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欲曉，鬥牛蒼淡。

「巡洋艦」駛離卓資山，孤零零鑽入空曠荒蠻的山野；時而騰躍，時而沉落，透迄於崎嶇凹凸的山路上。這種鐵殼吉普底盤高，適合越野，卻也易於翻車。司機目注前方，臉頰緊繃，兩手在方向盤上大幅度地滑來滑去。

車上坐著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周惠。

「周書記，翻過這片山，就到克布林再向北是二連，向西北是四子王旗。」辦公廳秘書指點前方介紹。

周惠臉色像出土的青銅器，不知是為晨光所染還是由於心情憂鬱沉重。他默默地吸菸，偶爾用左手搓搓渾圓的下巴，又搓搓缺少睡眠而感覺縮緊的面頰。

車廂靜下來。輕裝簡從的書記只帶了兩個秘書和一名保衛人員，駛行於空蕩蕩的高山大嶺間更顯孤寂。

他是有孤寂感。舉國農業仍在學大寨，奔「陽關道」，先進的已經完成「向大隊核算過渡」。中央也有明令：「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許包產到戶」……

可是，周惠提出「可以包產到組嘛；偏遠落後的地區也可以包產到戶嘛廠

當時，縣、社、隊聽到此話的幹部不啻聞雷，都驚個目瞪口呆。個別知底的幹部更悄聲議論：「廬山會議的教訓他算是白接受了……」

山路一邊是危巖，一邊是懸崖，司機臉色蒼白，不停地踩間打方向盤，急轉那些胳膊肘彎。

「逼上梁山喲，」周惠從喉嚨裡咕嗜出聲，「人都餓死了，還有什麼主義？逃荒討飯能叫社會主義？」

卓資山那些菜色的面孔，肋骨巴巴的胸脯，褲腿襤褸的赤腳，衣不蔽體的略有羞赧的女人……這就是當年出生人死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周惠的心在流淚，眼前也變模糊。朦朧中，他看到汽車衝下山嶺，衝入一道川；裡一半是黃色的戈壁，一半是綠色的草地，有座窄橋橫臥於乾涸的河床上。他心有所動，又喃一聲：「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沒法子，逼的！」

隨行三人無言地交換眼色，都理解這位剛出山的第一書記。霜打頭鬢的書記不喜歡前呼後擁，不喜歡「鴛歌燕舞」；走一路，不要當地幹部陪同，更不聽他們的「安排」，把手搖得一陣風：不要不要，全趕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有人搞包裝。你們不要當廬山的雲、遮眼的霧，部遠遠走開土。

自治區黨委一名副書記是勞模出身，半路碰到了想一起同行，又被他抬手拒之一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要陪。」副書記說：「邊疆地廣無界，我怕你把車開到外蒙去。」周惠苦笑：「我還沒糊塗到那個地步。」

於是，他看到了落後貧窮，看到了真實。

「共產黨甚都好，不打人，不罵人，不剝削，不壓迫，就一條不好，不叫人吃飽肚肚。」

那位滿臉皺紋似核桃的純樸憨直的老農一語驚人，時時鬧地震一般在周惠心房裡衝撞轟鳴。什麼道理能比這句大白話更深刻？

「解放三十年了，種糧人都吃不飽肚肚，還要咱們這些人幹球甚？」周惠對他的隨行罵一句剛學來的內蒙土話。「一個大隊吃不飽，大隊長和書記是幹球甚哩；一個公社吃不飽，社長和書記是幹球甚哩；幾十個公社，幾百個大隊，這一路下來都吃不飽，莫非這些隊長、社長、書記們全是笨蛋，全在幹球甚哩？」

他猛地閉了眼，屏住一口氣，彷彿受到內心情緒的激盪而有些暈眩。靜過幾秒鐘，他睜開眼，眼圈紅紅地嘆口氣：「唉，還是政策喲……愧對父母，愧對天下黎民！」

一

二道上，一輛古老遲暮的蒸汽機車像老人一樣咳著喘著，將裹著煤屑菸灰的蒸汽一團一股地吐向骯髒的道基；車前的大燈，像生了紅眼病一般瞪住迎面駛入一道的年輕的電機車。電機車已經落閘，客車廂輕輕震顫，車輪在慣性的驅動下旋轉著，將閘瓦磨得冒出縷縷淡青的菸絲。

