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的經濟戰線鬥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於軍事戰線。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是發展生產與對敵戰爭的重要武器。」【2】

——鄧小平

1939年春天，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來函，嚴詞質問邊區政府為何發行面額1元的法幣輔幣和光華商店代價券，並強行流通。

林伯渠回覆：「查陝甘寧邊區政府轄境內法幣信用甚高，流通亦暢，唯零星輔幣萬分缺乏，影響物價之提高，有礙小民生活。經當地商會、農會等向邊區政府請求，准許光華商店發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價券。原系暫時權宜便民之計，而其流通範圍只限陝甘寧邊區。發行以來，因準備充足，深得人民信仰，並無武裝部隊強迫行使事情。尊座聽得報告，完全與事實不符。」【3】

當時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是邊區的法定貨幣，正如林伯渠所說，法幣信用甚高，流通順暢，而邊區只是發行了區區面額1元或更低的小鈔輔幣光華商店代價券，既沒有在邊區強制使用，也沒有流通到國統區，怎麼會讓堂堂的國民政府的孔部長如此大動肝火呢？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迫於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的壓力，和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的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國民黨管轄的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從國民黨政府領取軍餉。

國民黨出錢資助當年的死對頭紅軍，這筆生意虧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來，控制邊區的金融系統就成了最好的目標。根據國共兩黨簽訂的關於邊區不設銀行的協議，國民黨發行的法幣被定為邊區唯一合法的貨幣，邊區銀行沒有對外公開業務，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員，領取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軍餉，並維護法幣的流通。

這樣邊區政府就失去了貨幣發行權！

沒有貨幣發行權，就好像一個人，自己沒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輸血保持身體機能正常執行。國民黨隨時可以掐斷貨幣供應，讓邊區陷入經濟危機。

玩錢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奧秘。可是國民黨供給邊區的法幣，都是1元以上的主幣，對於日常生活來說，面額太大，當年的3元法幣在重慶可以擺一桌像樣的酒席了。邊區缺乏輔幣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郵票代替輔幣。邊區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交涉都沒有結果，才從1938年6月開始，以邊區銀行所屬的合作社——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輔幣代價券。

讓孔祥熙惱火和害怕的不是邊區發行的小額鈔票，而是邊區暗中發行自己的貨幣，試圖恢復造血功能，想獨立於國民黨法幣之外而自成體系。孔祥熙深知當年為了統一法幣，從經濟上消除軍閥割據，他們花了多大的代價。因此一旦共產黨出現獨立發行貨幣的苗頭，他就一定要嚴加防範，查辦到底。

由於林伯渠的回覆合情合理，再加上國民黨轄區的各省地方銀行，也已經印發小額輔幣券，孔祥熙最後也難以「嚴辦」，只得讓這場「光華券風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慶政府的法幣幣值還相對穩定，通貨膨脹較為溫和，但隨著戰爭的持續，物資消耗巨大，外國援助受阻，財政赤字開始大幅ì升。重慶政府為了填補赤字窟窿，只能開動印鈔機，大搞「量化寬鬆」，結果法幣隨即開始劇烈貶值，通貨膨脹的惡魔開始發威。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完全停止了對邊區的財政撥款和援助，並實行全方位的經濟封鎖。同時，重慶政府啟動了貨幣武器，將劇烈貶值的法幣大量塞進邊區搶購糧食和土特產，並轉嫁通貨膨脹。結果，延安物價飛漲，原來零售價0.1元一盒的香菸，變成100元～300元一盒；原來零售價0.05元一盒的火柴，漲至50元～100元。群眾怨聲載道，經濟貿易萎縮，貨幣問題異常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