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這也就是一種憑藉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盛行，則是和當時的選舉制度分不開的。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第三頁。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的時候不經意地編出了不少文集，否則很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藪》和元結的《文編》，當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他們兩人也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成為頭名狀元的故事載於《集異記》，明代傳奇《鬱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
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歷於長安上層社會，特別為岐王所看重。科舉考試將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狀元。王維聽說，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就請岐王幫忙。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爭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
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樣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公主見王維奏曲精妙，大為讚賞，岐王便說：「他不只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覆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於你的手筆！」於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
王維言談間詼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
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
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別的人作為第一人選。」
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別人託的。」
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考官。於是，王維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
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雖然很可懷疑，但《集異記》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係，卻十分可信。
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讓我對這件事有了最可靠、最感性的瞭解。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西元八○○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內。我把他的這封信，翻譯成了白話文：
這些天，您府上拜謁者如林，自薦者如雲，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您為他們吹噓張揚。我不來拜謁，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給您，說明我的目的與他們不一樣，就憑這一點，您也該特別關注一下了。
我只想誠懇求教，因為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瞭解別人容易，瞭解自己困難。很傑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卻又自以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讓他們各歸其位。
您是天下文宗，當代權威，因此我願意向您袒露自己的內心：我白居易是個平民，上無朝廷援助，下無鄉紳抬舉，敢於到京城來應試完全是憑了文章，到時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斷。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進還是可退，自己卻不甚清楚，因此請您幫我裁定一下。特送上雜文二十篇、詩一百首，請您在公餘之暇隨手翻翻。如果覺得可進，請發一句話，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覺得不可進，也請發一句話，我就甘心退藏。是進是退，我心中已鬥爭多時，現在就等您一句話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陳京到底有沒有發話，我們並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隱、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只是一個契機，圍繞著它，進行著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
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別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著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做法上確實很不規範，但某種原始性的可喜魅力也就隱藏在這種不規範之中。
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無視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魅力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定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徹底搞糟。
科舉考試中的推薦，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產生。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敵不過陰暗伎倆。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地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唯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爭，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之的事。
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於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
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資訊，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發榜的那一天。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
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跡，乾脆僱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科舉考試決定著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拼著性命來做手腳。官方發現後立即採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迴圈往復，日臻精微。
我曾參觀過一堆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實物，發現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下。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乾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裡。
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汙黑也就與可憐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無能之輩。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著考試的考官說不定當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歷史，儘管他們在文化才能上還是合格的。
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只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查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長期對作弊者保留著一種真誠的氣惱，今天有權了，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
