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乃是一國金融高邊疆的戰略制高點，誰能控制中央銀行，誰就能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軍事的要害，這一點蔣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銀行就成了「黨國」的重大決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正式成立，蔣介石將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權看好錢袋子。只不過，這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剛剛進入寧滬地區，長江上游的武漢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軍閥仍未完全歸順，政府的財源非常有限，開支卻遠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銀行窮得叮噹響，連本錢都拿不出，資本金2000萬元都是用政府公債充抵。

其實，蔣介石最初對中央銀行的設計是直接將中國銀行改組，使中國銀行多年積累的信用和資源為己所用。

不過，中國銀行根本不吃這一套。

中國銀行此時的「大掌櫃」乃是張嘉h，蔣介石、宋子文與張嘉h早在北伐時期就打過交道。北伐時，宋子文向香港中國銀行籌款，先借了50萬為北伐之用，並電令北伐出師各軍：「我軍到達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宋子文告訴蔣介石，中國銀行的實權人物是張嘉h，蔣介石便通過他的拜把兄弟黃郛，向張嘉h伸手「求援」。

黃郛是蔣介石同江浙財閥及幫會首領聯絡的重要人物。張嘉h見到黃郛，當然早已知道他的來意，雖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和黃郛周旋一番，先打發他回去。隨後暗地裡派人去廣州探查情況，他自己則坐鎮上海指揮，在判定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後，再給予「經濟支援」。

後來，派出去的人彙報「北伐軍已順利打到江西，蔣介石此時已進駐南昌」。張嘉h認為出手的時機已到，決定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便通過黃郛送去了珍貴的「援助」。1927年，張嘉h又密令漢口分行經理：「蔣抵達武漢後，可借支100萬元。」真可謂步步為營。

當蔣介石到了上海後，籌款之事更是逐級加碼，最後提出了要借1000萬元。張嘉h對於這樣的大手筆沒有思想準備，對於墊款當即一口回絕，不過他也意識到蔣介石要乾的是「大事」。張嘉h不願墊付鉅款，蔣介石與宋子文幾次邀請他去南京商談此事，張嘉h都賴在上海，就是不給面子。

此時的蔣介石怒不可遏，開始·中國銀行的老底，「查中行從前借與吳佩孚五百萬，張宗昌數百萬，現當我軍餉糈萬急之際，如此刁難，居心殊不可問。」並在電報中威脅道：「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反抗本軍，至今尚有助逆之謀。久聞先生素明大義，當不使貴行再助桀虐。」蔣介石立下嚴令：1.中國銀行預購國庫券1000萬元；2.如不履行，即通緝中國銀行負責人；3.如仍無效，即沒收各地中國銀行，改為中央銀行。

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陳光甫來勸蔣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籌款助餉，一面亦不可不顧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過急，一旦金融界發生問題，勢必籌墊無門，險象環生，于軍事前途影響極大。」意思是：老兄，你現在惹不起中國銀行！還是慢慢來吧！

中國銀行到底什麼來頭，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裡？

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懷當年建立的清帝國中央銀行——大清銀行，盛宣懷本人是典型的親日派，並和日本在漢冶萍等生意上「深度過手」。因歷史淵源，其一直為北洋系所掌控，而歷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中國銀行的「大掌櫃」張嘉h，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他熱衷於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後來，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創辦中國建設銀公司，試圖拉英美財團入夥，遭到日本強烈反對，而中國銀行對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始終採取抵制態度，可見日本勢力對中國銀行的影響力。除了日本後臺，中國銀行大股東席家的勢力後臺則是滙豐銀行，背後大英帝國的身影也不容小覷，而英日當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當年盛宣懷籌建戶部銀行時，洞庭山幫的掌門人席正甫，憑藉席家壟斷15家外國銀行洋買辦職位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深入指導」了盛宣懷的戶部銀行。盛宣懷與席家已有幾十年的交情，曾聯手做掉了胡雪巖。戶部銀行總行設在北京，其股本戶部認股半數，另一半由私人入股，為官商合辦銀行。席正甫的四個兒子先後投資其中，長子席立功在該行陸續開設了幾個股戶，戶部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後，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該行副理。【2】後來，戶部銀行改稱大清銀行，席裕光任大清銀行上海協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營口分行經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擔任漢口分行經理，後來擔任滙豐銀行副買辦長達10年。

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席家成為中國銀行的幕後「東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後「東家」就是滙豐銀行。除了英資體系，席家與日本銀行勢力關係也非同尋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為日本第三大財閥住友銀行的買辦，在位長達15年，席家的女婿葉明齋擔任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買辦長達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