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大報紙都登出了來自日內瓦的報道：「日內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相也都相似」……

莫洛托夫指著美國人的鼻子很自豪他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著對付周恩來吧。那時你才會懂什麼叫難對付！」

段蘇權將軍說：1954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承認了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三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且，寮國人民有了自己的軍隊，有了包括桑怒和豐沙裡兩省的集結區，並得到了日內瓦協議法律上的承認。寮國伊沙拉陣線（即愛國戰線）的威望和聲譽在全國全世界得到提高和擴大，這一切輝煌的勝利，為寮國人民以後反對美國新殖民主義者的鬥爭和寮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4年1月，蘇聯在蘇、美、法、英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提議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以緩和亞洲緊張局勢。英法都傾向同意，美國被迫放棄反對態度。

2月18日，柏林會議閉幕。井發表公報：建議由蘇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及有關國家於4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主要議題是兩個：關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及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

3月3日，我中央人民政府答覆蘇聯政府，同意派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以周恩來總理為首，張聞天、王稼樣、李克農為代表，加上各方面工作人員，大約近200人，是一個龐大的政府代表團。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能人專家都有。正如周恩來所言：「各個角色都得齊全，成龍配套。」

準備工作是非常細緻全面的，甚至穿上「服裝」進行「預演」和「彩排」。

服裝是由代表團秘書長伍修權將軍提議統一研究確定的。伍修權將軍說：「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服裝一定要莊重、嚴肅、統一。」於是，經研究選擇了一種黑色面料，為每個代表團成員做了一套中山裝。後來，當中國代表團穿著這套黑色中山裝在日內瓦開展活動時，所到之處，路邊經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團脫帽致敬。開始代表們不知其所以然，後來才弄清，在瑞士，牧師是穿黑衣服的。莊重、嚴肅。很多人把中國代表團員誤認為是傳教來的牧師了。

說「傳教」也可以，我們宣傳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的是毛澤東思想。

預演和彩排更精彩。比如，黃華是代表團發言人。出發前，在外交部禮堂三次舉行「記者招待會」進行演習。集中懂英語的新華社記者扮演外國各通訊社記者，盡其所能提出各種問題刁難這位發言人。這些「外國記者」也毫不客氣。

挑釁性的、侮辱誹謗性的。威脅恫嚇的，「據理」質問的。

五花八門的問題一個接一個提出。黃華面對這些「敵對勢力」，從容鎮定，一一給予回答、解釋或是反駁。幾經「較量」，不但鍛煉出鎮定、從容。大度的氣質，鍛煉出機敏的應變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勢及我們的方針、政策和策略。

有了這種充分準備，當同恩來率領代表團在日內瓦走下飛機時，那整齊威武的隊伍立刻引起轟動，各國記者爭搶著擁上去拍照。世界各大報都刊登出了來自日內瓦的報道：「日內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子提箱也都相似……」有了這種充分準備，當黃華和另一名發言人龔澎同志每次會議之後去新聞中心釋出訊息時，總是能夠對答如流地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各種質疑。儘管遇到許多歪曲事實的挑釁和刁難，但都非常出色地給予了駁斥，引起記者們的普遍讚歎。就連資產階級報紙也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出色的」年輕優秀的」發言人。

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蘇同盟，周恩來的主要盟友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同志。中方俄文翻譯李越然是這樣回憶他們相互之間的合作關係：——我的感覺，莫洛托夫與周恩來具有同樣的堅定性。

有為自己的信仰而獻身的精神。他們都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能。他們都具備了處理複雜政治問題所必須具備的魄力：直覺和適時地做出決斷的能力。

在會議進行的前一段，經常是莫洛托夫介紹情況，談國際鬥爭中的各種外交策略，周恩來認真聽齲並時時提出一些問題。莫洛托夫對一些資產階級外交家們的背景、履歷、稟性。以及優點和弱點了解得多，對一些人可以說是相當熟悉。他的介紹對周恩來無疑是重要的。

然而，周恩來顯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靈活性和鬥爭藝術性。他的這一特長，在會議的後半截，就是解決印度支那的問題鬥爭中，得到充分發揮和證明。

印度支那問題比朝鮮問題還要複雜。當事國不止一個越南，還有寮國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爭的法國，還有阻撓達成任何協議的美國。

當談判陷入僵局時，周恩來的軍事參謀雷英夫曾提過意見：「不打下奠邊府，一切無從談起。」

越南人民軍在奠邊府打得不順利，武元甲將軍有些信心不足，說：」損失太嚴重了」，「我們的精銳部隊幾乎全搭進去了。」

難怪奠邊府戰役難打。在美國支援下，法國殖民主義者在奠邊府集結了21個營和10多個連隊的重兵、並且修築起碉堡林立的集團陣地，吹噓奠邊府是一艘不可摧毀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艦」。

拿下奠邊府的決心下定之後，中國由彭德懷將軍直接負責支援越南的組織工作，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設法將重炮和火箭炮幫助越南人民軍運送上前線，投入奠邊府戰鬥。

中國井派出韋國清將軍親臨前線參與指揮作戰，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正式開始的前一天，終於取得了奠邊府大捷。

奠邊府大捷是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最終能達成協議的關鍵性一步。此前，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在會議上指著范文同的鼻子大罵：「你們的政府在哪裡？你們不過是影子政府！」

拿下奠邊府，他們立刻蔫了，再也罵下出口了。進會場時連頭都抬不起來了，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代表卻從此揚眉吐氣起來。

段蘇權率工作組進駐寮國桑怒時，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陳遠飛曾在祝酒時講過這樣一段話：「韋國清將軍曾經指揮奠邊府戰役，取得了最後結束法帝國主義統治越南的奠邊府大捷。我們今天用奠邊府牌酒來把待中國同志，表明我們對中國的援助是不會忘記的。中國同志今天又來到抗美第一線，幫助我們進行第二個‘奠邊府’戰役。為此，謹向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表示衷心感謝。」

