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技術部裡坐著一些蹩腳貨，還有一些更蹩腳的在鋼鐵廠裡，指揮冶煉球墨鑄鐵，另一些在煉油廠指揮煉劣質柴油，所到之處都是一團糟，但是離了他們也不行。不管怎麼說，王二在這群人裡還算出類撥萃。他削好了鉛筆，忽然大廳裡響起了小號聲，還有一個壓倒卡羅索的雄渾嗓音領唱道：「happybirthdaytoyou！」他在一片歡聲笑語裡伸直了脖子，想看看這位壽星是誰。但是一把紙花撒到了他頭上。這個壽星老原來就是他自己。然後他就接受了別人的生日祝賀，包括了兩個女實習生的親吻，並且宣佈說，等你們結婚時，一人送一件毛衣。這是因為當時她們每個人都穿了一件毛衣——一件藍毛衣和一件紅毛衣，當然都是機織毛衣，看起來像些氈片，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適宜。而王二的手織毛衣都是工藝品，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這些毛衣需要些想象力才能看出是毛衣，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才能看出怎麼穿。但是穿上以後總是很好看。但是這兩記親吻帶來了麻煩——他上衣的口袋裡出現了兩張紙條。這肯定是她們塞進來的，但是各是誰塞的，卻是問題。有一個規定說，禁止把未患數盲症的人調離技術崗位，這就是說，技術部門實在缺人。還有一個規定說，女人不在此列。這就是說，領導機關也要些不是數盲的人，來擔任秘書工作。還有一條並不是最不重要，那就是秘書必須長得順眼，不能長得像王二一樣。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歲時考上工學院（工學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歲畢業，到技術部實習一年，然後到上級部門當秘書。此後很快就成了首長夫人。這是一條鐵的規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只要漂亮就可以。因為這個原故，工學院挑相貌，挑來桃去，簡直招不上生來。現在聽說條件放寬了，但是要籤合同，保證接受整容手術。我覺得以後可能會接受肯變性的男生。當然，這種貨色，就如藝術家改行的我們，是二等品。

有關藝術家改行的事，還可以補充幾句，我們改行後，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總得叫人家有事可幹嘛。而且藝術現在算是危險性工作了，它教化於民，負有提升大家靈魂的責任，是「靈魂的工程師」。萬一把別人的靈魂做壞了，你得負責任；這種危險還是讓數盲來承擔。假如大家都去當領導，領導就會多得讓人受不了，假如不讓人家當領導，人家又勞苦功高。所以就讓他們當特級作家、特級畫家，這還是虧待人家了。

4

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我那時只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只豬一樣能吃。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於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種特權。我們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著什麼封條。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裡，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乾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只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這一點，別的一概不知。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於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著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著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場只會增加我們的痛苦。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裡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裡扭來扭去。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掙扎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掛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著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這傢伙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佈散會。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演算法。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演算法。而在近似演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我們已經發明瞭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註釋，但是內容蹩腳之極。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著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誌（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號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對於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裡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假如畢加索活著，馬蒂斯活著，高更和莫奈都活著，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裡，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復活，替我來回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頂用的技術資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碟、磁碟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資訊。至於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這是因為一切資訊，尤其是外國來的資訊都是危險的。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祥，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在這種條件下，讓馬蒂斯來試試，看他能搞出些什麼！

會後小徐對我說：你把你的貝南木雕結我，我就給你算這道題。我說你媽逼你想什麼呢你，又不是我要算這道題。那時候我的臉色大概很難看，嚇得他連連後退，過了老半天才敢來找我解釋：「老大哥，要是你要算這道題我馬上就算，要你什麼我是你孫子！」

這時我已經恢復了老大哥的風度，心平氣和地說：我不要算這道題，是公家要算這道題。我盡心盡力要把它算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但它畢竟不是我的題。小徐說：只要是公家的題他就不算，這是他的原則。但是他不願為此得罪老大哥。我說：我怎麼會？堅持原則是好事。為了表示我不記恨他，我和他擁抱，吻了他的面頰，這讓我覺得有點噁心——這傢伙有點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對所有的人就必須一視同仁。

有關那件木雕，有必要說明幾句。那是上大學時非洲同學送我的，底座上刻著歪歪斜斜的中國字：老大哥留念——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個紀念品，其一，它說明我上大學時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說明有個黑人把我當成黑人。一般來說，我們黃種人總是被黑人當成白人，被白人當成黑人，被自己人不當人，處處不落好。我能被黑人當黑人，足以說明我的品行。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賣。只此一舉，就說明他要得數盲症了。