列車終於停穩在月臺上。

周惠穿一件灰色風衣，入鄉隨俗地戴一頂前進帽，倒背雙手立在站臺上朝車廂望。

「來了，」秘書在旁邊指點，「那邊。」

周惠隨手勢迎過去，對面走來的是身高馬大的薄一波，頭髮也白了，原來挺直的脊樑不堪十年重負，已經微駝，只有那個著名的大鼻子仍然不失血色地直立在面孔中央，威風依舊。

「你好啊，一波同志。」周惠伸出手去，他們是太行山時期的熟人，上下級。

「你好，周惠同志。」薄一波像那個時期所有剛解放的老幹部一樣，喜歡感嘆損失的時光，「十年不見了……」

「二十年。」周惠更正。

「噢，」薄一波稍怔，憶起周惠的賬更要早算十年，點頭道：「可不是嘛。二十年喲！」他握握周惠的手，鬆開道：「我剛出來，中央叫我先到各處轉轉，看看。還有馬洪同志。」

周惠與共產黨的這位秀才馬洪，也是舊相識，互相握手問候，一行人出站上車，駛向包頭市的青山賓館。

汽車上，周惠與薄一波同坐後排位，一開始便談了農村和農民。

「我來內蒙幾個月，跑了烏盟、巴盟、錫盟、伊盟的十幾個縣，幾十個公社。農村窮啊，農民苦，連肚子都吃不飽。」周惠用低沉緩慢的聲音介紹說，「我到卓資山，有的村子人均口糧才二百來斤，扒火車外出逃荒。那麼多地擱荒了，見不到幹活的人……」

「我們對不起農民」薄一波深鎖雙眉，彷彿是面對當年太行山的農民在檢討，「我們是靠了農民才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沒有農民就沒有我們。可我們又為農民做了什麼？連飽飯都吃不上……」

「我們是什麼都管，到頭來就是什麼都不管。大道理能當飯吃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不得了調動不起積極性還能叫好道理，好政策農業學大寨，全國有幾個公社幾個大隊學到有數的嘛。可中國有八億農民，八億農民怠工，只靠幾個先進的公社和大隊能解決全國農業問題白貓黑貓，逮住老鼠才是好貓。我就贊成這個觀點，這才是真道理，好道理。」

「我同意這個觀點。」薄一波明確表態支援。

「轉了那麼多公社，老百姓窮得可怕大隊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我看國家也管不誰能管？別人誰也管不了，只有農民自己能管我就是這個觀點：放手讓農民去自謀生路。」周惠向這位老上級講了心裡話，「我走一路，講了一路：包產到戶。我跟幹部們講：你們管不了農民的肚皮，就叫農民自己管。我知道講的不合中央規定，不合中央政策。我是被逼的，要餓死人了，先找條活路再說。」

「不叫農民吃飽肚子，大家都別想吃飽。」薄一波點頭，「你搞你的，逼上梁山嘛！就是你講的，先找條活路再說。」

周惠將身體仰靠過去，沉重地籲出一口氣。薄一波的態度使他得到一些被理解的寬慰，但身上的壓力並沒減輕多少。他知道，去年底中共中央下發的四十九號檔案，提出「學大寨」，對「向大隊核算過渡」要「採取積極的態度」。要求各級黨委「今冬明春，可以再選一部分條件已經成熟的大隊，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過渡，進一步取得經驗。」現在，相鄰的一些兄弟省正敲鑼打鼓，爭先恐後地颳起「過渡風」，便更襯托出他在內蒙古搞的包產到戶跟中央唱反調，簡直是南轅北轍。他也知道自己並非唱獨角戲。安徽的萬里在周惠出山之前便已碰了「包」字的禁區，是全國第一家。接著又出了四川的趙紫陽，也將一雙腳踏入禁區。他周惠只能算老三。但是他相信，如果自己去年出山，那麼去年他就會碰這個「包產到戶」的禁區，他必須為治下的農民負責。然而前程究竟能搞多久？

心裡沒數。

政治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如果中央講話，一夜之間就能將他的全部作為否定，他也會再次遠離政治舞臺。這種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已經有徵兆。

前幾天，一位幹部憂心件件地彙報說，與兄弟省交界的一些社隊壓力很大。這邊悄悄搞「包產到戶」，那邊轟轟烈烈搞「向大隊核算過渡」；這邊理虧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邊大喇叭朝這邊喊口號，廣播批判文章，說內蒙古搞資本主義，說「大寨人從來不籠統地講調動積極性，而是講調動社會主義積極性。」這些觀點都是出自權威的《人民日報》。

周惠將手一擺：「農民沒有飯吃，是找咱們還是找人民日報？我看也不會找兄弟省。」

話是這麼講，神態也從容，內心可並不輕鬆。夜裡一枝接一枝吸菸，睡不著覺。他忽然對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了新感受，似乎比過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體

