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託人認宦官魏忠賢做父親,其獻媚的態度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說他是敗類,撤了他的官職。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
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作同黨關入死牢。他也沒覺得什麼,天天在獄中搶掠其他罪犯的伙食,吃得飽飽的。
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惡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我做過知縣怎麼著?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裡!你來打嗎?我已經嚥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說什麼也多餘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型別的小人顯得活躍。他們像玩雜耍一樣交替玩弄著誣陷、偷聽、恫嚇、欺詐、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引蛇出洞、聲東擊西等技法,別人被這一切搞得淚血斑斑,他們卻談笑自若,全然不往心裡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是年輕人,其實未必。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謝國楨先生曾經記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他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裡混過事,人生歷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擾百姓。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間那些有流氓習氣的年輕人並不屬於這個範圍。
文痞型小人:
當上述各種小人獲得一種文化載體或文化面具時,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卻被套上了一個「痞」字,是因為他們的行事方式與市井小痞子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他們都是以攻擊他人作為第一特徵;攻擊的方式是擲穢潑汙,侵犯他人的名譽權;對於自己的劣行即使徹底暴露也絕不道歉,立即轉移一個話題永遠糾纏下去,如此等等。
但是,文痞型小人畢竟還算文人,懂得偽裝自己的文化形象,因此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疾惡如仇。他們知道當權者最近的心思,也瞭解當下輿論的熱點,總是丟擲一個個最吸引眾人注意力的話題作為攻擊的突破口,順便讓自己成為公眾人物。
在古代,血跡斑斑的文字獄的形成,最早的揭發批判者就是他們;在現代,「文革」中無數冤假錯案的出現,最早的揭發批判者也是他們;在當代,借用媒體的不良權力一次次圍諑文化創造者,致使文化嚴重滯後的,也是他們。他們不斷地引導民眾追惡尋惡,而最大的惡恰恰正是他們自己。
我曾經做過幾次試驗,讓一些德行高尚的文化人來排列古代、現代、當代的文痞型小人名單,結果居然高度一致,可見要識破他們並不難。但是,在當今中國,文痞型小人仍然特別具有欺騙性和破壞性,因為他們利用廣大民眾對於文化的茫然、對於報刊的迷信,把其他型別小人的區域性惡濁裝潢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汙染。因此,他們是所有小人中最惡劣的一群。
影響雖大,但他們的人數並不多,這可能要歸功於中國古代的君子觀念的滲透。歷來許多文人有言辭偏激、嘲謔成性、行止不檢、表裡不一等缺點,都不能目之為文痞型小人。
四
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小人並沒有什麼權力背景、組織能力和敢死精神,為什麼正常的社會群體對他們也失去了防禦能力?如果我們不把責任全部推給此前的專制王朝,在我們身邊是否也能找到一點原因?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觀念上的缺陷。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社會上特別痛恨的都不是各種型別的小人。我們痛恨口出狂言的青年,我們痛恨死死糾纏異性的情痴,我們痛恨極端的激進派或保守派,我們痛恨跋扈、妖惑、酸腐、固執,我們痛恨這痛恨那,卻不會痛恨那些沒有立場的遊魂、轉瞬即逝的笑臉、無法驗證的美言、無可檢收的許諾。
很長時間我們都以某種意識形態的立場決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這方面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時討好兩面,至少被兩面都看成中間狀態的友鄰。
我們厭惡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們厭惡野蠻,小人在多數情況下不幹血淋淋的蠢事。結果,我們苛刻地垂顧著各色人等,卻獨獨把小人給放過了。
第二,情感上的牽扯。
小人是善於做情感遊戲的,這對很多勞於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來說正中下懷。
在這個問題上小人與正常人的區別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內心開始的,小人的情感遊戲是以揣摩對方的需要開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準,人們一下就進入了他們的陷阱,誤認他們為知己。小人就是那種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卻曾有很多人把他誤認為知己的人。
到後來,人們也會漸漸識破他們的真相,但既有舊情牽連,不好驟然翻臉。
我覺得中國歷史上特別能在情感的迷魂陣中識別小人的是兩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們的千古賢名,有一半就在於他們對小人的防範上。
管仲輔佐齊桓公時,齊桓公很感動地對他說:「我身邊有三個對我最忠心的人,一個為了侍候我自願做太監,把自己閹割了;一個來做我的臣子後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看過父母;另一個更厲害,為了給我滋補身體居然把自己兒子殺了做成羹給我吃!」
管仲聽罷便說:「這些人不可親近,他們的作為全部違反人的正常感情,怎麼還談得上對你的忠誠?」齊桓公聽了管仲的話,把這三個小人趕出了朝廷。
管仲死後,這三個小人捲土重來,果然鬧得天翻地覆。
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難於盡舉,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諫議大夫程師孟,他有一天竟然對王安石說,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體越來越好,而自己的內心卻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先死,您就會給我寫墓誌銘,好流傳後世了。」
王安石一聽就掂出了這個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會。
只有像管仲、王安石這樣,小人們所佈下的情感迷魂陣才能破除;但對很多人物來說,幾句好話一聽心腸就軟,小人要俘虜他們易如反掌。
第三,心態上的恐懼。
小人和善良人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長的情誼上的「蜜月期」。當善良人開始有所識破的時候,小人的撒潑期也就來到了。
平心而論,對於小人的撒潑,多數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實際上膽子有多小,撒起潑來卻有一種玩命的表象。好人雖然不見得都怕死,但死也要死在像樣的地方;與小人玩命,他先潑你一身髒水,把是非顛倒得讓你成為他的同類,就像拉進一個泥潭翻滾得誰的面目也看不清,這樣的死法多窩囊!
