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久，牛就放開了腳步。大家在關口目送著，走了兩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著就塵頭逐步而起，罩著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看不見了。

老子的白口袋裡，裝著他在關口寫作並講解《道德經》的報酬——十五個餑餑，這又是魯迅的小說手法了。我喜歡魯迅對於老子出關後景象的散文化描寫，尤其是把白、黃、青全都變成灰色，再變成黃塵的色彩轉換。而且，還寫到關尹喜回到關上之後，「窗外起了一陣風，颳起黃塵來，遮得半天暗」。老子會怎麼樣，很讓人擔憂了。

不管怎麼說，這是中國第一代聖哲的背影。

關尹喜是怎麼處理那五千箇中國字的，我們不清楚，只知道它們是留下來了。兩千五百多年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上幾千年來被翻譯成外文而廣泛傳播的著作，第一是《聖經》，第二是《老子》。《紐約時報》公佈，人類古往今來最有影響的十大寫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學素養最高的德國，據調查，《老子》幾乎每家一冊。

四

老子寫完五千箇中國字之後出關的時間，我們也不清楚，只知道孔子在拜別老子的二十年後，也開始了長途跋涉。

其實這二十年間孔子也一直在走路、教育、考察、遊說、做官，也到過泰山東北邊的齊國，只是走得不太遠。五十五歲那年，他終於離開故鄉魯國，帶著學生開始周遊列國。

當時所謂的「列國」，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諸侯邦國，雖然與秦漢帝國之後的國家概念不太一樣，卻也是一個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和軍事實體。除了征服或結盟，誰也管不了誰。

孔子的這次上路，有點匆忙，也有點惆悵。他一心想在魯國做一個施行仁政的實驗，自己也曾掌握過一部分權力，但最後還是拗不過那裡由來已久的「以眾相凌，以兵相暴」的政治傳統，他被魯國的貴族拋棄了。

他以前也曾對鄰近的齊國懷抱過希望，但齊國另有一番浩大開闊的政治理念，與他的禮樂思維並不合拍。例如那位小個子的傑出宰相晏嬰，雖然也講「禮」卻又覺得孔子的「禮」過於繁瑣和倒退。更何況，孔子還曾為了魯國的外交利益得罪過齊國。因此，別無選擇，他還是沿著黃河向西，去衛國。

向西，總是向西，仍然是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二十年前到洛邑向老子問禮，也是朝西走，當時走南路，這次走北路。老子已經去了更西的西方，孔子怎麼也不會走得像老子那麼遠。老子的「道」，止於流沙黃塵；孔子的「道」，止於宮邑紅塵。

是啊，紅塵。眼前該是衛國的地面了吧？孔子仔細地看著路邊的景象，高興地說：「這兒人不少啊！」

他身邊的學生問：「一個地方有了足夠的人口，接下來應該對他們做什麼呢？」

孔子只回答兩個字：「富之。」

「富了以後呢？」學生又問。

還是兩個字：「教之。」

孔子用最簡單的回答方式表明，他對如何治國早就考慮成熟。考慮成熟的標誌，是毫不猶豫、毫不羅唆。

學生們早已習慣於一路撿拾老師隨口吐出的精金美玉。就這樣，師生一行有問有答，信心滿滿地抵達了衛國的首都帝丘。這地方，在今天河南濮陽的西南部。

孔子住在學生顏涿聚家裡。很快，衛國的君主衛靈公接見了孔子。

衛靈公一開始就打聽孔子在魯國的俸祿，孔子回答說俸米六萬鬥，衛靈公立即答應按同樣的數字給予。不需上班而奉送高官俸祿，這聽起來很爽快，但接下來的事情就讓人鬱悶了。孔子一路風塵僕僕，並不是來領取俸祿，而是來問政的，衛國宮廷沒有給他任何這方面的機會。反而，後來因為衛國的一個名人牽涉到某個政治事件，孔子曾經與他有交往，因此也受到懷疑並被監視，只能倉皇離去。

這個開頭，在以後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間不斷重複。

大多數國君一開始都表示歡迎和尊重孔子，也願意給予較好的物質待遇，卻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張，更加不希望他參與國政。

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離去，每次離去總是仰天長嘆，每次到達又總是滿懷希望。

正是這種希望，使他的旅行一直結束不了。

五

這十四年，是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這個年齡，即便放在普遍壽命大大延長的今天，也不適合流浪在外了。而孔子，這麼一位大學者，卻把垂暮晚年付之於無休無止的漫漫長途，實在讓人震撼。

更讓人震撼的是，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諷，有搖頭，有威脅，有推拒，有轟逐，卻一點兒也沒有讓他猶豫停步。

他不是無處停步。任何地方都願意歡迎一個光有名聲和學問卻沒有政治主張的他。任何地方都願意贍養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個話語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絕不願意這樣。

因此，他總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個時髦命題，東方華人世界也出現過「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的青年流浪者們，大多玩過幾年就結束流浪，開始用功讀書。他們有可能讀到孔子，一讀，他們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來早在兩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類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齡還在進行自我放逐，還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沒有下路、沒有回過故鄉！

