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其實與四川記者無關，他們只是轉述和詢問罷了，但我還是抱頭逃奔，只是為了不讓我的夥伴們聽見。這些夥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現在旅程還沒有結束，如果知道已經有人在報紙上如此說話，真不知會有什麼粗獷的反應。

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住拐寸它們的出現又似乎全部知道。它們讓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來了。

它們的出現不會改變我考察的結論，也不會影響我要向海內外同胞報告對中華文明重新認識的好心情。但是明顯的反差畢竟存在，而這種反差也關及文化。

其實幾平所有的中國r人都深有感觸：只要有人走了一條比較艱險的路，做了一件比較像樣的事情，立即總會被一些聲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會一再地對著中華文明發問：你那麼偉大，為什麼又那麼使人勞累？

劉長樂先生昨天送給我一本叫《東方主義》的書，我隨手一翻就讀到一段話，是一個叫約翰一布侃（如hnbuchan）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說的：

你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例子？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好頭腦，卻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創意殆盡，他們沒有方向，也沒有驅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來全足一場空，全世界都因此恥笑他們。

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國的過去和後來。中華文明的力量，不在於永遠不被人恥笑，而是遲早會結束被人恥笑的狀態。

但是，這段話中有一些關節仍然值得注意。我們在考察途中一再讚歎中國古代對於「外傷」（如遠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這段話則描述了一個「內耗」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聰明的頭腦加在一起必定什麼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學者梁漱溟先生的一個說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個文化講習班上發言。說他不贊成「中國進步太慢」的說法，因為慢也會積累進步，但按中國傳統文化的程式，再過多少年也造不了飛機和衛星，因此關鍵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沒把心思放在物質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際關係、人倫關係上了。一開始把心思放在人際關係和人倫關係上並沒有什麼不好。兩千五百年前，希臘哲人在大海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思考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歲別可邊思考人與人的關係。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的這種人世態度顯得那麼通俗和健康，這至少也是它長壽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於太重視人際關係，兩千多年下來，人際關係也就成了一種重要的生存資源。是資源必然引起爭奪，爭奪的主要方法是毀損對方的「人脈」和名譽，這就從正道變成了岔道。

在這條岔道上後來又遇上了「鬥爭哲學」，不少人更加習j慣了對一切探索者和創造者的「圍獵」，更加磨礪了抉微索隱、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的技巧，這是中華文明的雜質，不值得玩賞。

這次在國外我曾一再拜託夥伴們一起留心一個問題：這些各有危難的國家，有沒有一些共同超過中華文明的優點？大家反覆觀察，最後終於有了一個結論，這些國家的國民，從整體上比中國人單純。

得出這個結論有點痛苦，因為我們早已明白有些國家的文明生態是難以收拾的，但居然他們比我們單純！其實我們誰不知道，他們的單純就是隻顧自己，不大琢磨別人，結果反而彼此輕鬆。

按照梁漱溟先生的意見，我們必須重新喚回早期哲人留下的原則：初比尊重，互相禮讓。

百般使命，只要人際關係複雜，便什麼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遠，只要人際關係單純，便怎麼也走得通。因此，我扣夕寸中華文明前途的探討，放在簡化人際關係的迷魂陣之後。

寫到這裡車隊已到山西的平遙古城。七年前我為了探訪中國文化的一個重大失落，曾到這裡來苦苦尋找中國第家票號日升昌的舊址，和傑出的理財大師雷履泰的身影。今天，一切都變了，日升昌已闢為博物館，還鄭重地刻上了我在《抱愧山西》一文中的一段話，而雷履泰的故居也整理出來了。當地的各種人士，從官員到一般市民，見面總感謝我的那篇文章對晉中旅遊事業的推動，其實真正要道謝的是我，感謝這塊土地為我提供了考察的機會、寫作的契機。

像平遙這樣一直公開向我表示感謝．而其實應該反過來接受我感謝的地方還有很多，這一路上就遇上好兒個。車隊的夥伴們對於我與那麼多遙遠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深感奇怪。我說，很多年了，我先把腳步，再把思考，最後把生命都融人了這些地方，由此你們也會明白，當初我告別了什麼，逃離了什麼。我可能不會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離地，再去聽那些煩雜的聲音，是不可能的了。

抵達平遙前，我們在臨汾祭拜了堯廟。前些天，我們又在陝西祭拜了黃陵。祭拜黃陵時我們的祭文中有這樣一句：稟告祖宗，此行成矣。

是的，此行成矣。

2000年2月2日於平遙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