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還是要交給看守考場計程車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
據說連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們對於應考計程車子們渾身上下都要細細摸查的做法後也大不以為然，對大臣們說：這些都是讀過聖人詩文的人，怎麼能像對付盜賊一樣來對付？但是即便朱元璋也無法阻止一種整體機制的必然惡果，明代的搜查更加嚴格。據《霞外捃屑》卷五所記，考場門口出現的情景是：「上久冰凍，解衣露立，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懷挾也。」
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還要察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為了防止在羊皮襖裡挾帶，規定考生進考場穿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紛亂的羊群。
這景象在我想來是怵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群讀書人，只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只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說起來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時既然允許推薦和自薦，整體氣寬鬆，不太把這種小手小腳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就是一個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試中替別的考生寫文，當「槍手」，遠近聞名。西元八五八年會試，考官們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擺出，直瞪瞪地注視著他，看到他寫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場了，也就鬆了一口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次，他已經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試卷！
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槍手」替別人考試，查出後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里流放。
七
一種巨大的不信任，橫亙在考場內外。
乍一看，考場門口如狼似虎的兵士顯示著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實際上這只是整體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推薦和自薦的行不通，首先不在於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而在於社會對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確地指出，推薦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為「其取人畏於譏議，多公而審」（《容齋隨筆》卷五《韓文公薦士》）。推薦錯了人，整個社會都會譏議，這是任何自愛的正派人都不願意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審。只要珍惜自己的社會聲譽，也就有了整體意義上的默契和保證，一切推薦、擔保、允諾都因公正而變得合理，反之，則會破碎。
但是，我們的考官很難維護住自己的聲譽，原因不在於品質而在於機制。品質再好的考官，在機制上也具有多方面的可攻擊性，因此是極其脆弱的。
其一，權力網路上的可攻擊性。
考官在官場上，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員。是官員，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顧及和忌避的地方，這與考場法則有根本性的矛盾。
他當然可以宣言只顧考場不顧官場，但如果真是這樣，他裁斷考卷的權力是誰給的？反過來，倘使太顧官場，他作為考場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會汙漬斑斑。多數考官都想在兩相平衡中稍稍偏向於文化形象，但事實上很難做到。
唐德宗貞元年間，禮部侍郎權德輿主持考政，皇帝的寵臣李實暗示他幾個必須照顧的人選，權德輿拒絕了。李實大怒，乾脆公然提出二十個人的名單要權德輿接受，而且二十個人的前後名次也排定了。李實對權德輿說：「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錄取，否則，你就會被貶謫到外地，到那時後悔莫及。」這下權德輿不能不陷於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實的話辦，必然被社會恥笑；但不按他的意思辦，他一定會到皇帝那裡誣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實不能再胡作非為。但李實對權德輿說的那番話，歷來有很多考官都聽到過，他們不可能都正巧遇到皇帝死亡、改朝換代。他們會怎麼做，可想而知。
其實，比權德輿受到李實威脅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禮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說明問題。令狐峘擔任主考官以來，高官中薦託的人很多，但名次數額有定，當然不能全部滿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圖扳倒他作為報復。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收到當朝宰相楊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顧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別的官員揭露，甚至也怕宰相是有意試探，想來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來信上繳給皇帝。
皇帝見信後把宰相找來問了一下，宰相楊炎見自己寫給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裡，十分氣憤，就向皇帝反訴令狐峘。皇帝總是更相信宰相的，聽完之後就罵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貶了。在這裡，作為主考官的權力不堪一擊。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考官的是非特別多。西元八二○年禮部侍郎李建主持科舉考試，事後朝廷認為他「人情不洽」，讓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實上並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沒有遵從幾項請託。白居易後來說他「在禮部時，以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徐松說他「蓋不聽譭譽，故不免於遭謗也」。但白居易、徐松說這些話的時候，均已蓋棺。
令狐峘們一個個被貶了，李建們一個個被調任了，只有那些絕不像他們那樣做的考官們誠惶誠恐地在考場上正襟危坐。他們明白，考場只是官場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馴順的官員而不能是剛正的學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麼，沉下心，換成人情練達。
練達是為了自我安全而機敏斂藏，是為了避謗躲毀而察言觀色，是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溝通。練達在無奈中，勞累在靈活中，失落在機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聲譽上的可攻擊性。
一個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社會聲譽之高簡直無與倫比。朝廷為了強調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聲譽。上文提到過的唐代進士及第後有「拜謝座主」的儀式，便是其中一個措施。座主就是考官，進士拜謝座主，既有真誠的感激，也有實利的考慮。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稱門生必為自己增光，也許今後會出現更多提攜的機會。
拜謝那天，新科進士們由狀元帶頭，騎馬來到考官宅前，下馬後恭敬而立，把名紙呈進去通報。被迎進庭院後，列隊向東而立，考官則向西而立面對他們，接受拜謝。
集體拜揖、狀元致辭、各別拜揖，然後每位進士一一自報家門，儘量把自己親族中有點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碰巧，也會有考官同宗親戚中了進士，而這位進士在輩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麼辦呢？按照慣例，進士必須自稱為侄，而尊考官為叔。（參見《唐語林》卷八補遺）
讓叔叔張口叫侄子一聲叔叔，他們兩人都會震顫，但震顫得最強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僅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讓家族倫理結構為之顛倒！
