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蘇權一邊記錄，一邊輕輕點頭。

「不搞階級分析，就無法確定革命的物件；依靠誰？團結誰？孤立和打擊誰？毛主席首先就是搞社會調查，解決革命的這一首要問題。有了階級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確的政策，發動群眾，建黨建軍建政，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才有可能堅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頭打殲滅戰！」

李富春閱歷廣，經驗豐富。他有軍隊工作經驗：北伐戰爭時，他便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6軍的黨代表，配合軍長程潛將軍為北伐做出重要貢獻。紅軍時期，他曾擔任過總政治部副主任，又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他還有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在中央蘇區時，他擔任江西省委書記，是根據地建設的模範。在延安他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配合陳雲同志抓黨的建設和幹部工作；建國後又在中財委任副主任，有經濟建設的經驗。老同志們都稱他為全才。

李富春工作勤奮細緻，善於抓重點、抓本質、抓要害。

對於寮國革命，他緊緊抓住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對段蘇權提出要求和希望：「寮國有的同志認為寮國不存在階級，要幫助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寮國日前進行的是民族解放戰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民主改革是第二位。但民主改革是進行革命戰爭的基礎，這一條不能不看到。你們要深入下去，抓住一兩個村子進行充分的調查，提出意見。但是決定政策要告寮國同志，這是一個原則……」段蘇權點頭：「革命最終還是靠自己。」

「你去寮國，」李富春續燃一支菸，加重語氣：「不要只知寮國，甚至只知桑怒。這是國際一盤棋。」李富春做個手勢：「所以，要有戰略頭腦，要有極強的政策觀念。」

這幾句活有分量，那一刻似乎有顆地球儀在將軍腦子裡旋轉起來。他想到「瓶塞」，想到「大門」。想到「東南亞」。

想到「兩種制度」兩大陣營」，想到「日內瓦協議」，想到國際政治鬥爭……這種高屋建瓴的指示，甚至要在幾年的實踐中去體驗、摸索、領會。

段蘇權就坐在辦公室裡終夜思考這些問題……三座門——位於景山附近的一個普通地名。若沒有青磚牆圍拱起的那座院落，它將是北京千萬個地名中毫不起眼的一處。即使居住多年的「老北京」，也可能面對問路人茫然不知所在。但是，當指揮著世界上最為寵大的一支軍隊的中央軍委辦公廳設進這所院落後，「三座門」便以無法計數的頻率被連續輸入各國軍事情報機關的電腦。

夕陽西下，餘暉縹緲。軍委辦公廳一間鋪設紫紅地毯的小會議室裡，轉圈擺滿沙發，坐了總參謀部和外交部等黨、政、軍要害部門的有關負責同志。

寮國問題中央小組會議正在進行。

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上將聽過一般情況討論，將茶杯放於茶几，身體向沙發靠背仰去，轉臉望住段蘇權：「蘇權同志，這是一場大戲，要成龍配套。你也是個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請你談談想法？」

段蘇權一直在靜聽默想。熟悉他的老同志都說：蘇權這個人，年輕時候是個闖將，血性、激動、「聞聲而起、敢衝敢拼敢於冒險。」隨著年齡的增長，進入壯年之後，那種血性和衝動便轉換成一種深思熟慮、冷靜持重的成熟的美。

他緩緩掀起限皮，不慌不忙望一眼副總參謀長。

這位副總參謀長方額闊臉，體態結實勻稱，可說是一表人材。素以「勇冠三軍」而聞名。二萬五千里長徵，無論大渡河還是臘子口，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又有非凡的記憶力。十幾年後，當美國人為了寫《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而來中國採訪時，對這位將軍的記憶力歎為觀止。他可以說清行軍的路線甚至每一個地名；他可以說清時間甚至當時的具體時刻；他可以說清參戰雙方的部隊甚至所有重要的當事者姓名。都是親身經歷。而且立於風口浪尖。也難怪人稱他是「活地圖」，「活字典」。

楊得志、楊勇、楊成武，並稱「三楊」，曾是全軍全國人民熟知的我軍三員虎將。

抗日戰爭中，楊成武擔任晉察冀軍區一分割槽司令員，以戰功卓著而深得聶榮臻元帥的喜愛。他又能寫文章，又博覽群書，特別是歷史和地理知識豐富，被戰友譽為「文韜武略，精明強悍」。就連驍勇善戰又桀傲不馴的黃永勝提起這位一分割槽司令員，也不無三分敬服七分嫉妒，對他新調來的一位團長說：「他媽的，楊成武能打，有辦法。一分割槽就是他說了算。咱們三分割槽不行，我說了不算，三分割槽政委王平說了算。」

