脫。這些都可解釋為作者對「救贖」主題的一點暗示。）

然而這篇小說的結尾也含蓄著悲愴的反諷。因為，金大班這一瞬間的感受，到底只是幻覺，片刻就會消逝。眼前這個眉清目秀，靦腆羞澀的青年，到底不過是月如的幻影；而二十個年頭已經過去，她年華已逝，逐漸衰老，那裡真還是個心靈敏感的年輕女人？

當然，這一片刻過去後，金兆麗會繼續在現實中過活。昂著頭過活。對人生的種種不如意事，她會照樣啐那麼一口，罵聲「娘個冬採」，然後接受它，適應它，反轉過來享用它。第二天，當然，她會照樣打趣自己，打趣別人，高高興興當「老闆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