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已經說過很多遍，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說，儘量簡短一點。

這是一個在英雄的年代發生的悲慘故事。

匈奴無疑是漢朝最大的威脅，彼此戰戰和和，難有信任。英氣勃勃的漢武帝當政後，對過去一次次讓漢家女兒外嫁匈奴來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連向匈奴出兵而頻頻獲勝，並在戰爭中讓大家看到了傑出的將軍衛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上變得馴順，卻又不斷製造麻煩。漢武帝怎麼能夠容忍？便派將軍李廣利帶領大隊騎兵征討匈奴。這時又站出來一位叫李陵的將軍，歷史名將李廣的孫子，他聲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戰勝匈奴，獲得了漢武帝的准許。李陵出戰後一次次以少勝多，戰果累累，但最後遇到包圍，寡不敵眾，無奈投降。

漢武帝召集官員討論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責斥李陵。問及司馬遷時，他認為李陵的戰功已經遠超自己兵力所能，他一次次擊敗了敵人，眼下只是身陷絕境才做出此番選擇。憑著他歷來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會回來報效漢廷的。

漢武帝一聽就憤怒，認為司馬遷不僅為叛將辯護，而且還影射了李廣利的主力部隊不得力，因此下令處死司馬遷。

為什麼不能影射李廣利的主力部隊？因為李廣利的妹妹是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臨終前託漢武帝好生照顧哥哥。漢武帝出於對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極度的敏感保護著李廣利。這一切，都是司馬遷在回答漢武帝問話時想不到的。

說是處死，但沒有立即執行。當時的法律有規定，死刑也還有救，第一種辦法是以五十萬錢贖身，第二種辦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馬遷家庭貧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來。他官職太低，又得不到權勢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們，到這時都躲得遠遠的，生怕自己惹著了什麼。連親戚們也都裝得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誰也不願意湊錢來救其命。這時候，司馬遷只好「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司馬遷在監獄裡靜靜地等了一陣，也像是什麼也沒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選擇只有兩項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簡單、最自然的。在那個瀰漫著開疆拓土之勢、征戰殺伐之氣的時代，人們對死亡看得比較隨便。司馬遷過去侍從漢武帝出巡時，常常看到當時的大官由於沒有做好迎駕的準備而自殺，就像懊喪地打一下自己的頭一樣簡單，周圍的官員也不以為意，例如當時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都是這樣死的。這次李陵投降的訊息傳來，不久前報告李陵戰功的官員也自殺了。據統計，在李陵事件前二十餘年，漢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屬於非自然死亡。因此，人們都預料司馬遷必定會選擇痛快一死，而沒有想到他會選擇腐刑，承受著奇恥大辱活下來。

出乎意料的選擇，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這個理由的充分呈現，需要千百年的時間。

腐刑也沒有很快執行，司馬遷依然被關在監獄裡。到了第二年，漢武帝心思有點活動，想把李陵從匈奴那邊接回來。但從一個俘虜口中聽說，李陵正在幫匈奴練兵呢。這下又一次把漢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殺了李陵家人，並對司馬遷實施腐刑。

剛剛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訊息傳來——那個俘虜搞錯了，幫匈奴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個姓李的人。

五

司馬遷在監獄裡關了三年多，西元前九十六年出獄。

那個時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馬遷剛出獄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職不小的中書令。漢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監禁當一回事，甚至他並沒有把罪人和官員分開來看，覺得兩者是可以頻繁輪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歡做這種大貶大升的遊戲的，他們在這種遊戲中感受著權力收縱的樂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務，但此時的司馬遷，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據他在《報任安書》裡的自述，那個時候的他，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意氣風發再也找不到了。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覆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這段自述通俗似白話文，不必解釋了。總之，他常常處於神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扎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裡，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史記》。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史記》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匈奴列傳》，那是西元前九十年寫就的。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西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匈奴列傳》，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訊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清楚。

有學者從衛宏的《漢書舊儀》、葛洪的《西京雜記》和桓寬的《鹽鐵論》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歷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史記》，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

他知道只要歷史還沒有終結，《史記》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是「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歷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披閱越多，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動。

歷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歷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嘆、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歷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只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譁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散文」。

《史記》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歷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歷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態去把握，便越合適。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史記》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歷史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內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在他之前，文壇充斥著濃郁的辭賦之風。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礪音節。雖然確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態。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駢文，致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乾淨、樸實、靈動，包含著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著整齊的駢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態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適合當代人閱讀。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手筆。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致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駢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駢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後來又有一位官員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的人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迴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據說卻引起一片譁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偽文學形態」。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史記》，除了認識歷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司馬遷論稿》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史記》。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史記》，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看上去它只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別，但魯迅說了，與《離騷》相比，它只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於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