奠邊府大捷使日內瓦會議的談判有了基礎，但是問題複雜，談判一個月仍然達不成協議。

西哈努克親王在他的善於謀劃的賓努首相的輔佐下，提出一項結束印支戰爭的方案。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條內容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國武裝部隊和一切作戰軍事人員必須撤出，而且進入柬埔寨和寮國的其他國家或半島其他地區的各種性質的戰鬥單位也必須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應撤出柬埔寨。

周恩來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於達成協議，結束印支戰爭。可是越南不願接受這一方案。由於歷史上，柬埔寨始終是越南和泰國互相爭奪的物件；由於越、老、柬三國的抗法武裝力量在現代一直是並肩戰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堅持這是三個民族的團結互助，不願將部隊撤出寮國和柬埔寨。

周恩來向胡志明及其他越南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說服他們認識到束埔寨提案中的合理部分。並以此為內容同法國新政府接觸。由於法國在奠邊府的慘敗，拉尼埃政府倒臺，新總理是孟戴斯·弗朗斯。弗朗斯聽了周恩來的意見後，很激動，不惜把他的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擲，向議會賭咒發誓說：如果7月20日之前達不成協議，我就辭去總理職務。

西哈努克首先想的不是弗朗斯的發誓，他想的是柬埔寨主權。他堅持不簽署任何限制其國家主權的協議。

莫洛托夫出於固有立場，對於中立國家所能發揮的獨特作用估計不足，未能表現出相應的靈活性；對西哈努克所提方案缺乏及時的支援，並對柬埔寨提案的目的抱有很大疑慮。

「協議必須包括禁止柬埔寨同其他國家締結軍事同盟條約的內容，柬埔寨不得允許外國在它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莫洛托夫警告說：」還應該規定，柬埔寨不能向外國要求軍事援助。」

莫洛托夫擔心柬埔寨變成美國的侵略基地，西哈努克卻關心著國家主權。他表示：這不是限制和干涉柬埔寨的國家主權嗎？柬埔寨可以單方面作出保證，它將恪守中立，它的軍隊不超過一定的編制。但是，柬埔寨不簽署任何有損其國家主權的協議。

周恩來對雙方的意見和想法都是十分了解的。他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換意見，做了大量工作。終於說服莫洛托夫將意識形態和國家關係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區分開，同意西哈努克親王意見中的合理部分，為最終達成協議邁出了重要一步。

周恩來還在休會期間訪問印度和緬甸，在處理國家關係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日內瓦協議在7月21日凌晨3時42分簽訂，但簽字日期卻按弗朗斯向議會保證的期限倒填為7月20日。

是啊，總不能因為3小時42分就讓一位堂堂的法國總理丟掉政治生命。

日內瓦會議期間，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鬥爭物件是美國的杜勒斯，周恩來的談判對手主要也是美國的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國資產階級的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

他把和平演變「寄希望於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論。

當時在中國幾乎盡人皆知。

他不像有些年輕人想象的那麼面目猙獰，他總是保持著一種政治活動家的莊重嚴謹。仔細看，你會發現他面色蒼白疲倦，神情陰沉憂鬱，戴一副夾鼻鏡，兩眼更顯得深不可測。

會議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僅是說這個人物危險，那裡有雙重含意——他威脅別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為他患了癌症，剛做過手術，胃裡放了一支「鐳管」，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層陰森的色彩。他手術後便拖著虛弱的身體到朝鮮三八線上去視察，視察過前線又「風塵僕僕」趕到日內瓦，他力他的資產階級信仰奮鬥，同樣表現出「忘我」和「獻身」的精神。

在日內瓦，沒有一個人見過壯勒斯笑。他笑不出來。那時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子都不好過。面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洪流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都在世界範圍內步步退縮，特別是朝鮮戰爭，美國人和美國所操縱的聯合國軍傷亡慘重。立國以來，美國第一次屈辱地在失敗的協議書上簽字。而且，被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所激昂起來計程車氣和信心。在朝鮮被中國人打得一落幹丈。單此一點。

杜勒斯與中國及其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是不共戴天的。

但是，杜勒斯絕不是那種大呼大罵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捲袖子，像赫魯曉夫那樣用皮鞋敲聯合國桌椅的粗魯人。他沉默寡言，陰沉沉地走路，陰沉沉地坐到會議室中。

他是個「思考型」人物，不善演說，發言講話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緊繃著面孔讀他精心推敲過的發言稿，表明觀點態度便登上他那輛大型福特車，命令司機回去。總之，他是一下汽車便低著頭往會議室裡走，一散會便低著頭往汽車裡鑽，不理睬記者，也不向任何觀眾招呼或講演。

杜勒斯反共、敵視新中國達到瘋狂地步。他親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同任何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社會上一度誤傳周恩來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拒絕。其實周恩來並無此舉動。周恩來在會議期間幾次與杜勒斯走對面，周恩來總是面色莊嚴而從容大度，杜勒斯則不然，他蒼白的臉孔一見周恩來便緊張地繃起來，動作僵板機械。

杜勒斯是決定政策的幕後操縱者，加上身患癌症，會議開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離開會場回國了。由他的副國務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團長。

經驗豐富的老資格的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抓緊時機來看望周恩來，向他傳遞訊息。

「美國這位代理團長史密斯你瞭解嗎？」

「不大瞭解。」

「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艾森豪威爾麾下的一名將軍，這個人跟杜勒斯還不同。史密斯來日內瓦之前我們接觸幾次。他對美國現行外交政策有不滿。」

「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