不僅如此，門生對座主的報答也是終身性的。連柳宗元都說：「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東先生集》卷三十，《與顧十郎書》。）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厭惡門生中那種一開始畢恭畢敬，到後來忘恩負義的人物，而他們的厭惡在當時幾乎也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絕大多數門生會永久地效忠座主，不願被大家目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為座主也就擁有一筆比什麼都要貴重的生命財富。
以賢明著稱的唐代主考官崔群與夫人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夫人勸他什麼時候為子孫置幾處莊園，崔群笑著說：「別擔心，我已在全國各地置下了三十處最美的莊園。」夫人大為驚訝，崔群解釋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時，錄取了全國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們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莊園啊！」把一個個門生比作一座座莊園，實在將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表達得淋漓盡致。
不管荒蕪不荒蕪，這些有趣的談論顯然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前提：科舉考試是國家行為，考試的結果怎麼轉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財產？
柳宗元不是主張過門生對座主的忠誠嗎，但他又討厭文壇上那些拉幫結派之徒，憤怒地指斥他們「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河東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講人道序》。）柳宗元的厭惡很能代表當時的文化良知，但這種幫派之風恰恰與他稱頌過的座主和門生的關係直接牽連。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處於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復出當權，總要對科舉制度作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門生之間的膠固關係。他在《停進士宴會題名疏》中指出，及第進士是國家挑選的「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會昌一品集》補遺。）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門生這些名號；進士們錄取後可以去參見一次考官，今後再也不允許成群結隊地去拜謁了；曲江宴、雁塔題名之類立即停止；及第進士三五人自己慶賀宴樂一下可以，但不許把當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來盛宴。
李德裕的這些措施，顯然是針對由科舉考試所形成的幫派的。但隨著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貶，這些措施也就煙消雲散。
但是，一切有頭腦的政治家或遲或早都會重新發現李德裕所指出的問題。北宋建隆年間朝廷明確下詔，不準把主考官稱為「恩門」、「師門」，錄取考生也不準自稱是某某考官的「門生」，違者就算犯法。對於這個問題，說得最尖銳的是清代學者顧炎武。他指出，正是座主和門生的關係，導致歷來「朋黨之禍」。也就是說，科舉制度直接造成了社會禍亂之源。這與科舉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其三，文化資格上的可攻擊性。
既然考官們在權力和聲譽上都難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資格了。但可悲的是，他們在文化資格上也沒有把握。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文人評鑑文化水平的標尺往往不在於宏觀識見而在於細節記憶。一有細節上的記憶失誤，立即鬨傳為笑柄。
中國文化擁集著多少細節啊，但人們總是在一筆之誤、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來否定一個人的整體文化。考官對考生是這樣，社會對考官也是這樣。這種傳統一直延伸下來，直到今天，有些歷史學家在嘲謔科舉考試是一場不學無術的騙局時，往往也動用了一些文化細節，這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古代，考官們為了避免任何一點文化缺漏，將會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明正德六年（西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會試，考試後公佈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知識性的誤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褒揚的十個弟子和後來配享的十個弟子有點混淆。考官閱卷時可能忽略了這一點。落第考生知道後大譁街市，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了臉，自認晦氣不敢吭聲。
在這種心態下，可能產生的笑話反而更多。乾隆年間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兩棵槐樹之間有一口井，不知怎麼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裡典故太少，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這一來，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那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這位考生竟被取為解元。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他實在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因而只能閉一隻眼睛算這個考生「用典有據」。
這種麻煩連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考卷中有「閭面」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以「閭面」對「簷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
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不會太暢快，因為深不可測的中國文化幾乎能為任何一種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據，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
那麼，考官應該以哪一條水平線來與考生對位？誰也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客觀標準，只相信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左右著棄取，便暗暗地用抓鬮的辦法來領悟「文昌帝君」的旨意。例如清道光年問的穆彰阿，就是這麼幹的。
考官們在文化資格上還受到更惡性的挑戰，即由文化細節而直接誘發政治威懾。考官們不僅避不開朝廷的斧鉞，而且也躲不過考生的利劍。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元七三六年李昂任考官，考生李權通過親戚鄰居的關係來走門路，性子剛直的李昂召集起考生當眾責斥李權，並把李權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來貼在街上。於是李權決定報復，他找到李昂，出現了以下一段對話——
李權：古人說過，來而不往非禮也。我的文章不好，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傳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嗎？
李昂：有何不可！請吧。
李權：有兩句詩，「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是主考大人寫的嗎？
李昂：是的。
李權：您詩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這個典故是說古代的堯帝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統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權位禪讓給許由，沒想到許由不僅不想掌權，而且根本不想聽讓他做官的話，認為那是最壞的話，聽到後還到水邊去洗耳朵。
李昂：……
李權：今天我們的皇上年富力強，還遠沒有衰老到退位的年歲，而且皇上好像也沒有把皇位讓給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幹什麼呢？
聽了李權這番話，李昂身為考官卻惶駭萬狀，一下子軟了下來。李權的做法，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文革」災難中「造反派」暴徒通過「咬文嚼字」來誣陷栽贓的伎倆。
以前我們更多地關注科舉考試中考生們的悲哀，結果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惡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鬧。但是，當我們的視線一旦停留在考官們身上，發現他們也處在一種極其脆弱又極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麼我們就會明白：科舉考試本身是一個全方位的悲劇。