「唉，說嚴重點，我不上梁山，農民很可能就會有人上梁山喲！」他對同樣睡不著覺的妻子說。這是他深思熟慮之後講的極富哲理的一句話。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換代都出自農民起義。如果說，靠了共產黨幾十年艱苦奮鬥而在農民中樹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經考驗的幹部隊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也沒出大亂子，那麼經過十年浩劫，黨的威望及幹部隊伍都受到極大的損傷，若再出現那樣的失誤和困難，就難免不出大亂子。

誰能保證餓肚子的農民不會「上梁山」？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和責任心，周惠才「逼上梁山」，沒有和中央的聲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這種「另搞一套」能夠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夠為中央一些決策者理解。到了賓館，他來到馬洪的房間。

「喂，我說你們這些秀才，你們也乾點實際事好不好？」因為是熟人，周惠用隨意的口氣對馬洪講，「你也給咱們寫篇文章，呼籲呼籲。」

「寫什麼文章？」馬洪警惕地望著周惠，深知這位「仁兄」是個「不安分的人」。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你寫這個文章，宣傳宣傳這個觀點嘛。」

「你怎麼不寫？」馬洪反問，「你自己寫嘛。」

「我要能寫還找你說什麼。」周惠吸燃香菸，認真道，「我只會幹，筆桿子還得靠你們這些窮秀才嘛。」

「我不寫，」馬洪搖頭，「你們幹就是了，文章我寫不」

周惠理解這種態度。許多同志對「包產到戶」是贊同的，但是不敢公開講。他苦笑著承認：「說實話，我也是敢做不敢寫呀，寫了發表出去，那就不是內蒙古而是全國的事了……」

二

北京市民紛紛湧往香山看紅葉之際，京西賓館又聚集了一群決定政策、為民做主的出類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會議正在這裡召開，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

午睡起來，周惠拉開窗簾，兩眼在驟然降臨的光明中眯細片刻，才適應地睜大眼，痛快地長出一口氣。他的心情同現在的天空一樣高曠遼遠。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員的高階領導幹部參加，他們既然參加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便鐵定地要參加中央全會。多年的政治生活經驗告訴他，這是「氣候」轉變的前兆。大凡有重大歷史轉折或政治變故之際都會有一批過去不在決策圈裡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來，他們是「組織保證」，保證確立新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這些「新人」當然屬於政治上佔主動，取「攻勢」的一邊。同以往所不同的是，無論八屆十二中全會還是黨的「九大」、「十大」，這些列席到圈子裡的「新人」多是「兒童團」，今日列席到圈子裡來的卻是大批曾在圈子裡舉足輕重後被趕出圈子的「還鄉團」。

對，這些「老傢伙」互相串門聊天，都戲濾地自稱是「還鄉團」。這個不雅的名稱是政治對手過去贈送的，現在他們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來。他們或在「反右」鬥爭，或在「反右傾」鬥爭，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下，決心結束一個時代，開創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洗一把臉，周惠頭腦清醒地走向小會議室。視覺在紅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種莫名的興奮。上午，在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放了一炮。剛剛出國訪問回來的鄧小平雖然不動聲色地坐在華國鋒旁邊，但周惠從他那一瞥目光，一聲輕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菸的姿態裡，看到了一種讚賞和會意的感情流動。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領導坐在前排沙發裡，各大區有兩名代表坐在他們的對面。華國鋒先講了話，沒再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內容，而是大篇幅地講生產。顯然，經老同志們的努力，華國鋒已經同意了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這一「轉移」，除老同志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勢所然。華國鋒明白，若不作這個轉移，他將失去早就厭惡甚至是懼怕「階級鬥爭」的廣大黨員和民眾的支援。幾十年的「鬥爭」，使他們精疲力竭，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其中，鄧小平走了至關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請進來。

剛剛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歸來的鄧小平，曾下令大規模地組織派遣中共的高階幹部出國訪問、考查。正如他對訪問英、法歸來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義加改良主義，要大量派人出國。」所有出國訪問過的共產黨高階幹部無不震驚：「洞中才數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經濟發達狀況對他們長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簡直是粉碎性的打擊。無須講更多的道理，那種改變路線，改變政策，改變現狀的要求和呼喚便必不可免地匯聚成席捲之勢。

這樣的形勢對周惠來講，無疑是賞心說意的快事。比較他在內蒙古悄悄搞「包產到戶」的時候，確是鬆了一口氣。但也不無憂慮，畢竟這種「解放」、「求實」和「寬鬆」尚未得到黨中央的正式認可，寫入決議。

中國政治的特色：只有寫入「決議’的東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順」。只有‘名正言順」的事情，才能大張旗鼓、大刀闊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對面的華北地區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發言之後，主持會議的華國鋒點將：「周惠同志，你也講講吧？」