因此,小人們用他們的骯髒,擺開了一個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戰場都令人恐怖的混亂方陣,使再勇猛的鬥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在很多情況下小人不是與你格鬥而是與你死纏。他們知道你沒有這般時間、這般口舌、這般耐心、這般情緒,他們知道你即使發火也有熄火的時候,只要繼續纏下去總會有你的意志到達極限的一刻。他們也許看到過古希臘的著名雕塑《拉奧孔》,那對強勁的父子被滑膩膩的長蛇終於纏到連呼號都發不出聲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沒有法律管小人?很難。小人基本上不犯法。這便是小人更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滸傳》中的無賴小人牛二纏上了英雄楊志,楊志一躲再躲也躲不開,只能把他殺了,但犯法的是楊志,不是牛二。
小人用卑微的生命貼上住一具高貴的生命,高貴的生命之所以高貴就在於受不得汙辱,然而高貴的生命不想受汙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一旦付出代價後人們才發現生命的天平嚴重失衡。
這種失衡又倒過來在社會上普及著新的恐懼:與小人較勁犯不著。中國社會流行的那句俗語「我惹不起,總躲得起吧」實在充滿了無數次失敗後的無奈情緒。誰都明白,這句話所說的不是躲盜賊,不是躲災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著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無知者羨慕,他們的隊伍擴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誤。
中國歷史上很多不錯的人物在對待小人的問題上每每產生策略上的失誤。在道與術的關係上,他們雖然崇仰道,但因為整個體制的束縛,無法真正行道,最終都垂青於術,名為韜略,實為政治實用主義。
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一大特徵,就是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政敵。這樣做初看頗有實效,其實後果嚴重。政敵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對付政敵,在某種意義上是利用小人撲滅政見不同的君子,在文明構建上是一大損失。
如果是利用小人來對付小人,那就會使被利用的那撥小人處於被弘揚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將邀功論賞、發揚光大。
中國歷史上許多英明君主、賢達臣將往往在此處失誤,他們獲得了具體的勝利,但勝利果實上充滿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們只問果實屬於誰而不計果實的性質。因此,無數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構成文明的積累。
第五,靈魂上的對應。
有不少人,就整體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勢和境遇下,靈魂深處也會悄然滲透出一點小人情緒,這就與小人們的作為對應起來了,成為小人鬧事的幫手和起鬨者。
謠言和謊言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市場?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但居然會被智力並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只能說是傳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
只要想一想歷來被謠言攻擊的物件,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別人暗暗嫉妒卻沒有理由被公開詆譭的人物,我們就可明白其中的奧秘了。謠言為傳謠、信謠者而設。按接受美學的觀點,謠言的生命紮根於傳謠、信謠者的心底。如果沒有這個根,一個謠言便如小兒夢囈、腐叟胡謅,會有什麼社會影響呢?