段蘇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曾與楊成武同在晉察冀工作，彼此相交已久，心心相映。這次秘密出使寮國，設在總參的中央寮國問題工作小組又有這位老戰友、老上級參加，對以後開展工作，無疑是一個有利條件。

「1962年日內瓦會議之後，越南軍隊撤出寮國。在美國壓力下，中立派開始分化。富馬、貢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內地被分割。看趨勢，富馬在琅勃拉邦、永珍是培·薩納尼空，富米是沙灣納吉，文翁是佔巴塞。為了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根據中央指示，有五個問題必須解決。」段蘇權開始發言。

「一條條講。」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抓了一支筆，點頭示意。

「第一，關於拳頭的問題。軍隊是建制分散還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頭？是保持統一戰線式的軍隊還是從內容上根本改造舊軍隊，逐步建立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民兵三級武裝制？」

與會者有的靜聽，有的點頭附和。有的匆匆記錄。

「第二，根據地問題，他們過去是打到哪裡，那裡就是根據地。軍隊走了，根據地就沒了，不注意發動群眾和政權建設。」

楊成武點頭插話：「主席談到寮國問題時，也講了五條：建黨、建軍、根據地建設、少數民族和自力更生。精神是一致的。」他主持總參工作15年，各方面情況都很熟。

「第三，打殲滅戰的問題。現在是打跑就算贏，不懂得消滅敵人有生力量。」

「寮國來的同志有介紹，打仗不打人，雙方朝天放。打死人是誤傷。槍聲大的就贏了，槍聲小的就撤了。撤回去組織力量再來比。這不行。」有工作人員嘟噥。

有人無聲地笑。有人解釋：「這種情況雖然有，不是主流。同外國侵略者作戰就英勇得很，他們有長期抗法武裝鬥爭的傳統和基矗」「把群眾發動起來，建黨建政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才可能形成拳頭打殲滅戰。」段蘇權繼續講下去：「還有自力更生問題。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條件、敵人封鎖破壞等客觀條件限制。依賴思想不能有，說到底還得自己解放自己，這條還得跟寮國同志講解清楚。」

姬鵬飛朝菸缸裡磕磕菸灰，慢條斯埋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如果打游擊，連糧食問題自己也解決不了，怎麼能行？」

裝備部部長咳一聲嗓子，接過話來講：「主席曾指示，哪裡搞革命就向哪裡援助。總理根據主席這一思想，明確了四點：一、援助是為了支援受援國家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對方養成依賴思想……」會議室裡靜了許多。段蘇權在那一刻想了許多。

做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堅持國際主義精神無疑是對的。但做為中國政府的「當家人」，周恩來不能不更實際，想得更全面更具體些。國家也有自己的團難。

一次，周恩來同一位受援國的領導人經過艱苦談判，說定了3億元的援款。受援國已經很滿意，當毛澤東接見時，聽說給3億，便講：「太少了，我們隨便掃掃倉庫底子也夠了。」

就這麼一句話。援額便翻了番。

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很手緊的。中國還很窮，搞起這點家底子不容易。必須有求實的精神。在援外問題上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嘴緊手緊，極其珍惜中國人民靠艱苦創業積聚的財富。比如，有次寮國提出增援2000支槍，鄧小平在掌握實際情況後，認為1000支足夠，便卡下1000支。又比如，寮國方面提出援建一條公路，鄧小平根據鬥爭實際及我們國家的情況將這個請求推後了。

這種實事求是為中國人民負責的態度在後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卻成了鄧小平的「罪狀」，因此而受到批判和指責。康生在1967年8月23日鉤魚臺8號樓裡召開的一次援老工作會議上說：「我總覺得對寮國（援助）卡得太緊。

是過去鄧小平的思想流毒。」「對老援助要積極、適用。過去鄧小平插了一手，卡得很緊。他們反帝就要積極支援……」在8月15日還曾講：「鄧小平對寮國援助是形左實右……要2000多支步槍只給1000多。過去這個賬算在彭紹輝頭上，實際上是雷英夫……」實際情況如何呢？