「不講」周惠擺手，「段君毅同志講得很具體了，我沒什麼講的。」

「講講吧。」葉劍英慢條斯理說，「你是個敢講話的嘛。」

陳雲點頭：「談談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動了，那些蓄積已久的話便活躍著想吐出來，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對建國以來許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之前，他經常可以見到毛澤東，可以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闊天空的暢聊中，他更深刻地瞭解了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奧秘和歷史。當毛澤東被蔣介石的軍隊趕到井岡山「落草」，當了「山大王」時，便意識到中國的命運取決於農民。不但要組織農民，而且要宣傳教育農民，因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毛澤東的這一路線經歷了多次黨內鬥爭，特別是經歷了多次黨和軍隊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之後才逐漸被全黨承認，毛澤東也因此成為黨的領袖。這條路線指導著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由農村包圍城市，並終於把這個黨從山溝帶人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無論在北京，長沙還是在廬山，毛澤東都曾教育、告誡周惠：「路線決定一切，路線走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換言之，失策就會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確信這是真理。問題在於，黨的路線和政策是否一貫正確，有沒有重大失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惠是個「活躍分子」，與各路「諸侯」作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對於「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誤，絕大多數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識。但是對黨的農村工作路線，黨對農民的政策，分歧和爭論卻時時發生。

爭論中，周惠所持的觀點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國際帝國主義封鎖國門的嚴峻形勢，黨採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政策是正確的，別無選擇。黨決策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路線和政策也是正確的；沒有工業化，在世界強國的窺覦下中國就無法完整的生存下去。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在國門被緊密封鎖，別無資金來源的情勢下，黨不得不採取「犧牲」農民一部分利益來積聚資金投入工業建設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緊農民的褲帶為代價，建起自己比較完整的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並且擁有了自己的核威懾力量都是正確的。是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誤正是萌芽於正確之中。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反右傾」，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將國家利益同農民群眾的利益對立起來了，以政權的力量，將農民的生產組織形式，種什麼，怎麼種的種植權，農民的產品分配權乃至吃多少口糧的權力統統收過來，管起來。掰著指頭算算，農民還剩什麼權力？這種過分的甚至是野蠻的剝奪，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周惠在走過幾十個公社之後，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到了這時，理想和教育已經無法再喚起農民作出犧牲奮鬥的熱情。而且，國家已經強大到了足以自立於世界，完全可以開啟國門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氣候也不像過去那麼嚴酷得令人甘心無償地作出最大犧牲。

於是，改變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擺在黨的面前。度過了非常時期，人民群眾越來越多地關心自己的利益。八億農民怠工，國家利益從何談起？就是城市裡的教職員工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就沒有黨和國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還明白一個道理，講話必須把握時機、選擇場合。各「諸侯」，互相議論交流是一回事，在決策圈裡正式發表政見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晉見鄧小平時的情景，他談「想法，」「談形勢」，都被鄧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過去。周惠相信，什麼時候講什麼話，講到多麼深，做到哪一步，鄧小平比自己更會準確地把握時機。那麼自己現在能講什麼

「那好吧，我就講點內蒙古。」周惠終於張了口，慢條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個月，跑了幾十個公社，看了農民缸裡的糧，鍋裡的糊糊，扒火車逃荒的人流，還有一群群不種地，曬太陽的青壯年，問題的核心是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比如卓資山那裡，糧食產得很少，還不夠自己吃。每年徵購上來的糧還不夠返銷。勞民傷財，不得人心。我在那裡跟一些領導議了議，採取了一點措施……」

「聽說內蒙有些地方在搞包產到戶。」不知誰插言。周惠不動聲色，也不置可否，繼續講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傷寒症，民不聊生，現在是吃了點藥，剛發出點汗，事情很明顯：誰能比種地的人更懂種地？我們有些同志什麼都要管，結果是什麼也不管，連農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喲，我只好放手叫農民去自謀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願意的，他們有辦法自謀生路。現在剛剛春暖，剛剛出點汗，可不能再來刮西北風」周惠講到這裡，情緒已經起伏難耐，衝著前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幾乎是呼喚：「剛出點汗就來風寒，把汗頂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向前，這是我們對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整將發言雖然含蓄，卻是意思明確，態度懇切。常委們互相看看，頗有些動容……

「為民請命又一次吧。」周惠這樣評價自己上午的發言，不無滿意地經過長廊，走進小會議室，見李先念與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麼，走到旁邊沙發坐下。

李先念望來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過這邊：

「媽個×的，周惠，你怎麼把多少億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