一切正常人都會有失落的時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長嫉妒情緒,一聽到某個得意者有什麼問題,心裡立即獲得了某種竊竊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碼的常識和邏輯,也不做任何調查和印證,立即一鬨而起,形成圍諑。
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遺憾自己在名望和道義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個機會能在攻擊別人過程中獲得這種補償,也會在猶豫再三之後探頭探腦地出來,成為小人的同夥。
如果僅止於內心的些微需要試圖滿足,這樣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覺會使他們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開始只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心對立而已,而一旦與小人合伴成事後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們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難以救藥了。
從這層意義上說,小人最隱秘的土壤,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即便是吃夠了小人苦頭的人,一不留神也會在自己的某個精神角落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麼,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顯然沒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少。
我認為,最根本的是要不斷擴大君子的隊伍,改變君子和小人的數量對比。一定需要有一批人成為比較純粹的君子,而不受任何小人生態的誘惑。
君子的古代標準,也就是他們與小人的原始區別,我們的祖先早有教導,例如「君子懷德」、「君子坦蕩蕩」、「君子求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等等。這些教導,對君子的風範、目標和生態做了經典描述。君子的現代標準,就要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一系列全人類公認的價值標準,諸如人權、人道、民主、自由、互助、慈善、環保,等等,並由此展現出更加關愛蒼生、犧牲自我、溫和堅毅、光明磊落的風範。
真正的君子行跡,是一種極其美好的人生體驗。只要認真投入,很快就能發現,自己什麼也不害怕了。過去想做君子而猶豫,不就是害怕小人嗎?一旦成了真君子,這種擔憂就不再存在。
不再害怕我們害怕過的一切。不再害怕眾口鑠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蠅成陣,不再害怕陰溝暗道,不再害怕那種時時企盼著新的整人運動的飢渴眼光,不怕偷聽,不怕恐嚇,不怕獰笑,只以更明確、更響亮的方式,在人格、人品上昭示出高貴和低賤的界限。
此外,有一件具體的事可做。我主張大家一起來認真研究一下從歷史到現實的小人問題,把這個問題集中談下去,總有好處。
想起了寫《吝嗇鬼》的莫里哀。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根治人類身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吝嗇這個老毛病,但他在劇中把吝嗇解剖得那麼透徹、那麼辛辣、那麼具體,使人們以後再遇到吝嗇,或者自己心底再產生吝嗇的時候,猛然覺得在哪裡見過,於是,劇場的笑聲也會在他們耳邊重新響起。那麼多人的笑聲使他們明白人類良知水平上的是非。他們在笑聲中莞爾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悄地上升了一小格。
吝嗇的毛病比我所說的小人問題輕微得多。鑑於小人對我們民族昨天和今天的嚴重荼毒,微薄如我們,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樣把小人的行為舉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於世,然後讓人們略有所悟呢?
研究小人是為了看清小人,給他們定位,以免他們繼續以無序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生活的各時各處,使人們難以招架。研究僅止於研究,儘量不要與他們爭吵。爭吵使他們加重,研究使他們失重。
雖然小人尚未定義,但我看到了一個與小人有關的定義。一位美國學者說:
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裡的時代。
這個定義十分精彩。小人總有,但他們的地位與時代本身的重量成反比。既然專制極權和政治亂世造就了小人,既然庸眾意識和恐懼心理助長了小人,那麼,如果出現了一種強大的精神氣壓,使小人在社會上從中心退到旁側、從高位降到低位、從主宰變成贅餘,這個時代已經在問鼎偉大。
我們的時代已經出現了一些好的趨勢。快速推進的時代節奏,無限開闊的全球視野,漸漸使很多小人的行為越來越失去效用。前幾年還在鬧騰的事件,現在一看全變成了笑話。尤其是那些以折騰人著稱的「大批判專家」,連名字也完全被人們淡忘。
但是,我們的時代與偉大顯然還有距離。大家已經發現,主要距離在於精神文化方面;大家沒有發現的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者其實不少,卻仍然被小人啃噬著。中國民眾固然已經厭煩小人了,但是,以往很多年被小人扯來扯去的視線,至今還沒有恢復仰望精神文化的功能。結果,小人被冷落了,而精神文化也被冷落著。
我相信,這種雙向冷落只是一個暫時的過程。
最後我必須補充一個觀點才能結束本文,那就是:儘管小人在整體上禍害久遠,但就他們的個體生命而言,大多也是可憐人,包括其中最令人厭煩的文痞型小人,無非也就是一些喝了「狼奶」的失敗者和抑鬱者。他們,還有被拯救的可能。
冷落他們,擱置他們,然後拯救他們,這便是當今君子的責任。
說到底,他們是在一個缺少關愛的環境里長大的一群,因此也應該受到關愛。我們鄙棄的,是他們以往的作惡方式,以及他們在歷史上的集合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