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種千年的無奈。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
八
科舉考試最終的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
其實，這也是一個千餘年傷透了腦筋的老問題。歷來很多有識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為此而唇槍舌劍，激烈爭論。考試主持者們也曾做過一系列試驗，一次次地改革考試內容，力圖使它更適合於選拔管理人才。
考試中究竟是側重詩文經典，還是側重社會實務，是人們討論的一個難點。在唐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十分重視時務策論，例如元結任州試考官時曾出過這樣幾個試題：
一、你認為應該如何消解當前的強藩割據？
二、你認為應該如何使官吏清廉，斷絕他們的僥倖所得？
三、你認為應該如何使戰亂中流離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種？
四、你知道粟帛估錢的情況嗎？
在大詩人杜甫出的試卷中，有「華陰的漕渠如何開築為宜」、「兵卒如何輪休」等題目。白居易則問考生「如何改進各級官員的薪俸制度」、「如何解決當前社會上出現的農貧商富的問題」等等，都非常切於實用。
這些試題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不錯，但我們也不能褒揚過甚。沉溺於詩賦考試固然太侷限了，但是，能對身邊的現實問題發表一點議論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麼人才。
更何況，在考試中討論身邊的具體問題，閱卷的困難很大。考官自己對這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很容易成為一種取捨標準，但這是不公正的。正因為這樣，一些大學者倒並不傾心於這方面的改革，他們覺得科舉考試也就這麼回事了，靠幾道試題來斷定什麼考試有用，什麼考試無用，未免顯得武斷。
蘇東坡說：
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
（《東坡奏議集》卷一）
「均為無用」、「不過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說得更透徹，他認為試題的變來變去並不會改變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試題出現了什麼方面的內容就會選拔到什麼方面的人才。考生總是那些讀書人，朝廷側重考什麼內容，他們就作什麼方面的準備。
蘇東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籌，但作為稀世大才他們對人才的要求，與科舉考試想選拔的人才有較大的距離。
就一般人才的選拔而言，考試內容還是重要的。一定的試題定向，標誌著國家對人才的需求重點，也會對全國應試者的自我塑造起一個引導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標準越來越不明確，只靠著一種歷史慣性消極地維持著科舉。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識形態要求，考試內容越來越僵硬。終於，出現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僅內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許多聯接虛詞也是限定的。當然，這至少給考官閱卷帶來了不少方便，也使不同的考生納入了一種相同的可比性之中。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這是一種毫無社會責任和歷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的昏庸考試方式。全國士子為通過這項考試一年又一年地鑽研八股文的寫法，結果造就了大量的廢物。
對此，清代醫學家徐靈胎隨手寫的一首「道情」表達得很清楚。文中的「時文」，即指八股文：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題，兩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見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
事情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國際參照系生楞楞地出現在中國文人前面，無情的對比強烈到讓人眩暈。一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啊，怎麼考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這副模樣？
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或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僕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麼，十九世紀晚期的科舉考試是什麼樣子的呢？周作人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面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麼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裡，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知堂回想錄》）
齊如山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汙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裡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里加中外政治歷史。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為了迎合中外政治歷史的內容，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而且因為粗粗地知道他與中國項羽一樣是一位以失敗而告終的勇猛戰將，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麼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見舒蕪《項羽拿破崙論》、吳小如《〈項羽拿破崙論〉及其他》）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什麼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
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我想，這位考生敢於做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點「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的氣概。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制終於被廢除。
但是，廢除了科舉制度的中國有了新式教學，卻沒能從制度上解決管理人才的選拔問題。
新型的學者在成批地產生，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在一船船地回來，但管理他們的官員又是從何產生的呢？
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儘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是，今天當我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官吏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
九
科舉實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個歷史和民族都被它搞累，我寫它也實在寫累了。我估計，讀者也一定已經讀得很累，那就到此為止吧。走筆至此，滿心悵然。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應該對它低頭致敬。它以一千三百年的驚人堅持，在這麼遼闊的土地上實現了一個夢幻般的政治學構思。那就是，通過文化考試在全國男子中選拔各級管理者，使中華文明越過無數次滅亡的危機而浩蕩延續。正是這種延續，使我們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偉大精神力量，知道什麼是永恆的高貴，什麼是不朽的美典。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又要對它搖頭長嘆。它為了朝廷統治的人才需求而設定的文化關口，看似重視文化，實質敗壞了文化，尤其是敗壞了整個民族的集體文化人格。在歷代考生咿咿唔唔的文本誦讀聲中，中國文脈漸漸失去魂魄。
因此，由於它，中華文明一直保持著宏大存在，卻又未能走向強健。
十萬進士，如果站在一起，會是黑壓壓的一大片，望不到邊。這是人類智慧最大的聚合體，沒有什麼事情想不明白。只不過，當時他們每個人都只能想到與自己生命相關的一小段。現在把一小段、一小段全都連在一起了，他們便都陷入了沉默。對於科舉制度的整體結果，不管是正面結果還是負面結果，他們會很驚訝，卻不會過度興奮和沮喪。但他們一定都懷有期待，期待這片他們所熟悉的土地，能出現他們不熟悉的文化景象。
十萬個聰明人的沉默和期待，實在會讓後代心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