對於軍隊不足3萬的寮國戰鬥部隊，從1960年到1966年，中國給予的無償援助總金額達5656萬元。這還不含給富馬的673萬元（是在富馬倒向右派集團前提供的）。

一位參加過抗美援老，當年在寮國參戰兩年，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後勤部副部長的龔利軍，他在回顧與寮國人民共同戰鬥的許多美好往事和友誼時，也不無遺憾他講過這樣幾件事：寮國軍人和我們關係非常親密友好，但也有件事挺讓我不解。就是他們有個習慣，受打槍玩。動不動就朝天朝山朝樹上打幾梭子過癮，比小孩放鞭炮還隨便。當年咱們抗日打老蔣，別說放空槍玩了，就是見了敵人也下許亂開槍呀。就那麼幾顆子彈，不打則已，打出去就得咬住肉。三顆子彈沒消滅一個敵人那是要受批的呀。三顆子彈打出去能有繳獲。

賺回更多槍和子彈才是好樣的，不然軍隊怎麼發展怎麼繼續打仗？唉，他們來得容易，槍支子彈就不當回事。

咱們援助寮國的都是南京產的「躍進」牌卡車，這種車適應南方的複雜氣象和地理環境。我們去接寮國客人，開小車他們不高興，以為瞧不起人。要大車。開卡車去接，他們高興了。大車比小車威風「高階」。站在大卡車上威風凜凜很開心。不過，他們從來不修車。一輛新車送到手，開上就跑。開到出了毛病，車發動不起來或輪子壞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就地一扔再要輛新的開。

1968年我們援建寮國，修公路。使用的都是國內最先進的機器。有的甚至國內重點工程求都求不來。成本好高啊，用10元的票子鋪路面，鋪滿了都鋪不完。單說瀝青吧。

我們國內有的是，但阿爾巴尼亞有困難，瀝青賣不出去，積壓，經濟有困難。我們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自己瀝青再便宜也不用。買了阿爾巴尼亞的瀝青，用飛機運到寮國來築路，解決了阿爾巴尼亞的困難，也支援了寮國。我們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民是做出了可貴的犧牲和貢獻的……我參觀過寮國村裡縣裡的商店，除了當地的食品特產，幾乎所有日用商品都是中國援助提供的。

一陣飲茶聲之後，總參裝備部部長放下茶杯，繼續會議發言：「我們的對外軍援分為三類：一類被援助國家，是我們有的他們都有。甚至我軍尚未配置的裝備也先給他們；二類被援助國家也是有求必應，根據我們的可能；三類被援助國家則要看看他們的具體政治動向……策略性很強。」

段蘇權問：「寮國地處前沿，看來屬一類數？」

裝備部長沒有回答，合起筆記本，鄭重說：「不過，中央要求駐外軍事代表；第一，口要緊，要體諒國內困難，不要隨便答覆對方要求；更不要替對方搞大方案，要留有餘地。第二，擬定的方案必須切實可行。第三，對受援國軍需裝備的消耗定額。維修保養能力要心中有數……」段蘇權放下記錄筆，繼續自己的發言，從具體形勢分析，講堅持「持久戰」的問題：「如果根據地建設和武裝鬥爭搞得好，國際形勢又朝著有利於寮國革命的方向發展，鬥爭過程可能相對短些，否則將要拖長。無論出現什麼形勢，甚至爆發世界大戰，寮國都必須獨立地堅持長期的根據地鬥爭。」

姬鵬飛輕輕點頭：「鬥爭是長期的。寮國根據地建設差，過去注意發動群眾和政權建設不移。」

副總參謀長做個手勢：「你們先調查研究，情況熟悉後。

爭取能幫助他們打殲滅戰，幫助他們發動群眾和建黨建軍。」

楊成武喝口茶，對他的老戰友一笑：「不要指望一帆鳳順，要讓人家接受意見，首先要同人家搞好關係，讓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

一文一武交替作指示。姬鵬飛接著說：「我們駐永珍使館的鬥爭，除服從我國的外交方針外，還應該配合根據地的鬥爭。」

楊成武強調：「桑怒工作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駐外使館，但是按獨立使館的待遇。」他將兩隻手一按一抬：「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秘密的。」

姬鵬飛笑著指指段蘇權：「你們要知道的情況。使館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使館需要的情況，你們都要知道喲。」

段蘇權輕輕聚攏雙眉，肩上似乎又增了幾分壓力。等待他的不是外文場合通常所有的香檳咖啡，觴籌交錯，而是一場艱苦、複雜、秘密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