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醒來時，已經八點。老婆上班走了。我起來到處走了一圈兒，所有的東西都還在原來的地方，卻覺得屋子裡空空蕩蕩的。洗漱完畢，就想趕快離開。

在去單位的路上，我又吃了兩個夾肉燒餅，還喝了一碗稀飯。坐在路邊飯鋪的棚子下面，放眼望出去，都還是過去的老樣子，卻不像往日那樣令我沮喪。

有很多我無法把握的事，付飯錢的時候我心情平靜，彷彿更糟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我想到外國人付小費的習慣，這是從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現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種奇怪的感覺，世上令人費解的事太多了，最後它們都變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們的理解，只留下回憶，帶著當時的色彩。

去單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車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費有關。

那時的汽車票價還是五分八分一毛。一個小夥子拿一毛錢買八分的票，女售票員找他兩分錢時，他說，不用找了。

“還是找你吧。”女售票員還很友好。

“我說了，不用找了。”小夥子口氣平淡。

“你還是拿著吧。”女售票員有點窘迫了。

“不找不行嗎？”小夥子有點不高興了。

“你什麼意思啊？我憑什麼不找你錢啊？”

“你這人怎麼這樣啊？我說不找了，你幹嗎非找不可呢？”

“當然非找不可，我們是國營的。”

“國營的又怎麼樣，我都說不找了。”

“你以為你是誰啊，我們幹嗎要照你說的去做啊？”

“你幹嗎把一件兩分錢的小事搞這麼大啊？‘文革’的時候沒過著癮吧？”

“就是，‘文革’那時候多好啊，哪有這麼多精神病！”

“你說我有精神病？”

“我可沒說你，是你自己說你有精神病。”

“我……”車進站了，小夥子看站牌兒，連忙說，“倒霉，我得下車了。”

“整個一個精神病。”小夥子下車後，女售票員一邊招呼乘客上車，一邊說，“還以為兩分錢咋回事呢。”說到這兒，突然想起那兩分錢還沒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夥子已經不見了。

車再一次緩慢地啟動，女售票員生氣地把兩分錢扔到窗外。

“去去晦氣。”她說完離開座位，去後門賣票。

她走近一個站在柱子前的小夥子，頭也沒抬，就從他手裡接過一角錢。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員吃驚地抬頭，就是剛才下車的小夥子。

時間所呈現給我們的面貌，就是總在消失著，一分一秒地過去，也總是留下一些這樣的事，什麼時候想起來，都覺得有意思。

我走進研究所，立刻朝劉托雲曾經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兒放了一把辦公室的舊椅子。我的心情有點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撫摸一下那個角落的空氣。

我剛坐到椅子上，還沒去撫摸空氣呢，黑麗從辦公室出來，撞見了我。她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不解地看著我，彷彿我是一個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著最終的判決。

她沒跟我說話，但是潛臺詞我已經讀到，彷彿我背後站著劉托雲。

“哎，黑麗，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說。”我起來走近她。她懷疑地看著我。

“你要出去？”我問她。

“我要去銀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遠是說秘密話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鬧讓人感到孤寂，卻讓秘密變得安全，沒人關心你在說什麼，只要你不喊著說就行。

“我打聽了一下租房子的情況，可選的房子很多。我想問問你，喜歡什麼地方的，離你父母近點兒的，還是……”

她沒有說話，嘴角一直噙著一絲冷笑。

看見她這樣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為一套房子和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男人上床而且懷孕，代價的確太大了。想到這兒，我對黑麗的同情淹沒了我。

如果黑麗要這個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沒有別的選擇。

僅僅因為這個孩子嗎？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對我說。

“你最好早點告訴我。”

“還有，我們……”

“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