最徹底的「現代派」出現在最遙遠的古代，這也許會讓今天某些永遠只會拿著歷史年表說事的研究者們稍稍放鬆一點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總有一種鴻蒙的力量支撐著他。一天孔子經過匡地（今河南長垣），讓匡人誤認為是殘害過本地的陽虎，被拘禁了整整五天。剛剛逃出，才幾十裡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場叛亂，被蒲人扣留，幸虧學生們又打鬥又講和，才勉強脫身。在最危險的時候，孔子安慰學生說：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說：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業不就落到我們身上了嗎？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麼從一開始就不會讓我們這些後輩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還想留住斯文，那麼這些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那次從陳國到蔡國，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戰場，大家近七天沒有吃飯了，孔子還用琴聲安慰著學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說：「我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為什麼總是徘徊在曠野？」

學生子路說：「恐怕是我們的仁德不夠，人家不相信我們；也許是我們的智慧不夠，人家難於實行我們的主張。」

孔子不贊成，說：「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為什麼伯夷、叔齊會餓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為什麼比干會被殺害？」

學生子貢說：「可能老師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處不能相容。老師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點？」

孔子回答說：「最好的農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讓人滿意。一個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學說有序地傳播，也不一定能被別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學說，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學生顏回說：「老師理想高，別人不相容，這才顯出君子本色。如果我們的學說不完善，那是我們的恥辱；如果我們的學說完善了卻仍然不能被別人接受，那是別人的恥辱。」

孔子對顏回的回答最滿意。他笑了，逗趣地說：「你這個顏家後生啊，什麼時候賺了錢，我給你管賬！」

說笑完了，還是飢腸轆轆。後來，幸虧子貢一個人潛出戰地，與負函地方（今河南信陽）的守城大夫沈諸梁接上了頭，才獲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擔著一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凡是君子都應該讓世間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間充分接受。

這個矛盾，高明如他，也無法解決；中庸如他，也無法調和。

在我看來，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為「君子」這個概念的主要創立者從一開始就把「二律背反」輸入其間，使君子立即變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須承擔這個矛盾。用現在的話說，一頭是廣泛的社會責任，一頭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對立、水火不容，卻在互相牴牾和撞閤中構成了一個近似於周易八卦的互補渦旋。在互補中仍然互斥，雖互斥又仍然互補，就這樣緊緊咬在一起，難分彼此，永遠旋動。

這便是大器之成，這便是大匠之門。

單向的動機和結果，直線的行動和回報，雖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卻永遠形不成雲譎波詭的大氣象。後代總有不少文人喜歡幸災樂禍地嘲笑孔子到處遊說而被拒、到處求官而不成的狼狽，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隱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樣陷於一端的孔子就不會垂範百世了。垂範百世的必定是一個強大的張力結構，而任何張力結構都必須有相反方向的撐持和制衡。

在我看來，連後人批評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餘的，這就像批評泰山，為什麼南坡承受了那麼多陽光，還要讓北坡去承受那麼多風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因為我是泰山。」

偉大的孔子自知偉大，因此從來沒有對南坡的陽光感到得意，也沒有對北坡的風雪感到恥辱。

那次是在鄭國的新鄭吧，孔子與學生走散了，獨個兒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門口。有人告訴還在尋找他的學生：「有一個高個兒老頭氣喘吁吁的像一條喪家犬，站在東門外。」學生找到他後告訴他，他高興地說：「說我像一條喪家犬？真像！真像！」他的這種高興，讓人著迷。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說法，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國歷史上難於實行，基於君子之道的治國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遠遠望去，就在這個道那個道的起點上，那個高個兒的真君子，卻讓我們永遠地感到溫暖和真切。

七

然而，太陽總要西沉，黃昏時刻的西風有點淒涼。

孔子回到故鄉時已經六十八歲，回家一看，妻子已經在一年前去世。孔子自從五十五歲那年開始遠行，再也沒有見到過妻子。這位在世間不斷宣講倫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顫顫巍巍地肅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歲時，獨生子孔鯉又去世了。白髮人送黑髮人，老人悚然驚悸。他讓中國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卻在他自己腳下，碎了。

此時老人的親人，只剩下了學生。

但是，學生啊學生，也是很難拉住。七十一歲時，他最喜愛的學生顏回去世了。他終於老淚縱橫，連聲呼喊：「天喪予！天喪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歲時，對他忠心耿耿的學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慘烈。幾乎同時，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學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這不斷的死訊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來求學的學生越來越多，他還在大規模地整理「六經」（即《詩》、《禮》、《樂》、《易》、《春秋》）。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這是一部編年史，從此確定了後代中國史學的一種重要編寫模式。他在這部書中表達了正名分、大一統、天命論、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會歷史觀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國精神。

一天，正在編《春秋》，聽說有人在西邊獵到了仁獸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動，覺得似乎包含著一種「天命」的資訊，嘆道：「吾道窮矣！」隨即在《春秋》中記下「西狩獲麟」四字，罷筆，不再修《春秋》。他的編年史就此結束，以後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獲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頭來，看著西邊。天命仍然從那裡過來，從盤庚遠去的地方，從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漸漸地，高高的軀體一天比一天疲軟，疾病接踵而來，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幾句。開口一試，聲音有點顫抖，但仍然渾厚。他拖著長長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頹乎！

樑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

唱過之後七天，這座泰山真的倒了。連同南坡的陽光、北坡的風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萬丈西風，頃刻凝縮到了他臥榻前那雙麻履之下。