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會元的朋友李奎東是個膀大腰圓的漢子，儀表堂堂，在國家某機關當處長，他在一間小會議室裡接待了我們。他和劉會元很親熱，有說有笑，我，沉默寡言地坐在一邊心情很黯淡。剛才劉會元告訴我，昨天晚上警察搜了我家，來了不少警車，院裡都傳遍了，說我犯了大案畏罪潛逃了。警察還找了他和吳胖子查問我的去向，他們一概都回答不知道，警察好像知道的事不少。還問了那對新人和一個女的顯然是指李江雲。他們把那對新人的情況講了一些，對李江雲沒說什麼光說不認識。我非常擔心警察順著李江雲控著我。我相信警察一直在用一種巧妙的方式監視著我，我甚至懷疑這個儀表堂堂的處長，雖然他並不知道我的底細。

他和劉會元聊了會兒，拿過我帶去的照片看了片刻，又打量了我一下問我：「你找她幹嗎？」

我把我編好的一套偽託他人的完全無害的謊話說了幾句：「一個朋友要評職稱，想找她要回放在她那兒的畢業證，當時他們住在一起。」

「沒其它意思。」劉會元幫我說，「沒惡意，時間過去太長，人的變化太大，老地址已經找不著這人了。」

「這人現在住哪兒我也說不清了。」李奎東說，「我跟她分手也很多年了。我認識她後她就住在我家，所以別看我們有段時間很熟，要說她住在哪兒我也說不上來。」

「你們是哪年認識的？在哪兒？當時她是幹什麼的？

「當時……」李奎東停下來。「你問這些幹嘛？」

「我看你還是跟他說了吧？」劉會元對我說，「要不談起來也不方便。」

「好吧。」我把第二套謊話端出來。「她是我姐姐。十年動亂中我父母雙亡，我給寄送到外地的一個親戚家，姐姐去東北農村插隊，從此失去聯絡。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一點音信也沒有。只剩下這張照片不知道是哪年照的。要不是這張照片我連她模樣也記不住了。我想她這些年一定很苦，一個女孩子無依無靠四處飄泊，天下哪有那麼多好人。一想起這些我就心酸。」

「夠慘的。」劉會元說，「我們這哥們兒自個也夠慘的，所以我說這事無論如何我得幫他。」

「嗯，」我擤擤鼻涕對李奎東說，「我這不是要找誰算帳，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說句官話，帳全記在‘四人幫’頭上，我現在只想找著我姐姐，別的像你這種收留過我姐姐的人我只能說感激。」

「我們認識也得有十年了。」李奎東眨著眼兒不知所措地說，「當時我也剛從兵團回來，沒有工作，成天在家閒著。離我家不遠是紅塔禮堂，那會兒那兒老演外國片，沒事我就去那兒等票。那好像是春天，天還挺冷，還得穿大衣。那天紅塔禮堂演什麼片子我忘了，好象是《勇士的奇遇》。我在門口等票，電影都開演了。拿票的人全進去了，禮堂門口臺階上稀拉拉沒幾個人，我正想走，那個女的——你姐姐來了。穿著件軍大衣，手揣在兜裡從我身邊過，我問她有富餘票嗎？她瞧了我了眼點點頭說有，也沒有把票給我一起交給把門的撕了副券把我帶了進去。我說給她錢她也不要，這樣我們倆就一起看了場電影。看電影時我們胳膊肘挨在一起，散場後我問她有沒有事，她反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沒事我們一起去吃飯，她想了想就答應了……」

「後來呢？」見李奎東中斷了，我問，「就這麼簡單？」

「後來我們就認識了。」李奎東有些焦躁地說，我想他對一個不摸底的人講述這些很不情願。

「每次分手我們都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經過一個不長不短的過程，她就住在我家去了。她對我說，她也是剛從兵團回來家裡已無人，從我對兵團生活的瞭解看她的確在兵團幹過。我從沒懷疑過她，也沒道理懷疑。她是那種飽經風霜的人，對一切變化都採取泰然自若的態度，一切都不需要明說，一個眼色一個面部表情的微小變化都會使她立刻明白自己的處境和對方的意圖。她從不執拗他人，也不使他人為難，很溫順很平和，和她相處我很鬆弛，因此得出錯誤的印象認為她是個悽惻寡言的活動木偶。她很愛說愛笑也很風趣，在人多的場合從不怯場總能落落大方應何自如，這點劉會元可能知道。她沒有小家子自憐自愛的忸倔作態，同天真未琢的不同的是，她歡快並不恣肆，雍容並不輕浮。任何調笑撩逗一旦變味變得狎邪變得不尊重，她就立刻感覺出來。我不是說她就立刻形於色，她感覺得出來但含而不露。所以我說她飽經風霜，有一種超然物外的鎮定與從容，皮衷已鏽但汙無妨，當她垂下眼皮時你哪怕將她擁入懷中甚至浸入身體你也會感到她神飄天外與你距離遙遠。」

「她和人在一起時，用的名字是叫劉炎麼？」

「是的。我也一直懷疑這不是她的原名。就在我和她最熟識的階段我也總覺著她是個陌生人，一個隱姓埋名的女子，你知道嗎，她給我的不可捉摸的感覺太強了。」

「就為這和她分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