開完了數學討論會後，我坐到繪圖桌前，那個穿紅毛衣的實習生搬凳子坐在我身邊，假裝要幫我削鉛筆，削了幾下又放下了。說實在的，削鉛筆不那麼容易，刀子鈍筆芯糟，假如她只是心裡有話要說，那就是糟蹋東西。那孩子悄聲對我說：王老師，我會算這道偏微分題。我也悄聲說道：別管我們的事——輔導老師沒關照你嗎？她說：關照過的，但是我的確會算。我不理她（我還要命哪），她還是不走，這叫我心裡一動——於是我壓低了聲音說：讀過《1984》？她臉色緋紅，低著頭不說話。這就是說，讀過了。

我們過去都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卻不肯承認。明明學不會解偏微分方程（我們中間最偉大的天才也只會解幾種常微分方程），卻總妄想有一天在睡夢中把它解開，然後天不亮就跑到班上來，激動地走來定去，搓手指，把粉筆頭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來齊了，才宣佈說：親愛的老大哥，親愛的同事們，這道題我解出來了！！然後就在黑板上寫出證明，大體上和數學教科書上寫的一樣，只是在講解時雜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媽」之類的語氣助詞，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這些比喻和「操他媽」，證明就屬於我們了。講解者在這種時候十分激動並且能得到極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揮家在給大家講解「拉格朗日極值」時倒下去了，發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嗚呼。這種死法人人羨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喜歡女人來幫助我們。當然，有些少數喪失了自尊心的人也會這麼幹，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關於藝術家不得數盲症的機理，有必要講得更明確：我們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們。假如能弄懂，就會覺得沒有意思了。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太聰明，並且要保持藝術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堅持住。

另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薩克管的，是個美男子。因為在十幾歲時玩過一陣子無線電，速校畢業後負責電子工程。此人鑽研業務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發誓不把機率論裡的大數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喪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們部裡來了個小眼鏡，她說能證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居然讓美男子聽懂了證明。然後他就完全惟小眼鏡馬首是瞻。聽說他們在家裡玩一種性遊戲：小眼鏡穿著黑皮短裙，騎在美男子脖子上。後來她實習期滿要調到上級單位時，兩人就雙雙殉情而死——這當然又是小眼鏡的主意。剛畢業的女孩子總是對殉情自殺特別感興趣（她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讓我們一塊死吧！彷彿只剩下電死吊死還是淹死這樣一些問題），但是不能聽她們的，都死了誰來幹活？我就接到過多次同死的邀請，都拒絕了，是這麼說的：你能調到上面去很好呀，別為這個內疚；我們大男人，不和女孩子爭，等等。講完了，挨個耳光，事情就過去了。這是因為我從來不請教女人數學問題。假如請教過，知道了她們有多聰明——她們的美麗已經是明擺著的了——多半就沒有勇氣拒絕死亡邀請。這是活下去的訣竅。

有關這個訣竅，必須再說明一遍，因為它很嚴重。不能問女人科學問題，因為你已經四十多歲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會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數盲症，又有何面目活著？我們都在危險中，所以就不要讓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告訴你，你不會的她都會。這是因為你是男高音、畫家、詩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訣竅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話，我要與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惡活。我的兄弟們，我已經四十八歲了，還有一身病，但還在堅持。

5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總結一下。我像往常一樣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樣黃，自來水像往常一樣臭，像往常一樣，有人遇到了一道數學題，我們開會討論，並且像往常一樣沒有解出來。這都是表面現象。實際上，我比往常老了一歲，天比往常更黃了一點，自來水比往常更臭了一點，沒有解出的數學題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這個惡化的趨勢方面竭盡了心力：力圖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圖改進我的柴油機想讓它少冒點菸，力圖想出一種淨水器，力圖解出那道數學題，但是全都沒有結果。我們技術部裡每個人都在力圖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第一個問題除外），但是都沒有結果，因為他們都比我還笨。只有一個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數學題，其次，他是學化工的，在水處理方面肯定有辦法；最後，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給我純淨一點的燃料，柴油機就可以少冒一點姻。但是他什麼都不幹，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們的洋相後，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車。我有確實的情報，他是跑到上級那裡去打小報告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是去醫院看病——此種搞形說明他很快就會發數盲症。我應該不借他車，但是我不能。他說，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